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风惨雨国劫日，狮子奋迅救难急——中国佛教界抗日救亡
2014-03-21 16:47:28  来源：中国佛学院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体恒法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场战争，它曾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带来无比沉重的灾难。下面就让我们从中国佛教的角度出发回顾这段特殊的历史，来看看日本侵略者当初是怎样的蹂躙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徒又是如何护国卫教的。

　　一、国破寺圮佛音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佛教

　　战争是什么？“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这就是战争。

　　　　　　　　　　　　　　　　　　　　　　　　　　　　　――《东史朗日记》

　　战争是可怕的，尤其是蓄意而为的侵略战争。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攻陷南京，短短几年，侵占我半壁江山。侵略者在中国表现出极端的野蛮和残暴，他们对中国人民实行“从精神上摧残，从物质上摧毁，从肉体上消灭”的种族灭绝政策，妄图消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

　　日军铁蹄践踏之处，一路腥风血雨，每占据一个地方，都要疯狂的杀人。1937年10月，日军在山西血洗7座县城，屠杀1.6万余人；1943年，日军在洞庭湖北岸屠杀村民3.2万人；而在长江三角洲则屠杀近30万平民[1]；南京大屠杀更是数量巨大，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大屠杀中，共35万中国人被杀害[2]。在日军的屠杀中，吃斋念佛的无辜善良僧人也不能幸免。南京大屠杀中，武定门正觉寺慧兆、慧璜、慧光等17名僧人，消灾庵女众真行、登无、登高等3人被枪杀[3]，而金陵寺前的200名平民尸体中也有两名寺中僧人[4]。日军的杀戮引起了广大民众乃至僧人的恐慌与大逃亡，僧人因逃亡而被当作化装军人杀死于野外也是寻常之事[5]。

　　日军杀人的方式极其繁多残酷，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活埋、滚钉、喂狗、电磨……，日本兵只要稍有不满，中国人就会横遭杀身之祸，他们不以杀人为过，反而以为这是对战败民族应有的惩罚。《日本在沦陷区》一书记录有日军众多骇人听闻的杀人方式[6]，而《东史郎日记》一书则有作者亲历的大量事实。

　　日军暴行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莫过于对中国各阶层妇女的侮辱。除了逼迫一些妇女去充当“慰安妇”，他们还对占领区妇女大加污辱。一些日本兵在烧杀抢掠之际还寻欢作乐，即使在枪弹横飞的战场或光天化日之下都敢奸淫妇女，兽性大发之时，他们连老人和小孩都不肯放过。占领区中，有些妇女一天之中被蹂躙多次，而被轮奸致死的女子则多不胜数。被欺侮的妇女稍有反抗就会被剌刀捅死，甚至她们在被奸污的同时，连身边的孩子也逃脱不了被杀死的命运。据统计，日军仅苏州就奸污2千多妇女，占领南京后，更是多达2万多人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在华从事人道求援的西方人士说：“许多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悲泣，肯求我们从蹂躙她们的野兽手中解放她们！”他们慨叹：“兽欲横流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数得清。” [7]纵淫成性的日军，就连出家的尼僧都不肯放过，占领区的尼庵也成为了他们施虐的场所，很多尼僧遭到奸污。[8]

　　日军的暴行发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被占的南京各处城门都有日军的把守，一个青年女子为脱魔掌装扮男子不幸被发觉，守门日军当场轮番糟蹋了她，最为凄惨的是，恰好此时一个和尚路过这里，余兴未尽的日本兵突发奇想，竟逼迫这个和尚奸污女子，和尚不从，于是他们扒下僧衣割掉了他的下阴，和尚流血不止直至身亡。[9]这样的例子绝非偶有，日军暴行的黑暗与繁多，简直令人难以启齿。他们还逼迫终身禁欲的居士行淫，胁迫同为一家人的子母，父女，公媳及至爷孙之间相互乱伦，许多家庭因不堪此辱集体自杀。连一只蝼蚁都不肯伤害的佛教徒惹谁了，竟落此大祸！我佛有知，当是何等悲伤，人类之中竟然有此等滔天罪恶！真不知道这些日军是否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家人？――尽管一些日本人从战时直到现在都不肯完全承认他们的暴行，可是大量国际友人目睹、经历的事实无可否认，不容置疑[10]。侵华日军给善良的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浓重阴影。

