抗战时期，广东各界踊跃捐机杀敌救国
2016-05-10 10:04:1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唐富满：华南师范大学思政中心副教授；欧阳湘，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点击： 复制链接
孙中山、宋庆龄在“乐士文号”前合影。
在1936年“还政中央”之前，广东的民间航空组织自成系统，与南京并没有隶属关系。1937年春，曾在上海组织航空运动的李大超奉命来粤筹备组织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省分会。当年8月9日，该分会正式成立于广州，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兼会长，李大超为总干事负责日常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该会曾一度停止活动。后韶关成为战时省会，该会渐次恢复工作。最初主要是催缴前述两次运动中各县市的积欠款。为催缴欠款，呈准省政府决定：公务员飞机捐款一概“免收汇费”。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广东分会经常性的募款活动，则是以发展会员、收取会费为形式的征求会员运动。按照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的规定，“征求会员为本会经常重要业务，规定每年举办一次”。广东也依此办理，尤以1944年度的征求会员活动较为壮观，省主席李汉魂兼总队长，并聘各区行政专员为副总队长、各县长为大队长，额定征求会员50万名，自本年11月1日开始至年底结束。
较大规模的专项募捐活动也时有举办。1941年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广东自当年“八一四”空军节（在1937年8月14日的“淞沪会战”中，我国空军有突出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把这一天定为“空军节”）起，至次年2月底结束。根据1941年8月29日的《广东省党团员捐款献机办法》规定，“凡属居留本省各地党团员，最低限度须捐国币一元，富有者应尽量捐”。
李大超称这次运动，“各界热烈响应”，成绩颇为可观。捐款所购飞机计有“大学生”号、“中学生”号、“小学生”号、“军党号”及“军民号”等。由航空协会广东省分会汇解重庆总会之献机捐款20余万元，其各县直接解缴者亦在50万元以上，仅《大光报》粤南版即经募15万多元。但实际上，捐献效果不容乐观。这次捐献，按人头最低要求一元。向称待遇丰厚的省银行系统所在的省政府区党部第13区分部，党员共“554人，每人捐1元，共计国币554元整”，绝无自认“富有”而多捐者。
抗战后期广东的捐款献机运动
1943年10月10日“国庆节”，将届67岁的蒋介石再一次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当局再一次为他献机祝寿。广东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学校献机1架，捐献代金30万元。除各职员捐薪一天外，不足之数由省政府先照数拨足，垫付广东省“各界向蒋主席献祝寿筹募委员会”汇解重庆总会。
“一县一机”运动，中国航空协会在抗战后期组织的最大规模献机运动，按照重庆政府的估算，列入战区的江苏广东等12省1040县的半数即520县，后方四川等10省的716县，合计1234县参加这项运动，加上重庆等大城市。“富庶的县市不止捐机一架，荒灾贫瘠的县份不易推行，如截长补短，最低希望一县一机，一千架的捐献数字，是可能的”。每架飞机价款20万元，1000架共需两亿元。重庆方面要求各地一律组织“一县一机运动劝募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劝募竞赛，以县为竞赛单位。
广东该项运动拟自1943年8月发动，次年7月底结束。按重庆当局的要求，列入战区的广东将近100县，捐献50架即可，但当局准备献机100架。对此，兼任劝募总队长的李汉魂相当乐观。他说，广东各县人口平均30万，“以三十万人来捐献一架飞机，每人所负担的数目实在不多”；而另一方面，“我们各县遭受敌机的荼毒，生命财产的损失，有时绝对不止一架飞机的价值”。在失去了富庶的珠三角地区之后，战时省会韶关肩负了重任。广东省政府制定了《韶关一市十机运动推行办法》，成立劝募总队和100个劝募大队，聘请该市各机关团体首长、各界名流、各大商号经理人为大队长。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首先发动捐献“广东合作”号飞机12架，其他如省银行、盐务局、邮政、电政也拟捐献多架。
捐购滑翔机，也是抗战后期一项比较大的“航空运动”。根据1943年有关方面公布的《广东省滑翔机经费募集分配办法》，全省滑翔机劝募数额暂定60架，每架价3万元，共需国币180万元。其分工办法为：各县市募集60%，公营事业占20%，各县市殷富募集10%，本会直接办理募集10%。此外还有以个人分配者，就党政军首脑部及其他热心人士募集之，并组织义卖义演义赛。按照稍后公布的《中国滑翔总会滑翔机劝募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滑翔机劝募办法》，各县市中承担捐机任务较多的县份为：高要劝募额24000元，殷商富户劝募额30000元；恩平分别为24000元、10000元；封川两项均5000元；高明、始兴，两项各分别为8000元、5000元，德庆、曲江两项各16000元、10000元。
民众捐机为救国
有道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反侵略战争。捐款捐物就是后方人民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而捐款献机运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陈嘉庚说，购机“寿蒋”的目的是“藉此唤醒同侨，使知国之当爱”。捐献活动往往能激励军健儿的抗战斗志，并形成良性互动局面。例如在1939年6月，“缅甸华侨号”战斗机在重庆上空与敌空战，功绩卓著，旅缅侨胞闻讯之余至为振奋，于同年10月10日再献机10架。“华侨捐机为救国”，国内捐款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样是高尚的。