　　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觊觎中国土地和资源，侵华战争目的就是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所以劫掠也是日军的重要目标。除了工业资源，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衣食用具也照样抢夺。鸡鸭等牲畜见到就抓，家具、农具、门窗等各种木器，随手就取去烧火。滴水成冰的寒冬，连最后一床被子这样微不足道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日军扫荡之后的地区，往往只剩下残垣断壁与一片荒芜的焦土。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日军的抢掠使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5千亿美元[11]。许多寺庙就是在日军的炮火毁坏后，再被日本驻军抢光烧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佛教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地方还留有当年从中国寺庙劫掠的佛像、法物。

　　为了彻底摧垮中国政府，日军在进攻之先，总是要用数量庞大的飞机对中国的城市进行轰炸。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本对中国的16个省257个城市、18条交通线，共275处，先后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2472次轰炸，炸死和平居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遭到了轰炸，狂轰滥炸使无数房屋财产化为灰烬。[12]佛教寺庙也难以幸免，以埋藏有石经而闻名的北京房山云居寺，千年古寺的绝大部分建筑就因日军的轰炸而毁于一旦；天津蓟县盘山好几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寺庙也被日军飞机炸得一座不剩。全国类似遭遇的寺庙数不胜数。

　　为了制造细菌武器，日军在哈尔滨等地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竟然用活人作细菌战的试验品。日军每年还从关内运送50万劳工到东北和日本做苦役，先后多达857万人，各种非正常死亡200余万人。

　　以宗教配合军事也是日本侵略者的图谋，日本在直接杀掠我人民的同时，也企图利用佛教辅助战争。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寺庙，继《二十一条》中提出对华布教自由后，不少右冀分子就积极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到1933年，仅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宗派在旅大地区就建立了寺庙、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庙，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其中，受害最严重的要数台湾佛教，长达几十年的占领使台湾佛教几乎全军覆没。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只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在华布教日僧近千人[13]。日本寺庙基本上都在为日军侵华战争服务，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14]。

　　侵略者还在我国东北建造不少日本神道教神社。据统计，1945年东北城乡大小日本神社有295座，他们利用这些神社强迫我国东北人民“供奉”所谓“日照大神”。他们企图通过日本的民族信仰，消灭中国宗教，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

　　佛教在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很广，为汉、藏、蒙、傣等民族广泛信仰，故而日本侵略者积极利用佛教为侵华战争服务。1934年7月，在东京成立日华佛教研究会。1938年，策动汉奸在天津成立伪“中华佛教会”，妄图代替我国原有的中国佛教会。随后每占领一个地方，都相应设立各种伪传教组织。他们还在这些地方开办日语班，倡日语、禁汉语，影响极其恶劣。日本侵略者自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他们强迫占领区里寺院的出家僧人为他们做法事，强迫有名望的僧人到电台讲经，利用各地庙会时间散发亲日言论，还逼迫一些占领区佛教团体选派佛教徒接受日本军队的训练，作为他们侵略的先锋和工具。

　　这诸多罪行，实际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剖面而已，日军无恶不作，侵华恶行可谓罄竹难书，国际友人揭露说：“他们整个的行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罪恶阴谋” [15]。

　　如果说日军占领下的暴行是显而易见的摧残，那么少有人能够察觉的是日本侵华的影响对中国佛教长远发展的伤害。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最繁荣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各地寺院大量恢复，文教弘法事业蓬勃展开，佛教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如果不是此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佛教至少能够接着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日本的侵华，非但直接破坏了中国佛教的生存基础，而且扰乱了中国佛教的正常发展秩序，还迫使中国佛教本来集中于佛教自身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得不转向于支持抗战、护国卫教的努力。比如，为避战祸，当时正如日中天般兴盛的南京金陵刻经处与支那内学院被迫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举家”西迁，搬迁加上战争造成的困窘，一番折腾，支那内学院元气大伤，从此再没有了昔日的辉煌。支院的情形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的真实处境，很多佛学院就是这样刚刚起步就陷入了停顿半停顿状态，教育不继，佛教也就失去了长足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日本侵华，扼杀了刚刚成长起来的近代中国佛教新生力量，大大延缓了中国佛教的前进速度。今日中国佛教的落后，日本军国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佛教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下被欺凌蹂躏得面目全非，几近灭亡。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也是中国佛教的大劫难。

　　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说：“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日本侵略者对和平济世的中国佛教之摧残，必然激起大雄大力的中国佛教徒的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泪暴行，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全力反击。为了自救，也为了救他，中国佛教界与中国广大人民一道，展开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中国佛教界不甘人后，自抗战爆发，大部分佛教界人士就积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抗战的过程里，涌现出许多英雄的事迹和英勇的形象，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人类的和平事业谱写出了感人的新篇章。

　　二、振臂疾呼图救世――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嘉言懿行

　　临风一洒忧时泪，吐气将为泽国湫；

　　宝剑腾辉无限意，金瓯欲缺不胜愁。

　　　　　　　　　　　　　　　　　――太虚《慨世诗》

　　抗日战争中，佛教界最使人钦佩和受到社会广泛赞颂的是一些高僧、大德的杰出表现。他们或以自己修行和道德感召力，号召佛教徒乃至普通民众携手抗敌，或是亲自组织参与抗战大业，对凝聚抗战的力量作出极大贡献。比如：

　　【僧界航导：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早年曾因参与反清革命而遭到通缉。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太虚大师指出，列强当中压迫中国最厉害的就是日本，它们以中村事件籍口出兵东北，实际是强占我领土，杀掠我人民。“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16]

　　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1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虚大师立刻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的佛弟子同赴国难。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18]松沪会战爆发，太虚大师号召佛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与前线战士共同作战。

　　太虚大师鼓励佛教徒全力支援抗战事业，他说佛法所讲的“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布施，都很适合抗战的需要。认清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意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的胜利为第一无畏施；能将所有力量集中于国家民族抗战的胜利上，是最扼要的财施。

　　他还多次撰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告它们“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能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灭！”如果相持不下，引发世界大战，危害的不只是中国，日本的多年发展也将一举归于毁灭。他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呼吁日本的佛教徒迅速觉醒，不要当侵略者的工具，否则只有自取灭亡。他要求日本佛教联合会“领导日本三千万佛教民众，运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贵国当局之无明贪嗔，撤兵回日，服礼谢华，弥将动之魔战，彰遍常之佛慈”。[19]他建议台湾、大陆、朝鲜的佛教徒联合起来，以菩萨大悲无畏之神力，制止一切非法行动。

　　抗战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大都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于是日本发动第五纵队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展开破坏工作，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日本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说“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为此英国曾将这条公路封闭三个多月，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对我国抗战造成极大困挠。为了揭穿敌人的伪装，太虚大师组织佛教团队出国访问。

　　1939年9月，访问团由昆明抵达缅甸，随后开始对缅甸、印度、锡兰等国进行访问。次年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问团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太虚大师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僧上座等各国政要、僧俗人士。同时召开新闻大会，阐述中国与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揭露日本侵略所犯的暴行，宣传中国抗战的政策。这不仅使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抗战情况有所了解，澄清了国际友人的误会，而且取得了友邦的精神与物资支援，对我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不少力量。

　　1934年在日本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大会，同邀中国佛教会和伪“满洲国”的“佛教青年团”，妄图制造分裂我国的实事，太虚大师断然拒绝，使日本军国主义野心没能得逞。[20]

　　为了团结广大民众抗战，太虚大师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抗日救国言论。据统计，在1931年至抗战胜利的这几年间，前后发表了二十多篇通告、诜电、论文等抗战言论，[21]这些言论既鼓励了佛教爱国人士勇往直前与敌斗争，又为抗战提供了部分理论指导思想。

　　太虚大师在抗战中的作为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人生佛教思想，他的贡献获得了当时的政府的肯定，国民政府对他多次明令嘉奖。

　　【金刚无畏：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是最使人钦佩的大德懿行。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圆瑛大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还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为筹集救难资金，他携徒明旸两次到南洋诸地募捐，以他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二千四百元，[22]他将这些钱悉数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

　　1940年9月，圆瑛大师刚从南洋回到上海，凶残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涌入寺院将圆瑛、明旸师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后解往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关押。宪兵们面目狰狞，情况非常紧急。每当夜阑人静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大师进行严刑审讯，大师从容陈辩，不为所惧。日本侵略者见严刑高压制服不了圆瑛大师，便劝诱他出来与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绝。圆瑛大师始终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与他们合作。威逼利诱不成，日军只得放人。出狱后，他虽对外宣称闭门谢客，却依然关心国家的命运，曾致书北京中国佛教院的师生，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讲中明确地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他甚至在临终之前留下的遗嘱中还一再强调：“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圆瑛大师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大无畏爱国志士。