就广东而言，捐机抗敌运动相对踊跃，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首先，“航空救国”历史传统的延续。广东是中国最早发展航空事业的地区之一。早在清末，冯如就曾在广州进行飞行试验。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航空救国”主张，主要实践基地就是广东。1923年8月，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军用飞机“乐士文一号”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试飞。宋庆龄亲自坐上飞机试飞。试飞成功后，孙中山题写了“航空救国”四字以资鼓励。广东的空军相对发达，后来南京政府空军的主要人物，大多隶籍广东或有在粤工作经历。除发展空军外，国民政府于1925年还发起了群众性组织“航空同志会”，在一年之内就曾吸收会员5000余人，筹得大量航空建设资金。军事委员会航空局航业处宣传科还编辑出版了《航空月刊》，刊用“或自撰或翻译或介绍航空事业的论著”。1929年，广东航空处长张惠长主持制定了全省各县分摊筹款购机40架的计划。因此，“航空救国”思想有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发动募捐的组织网络也相对健全。
其次，国家大局意识和“广东精神”效应。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革命正统”观念和“模范省”理想一直是广东实力派的金字招牌，也使得广东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气。在捐款献机方面，1937年“广东各界购机抗敌”宣传大纲标榜：广东“在昔已为经济文化之枢纽，亦民族革命所策源，当此中原板荡之秋，益负有复兴国家之使命。”日军“亦以吾粤地位重要，必欲毁我力量”。若我们“律以‘广东精神’，又岂敌人之暴力所能毁”。
最后，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出入境较为频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爱情热情，对现代化立体战争的清醒体认，对飞机的性能和空战的残酷有较深刻的认识，捐款献机的热情也比较高。
捐款献机运动成效不彰
抗战时期的捐机抗敌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加上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多通过祖居地捐款捐物，且侨汇较多，广东的募款能力是比较强的。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42次会议决议所作的“第一期全国航空救国运动捐购飞机预计表”中，各省共应募足75架，其中广东省的任务是5架飞机，与江苏、浙江等7省同列；在各大城市中，广州与上海一样，都是15架，高于北平的12架，南京、汉口、天津和青岛的各3架。省、市合计20架，相当于平津冀的总和，仅次于沪宁苏的23架。对照这个标准，广东捐款献机运动的成绩单难以令人满意。
一方面，殷商富户和达官贵人“按囊不动”。1937年广东所募救国公债，“类多中下层市民所出，凡军政商各界之富商钜贾，仍多按囊不动，故所认购债额，全为零星小数，而无百十万元之钜数”。据记者“臆测”，这些人拥财自乐，不愿捐献巨款和购买公债，大概有三种心理：一是军界官场“有贪污铲地皮之恶名”，有巨财之军阀官吏若“慨购钜额救国公债，则无异提供前曾搜括民财之铁证”；二是他们对于抗战必胜缺乏信念，“不如将此财物存储外籍银行，以为国亡逃难永作海外寓公之资本”；三是认国战后个人之地位毫无保障，有沦为灾难民之危险，故“于囊中财富乃特别重视”。这里说的是购买公债情形，但对于捐款献机运动也是适合的。1937-1939年广东各界购机抗敌运动募得国币447万元，真正向社会募得的并不多；个人捐款更只有区区4845元，除罗荔圃捐2000元外，都是零碎细数。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捐款热情也不高。例如，在1938年“八一三”献金运动中，广东明确规定了高级职员的最低捐献金额。中山大学最初没有规定月薪30元以内人员的认献数目，原为体恤他们所得微薄之意，“而今形同幸免”，无一愿意捐献，甘于放弃“国民应尽之义务”，引起社会不良反应。中山大学于是另拟薪低者献纳办法，规定“凡在实支25元以上者献1元，25元以下者献五角”。由会计室主任盛礼约呈准校长邹鲁公布施行。
捐款献机运动成效不彰，暴露了国民党的民众动员机制和执政能力存在的问题。按航空建设协会的规定：“各机关新旧任交接时，应将经办飞机捐款专案移交”。但实际上，“各机关来函凡未到任以前捐款，多诿诸前任经办，既无专案移交，亦不负责催解，似此玩忽功令，影响捐款，实非浅鲜。”
捐款被贪污或挪用
早在“一二·八”事变后，“航空救国”就在上海兴起了。国内外民众在捐款后，直接订购外国飞机的极少，多数是委托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代购。而国民党当局错误判断日本不会迅速发动战争，贻误了中国空军的发展建设机遇。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认为：各国制造的飞机更新、淘汰速度快，建议暂缓购买，结果巨额购机经费存在香港的银行里。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航空委员会才急忙订购飞机，经讨价还价和签约发货等一系列手续，中国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拟购飞机已无法运回，以致中国空军战机配备严重不足。结果，中日空军力量对比过分悬殊，尽管空军将士作战勇猛，但经消耗战后飞机严重减员，中国迅速丧失制空权。
更重要的是，这些款项还常常流入贪官污吏和奸商之手。把持捐务的商人大发横财，相关官员也可分肥。广州沦陷后，广东军政要员甚至“有大发国难财，剥削侨汇，暗中用物质资敌等办法，以图巨利者”。仅就献机捐款而论，中央的航空建设协会和航空委员会在经收献机捐款后也未必真正用于购机。据知情人披露，当时曾把航空队或航空学校里的旧飞机重新喷漆，再写上几个“××号”字样来充数，然后飞到命名典礼上表演一回。这样，寄托了民众“航空救国”梦想的献机款可能进了贪官污吏的腰包。
应该说，到抗战爆发前夕，民众献机捐款加上航空债券收入、航空奖券的“赢余”等项，中国积蓄了巨额航空建设款。有学者估算，仅30期航空奖券的“赢余”当不少于1亿元，按1936年每架10万元的物价水平，可购飞机1000架。从当时中国空军的实际装备来看，这笔巨款不是被贪污就是被挪用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10 10: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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