　　【人天楷模：弘一律师】　　

　　弘一大师以持戒精严闻名于世，他虽然舍俗出家，但爱国之心不泯。七?七事变后，他尝于吃饭之时潸然泪下，对左右弟子说：“吾人所食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抒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以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23]大师一片爱国之心由此可见。

　　他在厦门弘法时，战事日趋紧张，各方都劝他避入内地，他却置生死存亡于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坚留不去。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弘一大师同仇敌忾，把弘扬佛法与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著名口号，认为“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号召佛教徒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24]

　　他甚至认为，必要的时候，应该做到献出生命在所不惜。所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对付敌难”，应该“舍身殉教”，而“殉教应流血”，同时将自己所居之室题为“殉教室”。他还创作了《三宝歌》等诗歌来鼓舞士气。弘一大师兴教爱国的精神，永远是佛教徒学习的楷模。

　　【济世菩萨：赵朴初居士】　　

　　中国佛教协会的前任会长赵朴初居士是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先驱者。七?七事变的时候，赵朴初正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的常务委员，主持着异常繁重的日常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夜以继日地救助、安顿、输送难民。他经常在救济灾民的政府干部因险情四散离去的时候，独自于深夜高举一面红十字大旗，徒步率领上万灾民一一叩开紧闭着的寺庙、剧院大门，将灾民安顿，从而脱离险境。据统计，在抗战爆发后的三、四年里，经赵朴初居士统筹负责收容的难民前后近五十万人。

　　除对难民供给食宿、医药等生活治疗需要外，他还邀集教育界人士对难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抗日救亡教育。在八?一三淞沪战场上，就有一批中青年难民经过短期的救亡教育，自愿作补充兵员上了前线，有不少人献出了生命。战线西移后，赵朴初以维护上海治安，将沪上的流氓、游民等送往温州开荒自养为名，取得当局同意，亲自将大批批受过教育训练的优秀青壮年难民和干部悄悄送往抗日前线。还有一批培训出来的难民就近在京、沪、杭平原地区参加敌后的抗日活动。这些被救助的难民难童中，也有不少有智有勇的英才，他们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有的人在解放后还一直肩负重任，为振兴中华建功立业。[25]

　　诸如此类的佛门领袖大有人在，限于篇幅，略举这几例。在残酷的侵略实事面前，在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奔走呼吁之下，广大中国佛教徒迅速意识到了抗战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僧青年们怒吼道：“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走！”[26]

　　于是，佛教界组织起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活动，他们将自己的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兴亡融合在了一起。

　　三、万众一心赴国急――佛教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善权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谓如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见是事已，发心思惟……我宁杀彼堕那落迦，终不令其受无间苦……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弥勒菩萨说　玄奘译《菩萨戒本》

　　【狮子奋迅：战场救护与直接参战】　

　　在各地佛教界举办的不同形式反日斗争中，最有成绩的就是僧伽救护队对伤兵与难民的救助了。

　　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佛教会立刻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圆瑛大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法师担任队长，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那时上海集合着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僧青年，消息传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报到参加，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在沪战的三个月中，本着“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这一群僧侣救护兵，英勇地在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在伤兵外，他们还负责救护租界内被日机炸伤的同胞。在战火中，他们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被敌人炮弹炸伤，造成终身残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写下了新的一页。根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达8273人。上海的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他们的英勇事迹，深受社会各界的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好评。

　　为了配合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工作，中国佛教会还在赫德路觉园内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至3千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上海尼庵的尼众，她们自动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还充当医院的看护和杂务工，做到了救国不分男女之别。在沪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抢救出3百多名伤兵，各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收容，上海佛教界齐心协力，马上成立佛教医院，聘请医护人员，募集医疗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使负伤官兵得到了及时治疗，恢复健康后又设法护送他们归队，让他们能继续为国杀敌。

　　上海沦陷后，僧侣救护队转移武汉继续工作，后来又转移到重庆。队员万泉、觉初等十余人，辗转到了延安抗大，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道路。在重庆的救护队员，重新组织了“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和“重庆市僧侣服务队”。在日军轰炸重庆期间，他们往往不待警报解除就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走在长江两岸，救护受伤难民。他们的卓著成绩曾获国民政府通令嘉奖，还得到了当时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的赞许，特别颁给银质镀金“青天白日”奖章36枚，以资鼓励。[27]

　　于此同时，各地僧俗也纷起仿效，建立起了僧侣救护队。有文献可考的有广州佛教救护队，湖南南岳佛道救国会、僧侣抗敌慰劳队、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救护队，成都佛教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西安僧众战地服务团等。

　　“南岳佛道救国会”由巨赞法师等人联合道教徒一起成立，招集青壮年僧侣，举办军事训练班。参加者身着新式僧装，接受多门课程学习，集中训练2个月后，组成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两个组织，分赴长沙、湘潭二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出版宣传抗日思想的佛教壁报《佛青》，还四处作抗日讲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民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他们曾得到中共领导叶剑英的赞许，连周恩来也为他们题词道：“上马杀敌，下马学佛”。[28]

　　最早遭受侵略之害的华北僧俗，救难的热心不逊于上海，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平广化寺、柏林寺等都组织创办了伤兵医院，收容伤兵数千人。拈花寺设立了规模宏大的妇孺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数以千计。广济寺则组织了救护队赴前线。此外三时学会，华北佛教居士林也创立医院，救济难民，护理伤员。还有天津徐蔚如居士为了救济难民耗尽余力而逝。

　　印光大师在上海每天登坛说法二小时，将自己所得的香仪和印书款悉数捐到绥远前线，以至整个寺上的帐上只存百元费用。

　　栖霞山僧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将许多官兵挟于难民之中给予保护，掩护的抗日军民数以万计，国民党将领廖耀湘就在其中躲过敌人的搜捕。镇江焦山寺的僧人将炮台未来得及撤退的数十名将士掩护在寺内达半年之久，最后终于脱离险境。至于像无锡源修法师那样，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全国不知有多少！1938年10月，由阿泰尔率领的印度救护队曾参观了汉口佛教正信会所设的妇孺避难收容所，对中国佛教徒所做的工作深表钦敬。[29]

　　除了战场救护，有些僧人及寺院还组织难民救济，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五台山，金阁寺住持释含空和尚目睹日军践踏文殊圣地，占据寺庙，劫夺文物，决心卫国卫教，在他的带领下寺中有不少僧人直接脱下了僧装，穿起军装，参加了八路军，留寺的僧人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他们热烈欢迎并款待八路军，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含空和尚因此受到边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尊敬。[30]

　　佛教界为抗战的胜利付出极大牺牲。湖北当阳玉泉寺僧人眼看宜昌沦陷，日军企图攻击陪都重庆，激于爱国义勇，自觉动员起来为游击队提供给养，不幸被日军发觉，竟将该寺老少37人全数捆绑，用机枪扫射打死，还梵烧了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古寺。湖南理妙法师深入敌后刺探情报，惨遭日军剜眼割耳挖舌，最后剖肚致死。

　　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法师，在俗时曾毕业于保安军校，日军犯及宜兴，他召集僧俗千余人施以军事训练，组建游击队，被推举为司令，转战于江苏宜兴龙池山、张渚、安徽屯溪、广德及太湖地区，屡挫敌军凶锋，不幸于1938年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因粮尽援绝而壮烈牺牲。

　　江苏连云港三元宫遭日军飞机轰炸，寺僧义愤填膺，联络僧俗20余人，多次伏击敌寇，日军气急败坏，施行报复，1939年农历7月围剿三元宫及所属寺庙，杀害宁死不屈的住持仁芳法师等五位僧人，还四处焚烧庙宇，致使三元宫及其所属十三处建筑全部化为灰烬。[31]

　　1943年12月，重庆佛教界组织前僧侣救护队队员22人，应政府发动远征军运输队的号召前往印度工作。这些队员克尽职责，在艰苦的条件里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他们中的印宏、圣亮、光华三人，在国民政府军攻克密支那一战中，不幸牺牲在炮火中，他们为争取民族的独立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

　　【慈悲喜舍：举办法会与进行宣传】　　

　　早在1935年8月，北平僧俗就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呼应北平，在当地也举办类似法会。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大师应邀出主，首倡献金救灾护国之举。翌年1月，上海又举办了护国和平法会。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上师主坛修法。次年，湖南各大寺院纷纷举办护国法会，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也举办“七?七”周年法会，国民政府还举办了由太虚大师主坛追荐九世班禅的法会，以利团结。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发起在重庆二次启建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死难同胞。1942年11月，虚云和尚应各界邀请，在重庆主修的第三次护国息灾法会，蔚为一时之盛。

　　支持抗战，中国佛教界还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五台山的僧俗人士非常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活动。1938年未，菩萨顶范围的寺院捐款1万元，显通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万元，镇海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于八路军的抗日费用。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和尚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礼忏2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寺内每人每天减省晚饭一餐，将省下的饭粮捐给抗日事业。广州沦陷后，虚云和尚集资20余万元赈济款。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焦二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等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

　　中国佛教徒还有提倡护生思想来祈祷停止战争的人，如丰子恺绘《护生画集》。他指出，此画要旨就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呼唤和平。

　　各地寺院陆续举办的各类法会，对于号召广大民众出资出力，对于安抚追悼死难将士同胞和鼓励他们的家属化悲痛为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战场上展开救护工作的同时，佛教界还充分利用自身的长处大规模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如《海潮音》以二十年佛教月刊的权威，集中了大量佛教缁素学者抗战救国的言论精华，这些言论在坚定国内佛教徒的勇气，唤起国际佛教徒的同情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上海沦陷前的《佛教日报》、广州的《金卍字》、汉口的《正信》周刊、重庆与成都等地的《佛化新闻》、香港的《觉音》杂志、浙江的《人间佛教》、成都的《佛化评论》、桂林的《狮子吼》、仰光的《耕荒》月刊、陕西的《觉报》双周刊等，都在抗战的宣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反宣传是针对敌人在国际上的伪诈宣传进行的反击。反宣传除太虚大师为首的国际“佛教访问团”外，还有乐观法师等组织的“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为了破除日军的伪宣传，继太虚大师南亚之行以后，原僧侣救护队的乐观、曼林、觉华等，又组织了“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再次前往东南的佛教国家宣传抗日。宣传队到达缅甸后，一面访问著名高僧，联络佛教人士，一面进行文字宣传工作。他们将敌机轰炸我国佛教寺庙，屠杀我国无辜人民的照片，制成铜版，以中、英、缅三种文字说明，印刷了一个特刊散发各地，揭露日本侵略者口是心非的罪行。他们的宣传得到了强烈的响应，许多国际人士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感愤慨。这次宣传产生了很大力量，也收到很好效果。

　　在许多人的眼里，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类人；佛教是不知人间冷暖，不对社会关心，更不管什么国家兴亡的宗教，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学佛人虽然以追求智慧解脱为第一要务，可也绝非一心只修圣贤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除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终极追求外，还对世间众生的兴衰苦乐感同身受般关怀，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时，他们也会奋不顾身奔走呼号，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抗日战争之中佛教界的表现，以实事让人们看到了佛教与学佛人光辉的另一面形象。

　　四、和平永驻不相离――牢记战争的意义与目的

　　　　

　　精禽衔石海成桑，兄弟怡怡乐两邦。

　　好为和平常住世，平风平浪太平洋。

　　　　　　　　　　　　　　　　　　――赵朴初

　　佛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宗教，中国佛教更是有着爱好和平的悠久历史传统。今天，我们在这里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重温中国佛教界抗战的功勋，不是为了怀怨报复，更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立场，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地对日军侵华历史和中国佛教界参与全民抗战进行客观回顾。

　　亲自参与了战争与屠杀的东史朗说：“战场断不是什么美好场景的泛滥。战争本身就是丑恶，凭什么把它描绘成一连串的美好事物呢？” [32]相信这是他的真实感慨。古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二战的美国将军卡洛斯?罗慕洛说：“忽视历史的人，很容易成为历史的受害者。”牢记历史，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回顾历史，就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日本与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友好发展历史，在这漫长岁月里，两国人民先后曾互相取鉴，互相学习，形成文化上难以割舍的“兄弟邻邦”，两国的佛教也有一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至少，根据已知的记载，早在南北朝的梁时就已有中国佛教徒在日本传播佛法，而且日本僧尼的开始也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徒的度化之功。而到了中国的隋朝时，日本的圣德太子就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僧，唐代最鼎盛时，一个遣唐使团就多达几百人。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俗子弟自隋朝至当代一直延绵不断。入日佛教徒与日本留学生在传播佛法之外，也带回了中国的文化。日本的文字就是在华留学僧空海等据汉字改造而成。日本佛教主要的宗派几乎都是从中国传入，而且有些还直接由入日弘化的中国高僧所开创，如日本律宗就是由历经十年、六番渡海方才成功的扬州大明寺鉴真大师所创，大师至今被日本人民尊称为日本的文化祖师。日本在吸收融合中国佛教文化的同时，也曾反哺过中国佛教，近代的杨文会居士搜刻佛经，日本的南条文雄就大力协助，使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经典再度回到故国怀抱，带动了中国佛教文化与研究的发展。

　　所以，从总的方面来说，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时间长，敌对不睳的时间短。我们所谓回顾历史，既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惨痛历史，也不能忽视了中日友好的长期历史。

　　其实，即便在战时日本人也并非都赞同对中国的侵略。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佛教真宗大谷派明泉寺住持升中彰元曾说：“战争是罪恶，支那事变是侵略战争。”他认为：“战争是罪恶，同时也是人类的敌人，所以应该停止。” [33]日本为推行法西斯战争而将日本天皇和国家神道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日本创价教育会会长牧口常三郎坚决拒绝参拜神社和接受神札，他在战争正酣之际发表文章猛烈批判军国主义。本道教团的大西爱治郎在《告忧国之士》的教义宣传中警告法西斯分子：“天皇军队侵略中国大陆只凭借天佑神助的迷信，其后果必然在泥沼中越陷越深”；“这场战争违背神意不会取得胜利。”所以他禁止教徒入伍参战和为战争服务[34]。类似的人物和事迹还有不少，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厌恶战争的。但是在军国主义猖獗的年代，反战就会遭到逮捕和镇压，牧口常三郎等许多人为此死于狱中。他们的努力和牺牲，中国人民乃至日本人民都不会忘记！

　　战后，日本佛教界更是努力推动日中两国的友好往来。他们在日本国内率先反省战时的过错，呼吁组织日中“永不再战”的宣誓鉴名，收集在日中国劳工遗骨回归祖国，举行鉴真大师法像归国探亲活动，甚至响应赵朴初老居士的建议，与中国韩国一道共同筹建了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这在右冀势力横行的日本，实在是难行能行的可贵之举。

　　中日两国现在的状况，症结就在于一些人不肯承认战争，不愿低头认错。圣人孔子说：“过则勿惮改。”人不怕犯错误，就怕犯错误而不知悔改。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一面去膜拜手上沾满累累鲜血的战犯的牌位，一面说自己爱好和平，试问有谁会相信呢？如果一面说悔改过错，一面却删除教科书中有关战争与屠杀的内容、试问有谁会接受这种虚伪的道歉呢？国际友人早就指出：“发动侵略战争向来是日本统治阶级对付国内不满意情绪采取的办法。” [35]一个不肯正视历史的政府，谁敢保证哪一天不会再度寻找借口卷土重来？当一些人叫嚣着中国人器量太小、总是揪着历史辫子不放的时候，不知他们是否理解中国人民的痛楚与担忧！

　　曾任日中佛教恳话会会长的道端良秀先生认为，日本侵华的罪过，是日本人背负的永恒的罪孽。他说：“要让大家知晓，事实就是事实，检讨和忏悔过去，然后才能真正推进友好，而这还要看中国方面是否能够原谅我们。我方进行忏悔的检讨，确实信守诺言不第二次发动可怕的战争，如此才能建立真正的友好。为了同邻居友好相处，任何时候都必须真心实意，决不能虚情假意。” [36]

　　佛教认为，因果不爽，业报不虚，人造作了恶业而不知悔改，就会自作自受，堕落恶道，受诸无量无尽之苦报，就如《宝积经》所说：“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只有虔诚悔过，才能消除恶业；只有忏去业障，才能得到安乐。无恶安乐，才能生发无量功德，才能成就无上佛道，就像《金光明经》中说：“忏悔等法，所生功德，为无有上：能坏诸苦，尽不善业；一切种智，而为根本；无量功德，之所庄严；灭除诸苦，与无量乐。”如果错了不知悔改，只能如《梵网经》所说：“不忏悔罪益深”，而造作了恶业还想尽一切方法去遮掩，去覆藏，那么谁也无法来拯救他了。一个人真诚清净就可以获得他人的信任，一个民族真诚清净就可以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孟子说：“人必自侮而后人辱之”，当一个民族总是遭到世界其它民族指责的时候，他是有必要深刻地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与思想，是否确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愿日本人民中像道端良秀先生一样深明大义的人都能够认事实、讲真话！

　　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中日两国佛教“同根同源”，在过去的历史中，两国佛教界长期友好交流，为两国人民的和平相处作出了不少贡献。众生乐我则喜，众生苦我则忧，这是大乘菩萨的情怀；世间和平则佛教喜，世间苦难则佛教忧，这是大乘佛教的世间精神。同为大乘佛教的中日两国佛教，应当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再接再厉，鞠躬尽瘁，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赵朴初老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志喜》词中祝愿：“太平洋常护太平花，好相扶不许谁称霸。”六十年一甲子，我们不愿怨怨相报无了期，更不愿悲惨的历史重演，我们在这里忆念先德，回顾历史，就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和平相处。就让我们在此祈祷：愿世界远离战争！愿和平地久天长！愿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能为世界与人类的和平幸福携手共进！

　　　　　　　　　　　　　　　　　　　　　　　　　　　　　　　　　　　　　　　　

　　主要参考文献：

　　1、乐观《奋迅集－僧侣抗战工作史》，上海护国禅院1943年发行。

　　2、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3、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民国佛教》，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5、江灿腾《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抗日战争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1996年第3、4期。

　　7、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版。

　　8、《太虚大师全书》第15编第48册〈时论〉，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印行。

　　9、〔日〕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0、〔德〕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

　　11、〔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马庆平等译《侵华日军暴行录》，新华出版社1986年3月版。

　　12、〔美〕明妮?魏特林著《魏特林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3、〔美〕张纯如著，马志行等译《南京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

　　14、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15、李少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抗敌思想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16、何劲松《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为线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

　　[1]〔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著，马庆平等译《侵华日军暴行录》第70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3月版。

　　[2]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第22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版。

　　[3]蒋赞初著《南京史话》，下册123页，南京出版社1995年8月版。

　　[4]〔美〕明妮?魏特林著《魏特林日记》3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5]真华法师的《参学琐记》记录有这一段时间僧人逃亡的写照，而《魏特林日记》555页则记载有僧人露尸荒野的实事。

　　[6]见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7月再版。

　　[7]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8页，75页。

　　[8]见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92、93页。

　　[9]见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98页。

　　[10]《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乃至《东史郎日记》等书都记载有大量日军侵华性犯罪的实事，这些都是铁的证据。《侵华日军暴行录》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则有详细和分类的记录。

　　[11]前揭《中国革命史》第264页。

　　[12]前揭《中国革命史》第221页。

　　[13]　见何颈松著《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第二、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

　　[14]　如为了日军进攻上海寻找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务川岛芳子唆使日莲宗和尚无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名，到上海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酿成流血事件嫁祸中方。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之事，更是屡见不鲜。福田隆化装成朝圣者于1940年1月抵达塔尔寺，返回张家口后向参谋本部提供了详细的报告。1940年11月，“华北交通”的牧野秀之进，装扮成喇嘛，穿越腾格里沙漠至青海侦察后返回北平。甚至还有日本人化装成为喇嘛混进西藏，探听我情报。

　　[15]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137页。

　　[16]《中国危机之救济》，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第48册，34页。

　　[17]太虚《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见《人海灯》第4卷第5期，1937年5月1日。

　　[18]天慧《美记者访问佛教领袖记》，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年5月1日。

　　[19]《致日本佛教徒电》，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48册，327页。

　　[20]　上两事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7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台湾中华佛教文化錧民国63年9月印行。

　　[21]　见《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编48册〈时论〉。

　　[22]　见《抗日战争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中国二历史档案馆发行。

　　[23]《弘一大师永怀录》251页，转引于真禅《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载《法音》1991年第1期。

　　[24]见林子青编著《弘一法师年谱》251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5]见汪东林整理，赵朴初述《炸弹震惊大世界　难民夜闯上海滩－“八?一三”淞沪抗战收容难民的一幕》，载1985年8月9日《人民政协报》，又见《法音》85年第6期。

　　[26]繁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文库》第26卷第2期。

　　[27]有关僧侣救护队的内容可以参考乐观《奋迅集－僧侣抗战工作史》，上海护国禅院1943年印行；又：乐观《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民国佛教》，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28]见明真《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回忆》，载《法音》1990年第7期。

　　[29]见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第44〈救死护生：僧俗参与抗战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30]以上事例见吕更美《爱国抗日的高僧－含空和尚》，载《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3期。

　　[31]以上事例见前揭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27章〈佛教对抗战护国之贡献〉。

　　[32]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

　　[33]见中浓教笃编《战时下的佛教》324页，转引自何颈松著《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158页。

　　[34]见杨曾文《日本近代佛教史》1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35]　前揭《侵华日军暴行录》第142页。

　　[36]道端良秀著，徐明译《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17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6月版。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1 16: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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