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在抗战期间,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任协会总务部长,为实际负责人),组织各阶层作家及抗战人士以笔作刀枪,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振奋人心的抗战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此间老舍创作的长中短篇小说有18余部,戏剧11部(含与人合作),诗词曲艺快板等130余首,演讲、杂文、报告、散文、书信等290余件(篇)。可以说,此间老舍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爱国情怀 抗战创作
“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华北危急,老舍毅然从北平痛别妻儿,挤上南去的最后一班火车,辗转山东泰安、徐州及湖北武汉等地,最后抵达当时的大后方重庆。他当时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说:“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地尽到她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明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地报答她的父母”,“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而抗战的事工正自繁多,我们满可以自由去选择与投效。”
1938年1月,老舍在武汉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等共同创办了抗战刊物《抗到底》,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是的,抗到底!》,提出“抗到底不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全体国民自救自卫的唯一办法。”那时,冯玉祥对手枪队的士兵讲话,也高度评价老舍:“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这样。看见人家那样刻苦,你们心里有什么感觉呢?老舍先生便是你们很好的一面镜子。”
随后,老舍又在《抗到底》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事情要大家做》、《“一二八”》(新诗)、《打小日本》(唱本)、《蜕》等作品。他那“一二八在前,八一三在后,两朵民族之花,永远鲜红不朽/死伤的是血性男儿,留下的是英雄气概,失落的是焦土残城,获得的是民族愤慨/怒吼吧中华,声震天外!以肉筑起来长城,把血染红了东海!”的真情流淌,也感染了许多民众。
1938年3月27日,由老舍、郭沫若、郁达夫、楼适夷、田汉等作家及冯玉祥、邵力子等知名人士筹备多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会)在汉口成立,周恩来、史沫特莱等亦亲临大会祝贺。老舍赋诗:“三月莺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4月3日,老舍以他的威望在文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
文协会成立不久,恰逢李宗仁部在山东取得了痛歼日军的台儿庄大捷,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祝捷大会。老舍也以此为内容即兴创作了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4月17日,为庆祝台儿庄大捷,文协会特派常务理事盛成、郁达夫赴台儿庄慰问抗战将士。老舍代表文协会起草了《告慰台儿庄胜利将士书》,其中写道:“台儿庄的胜利,加强了全世界和平主义的信心,削减了侵略主义者的威风。中国从此必能抬起头来,成为自由的国家与有骨气的民族;也只有这么着,世界才能见到真正的和平。”
5月4日,文协会会报《抗战文艺》创刊号出版,老舍等33人均为编委会成员。
5月16日,老舍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大鼓词《王小赶驴》。作品通过王小诱使日寇进入我抗战军队的埋伏圈而壮烈牺牲的故事,揭露了日寇的罪行,歌颂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作品由鼓书艺人董莲枝女士演唱,在当时的武汉引起了轰动。其实在此之前,老舍并没怎么接触大鼓词,此时为了唤起民众,他特意拜鼓书艺人富少舫(艺名山药旦,满族人)、董莲枝为师学习大鼓书。后来他逐渐掌握了鼓书的创作方法,先后写出了《王小赶驴》、《新栓娃娃》、《陪都巡礼》等作品。
老舍曾说:“通俗文艺很难写,其文字应当痛快爽朗,现成,通大路,用民间的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情。前方军士和后方民众缺乏精神食粮,成了极严重的问题。我们已写了十来种,我们应当马上再写十种、二十种以至上百种,力求做到戏能上台,歌能上板,故事能上口。”他常和朋友们说:“一天到晚低着头写,脑子都有些晕了。多写一篇是一篇,炸弹落到头上,死也暝目了。”
7月底,在冯玉祥将军的资助下,老舍和文协会迁往重庆,离开了形势日趋紧张、大敌进逼的文协会诞生地武汉。
8月底,由中国文艺社主编的抗战文艺丛书(之一)出版,收有老舍的《自序》1篇,鼓书词3篇:《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京剧4出:《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和《薛二娘》,通俗小说1篇《兄妹从军》。
1939年6月,老舍以文协会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赴成都、陕西、河南、湖北、宁夏、内蒙古并到达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路走来的非凡经历、丰富感受,都溶入他的长诗集《剑北篇》里。
全民抗战 不分民族
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在老舍的抗战作品中,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战生活也多有反映。此间,老舍发表的新诗《蒙古青年进行曲》:“五旗一家,同苦同甘。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快如风,人壮马欢!把中华民族的仇敌,东海的日寇,赶到东海边!”
在紧张大量的创作实践间隙,老舍亦不时对创作进行总结。他在《略谈抗战文艺》中提到:“自抗战以来,值得称赞的是文艺已找到它的出路”,“(一)它把抗战建国的伟业放到自己肩头上,即使微力弱,未能胜任,而居心则善,实有爱国民族的诚意;(二)它因爱国爱民族而把小小的私事置在一旁;(三)它对自己有了信心,尽可以不摹仿别人,而还能立脚得住;它有自豪的光荣成绩,而且可以用自家的语言风格形式写作出来;它的民族是正在争取自由独立,它自己也正在争取自由独立。”
1942年,老舍新著剧本《大地龙蛇》在重庆上演。这是一部鼓励东方国家各民族团结的话剧,也是缘于当时抗战形势的题材,揭示了民族的团结和睦,只有将侵略者彻底赶走才有实现的可能的道理。大敌当前,只有各阶层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抗战才有胜利的前途。
1943年11月,老舍夫人胡絜青携子女逃出北平抵重庆北琣。老舍一家终于在国难之时团聚了,老舍是多么高兴呀!尽管是在战时,尽管大家都缺吃少穿、贫病交加,但怎么也掩不住家人团圆的欣喜。老舍自言:“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这也为老舍的生活和创作平添了一丝稳定。不久,他的记叙抗战的长篇小说《火葬》即问世。作品通过一支抗日军队在克复文城中的表现,歌颂了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队中下层官兵的爱国行动,抨击了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野蛮罪行。老舍在《我怎样写(火葬)》里说:“抗战文艺,谈何容易!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我以为这个意见未免太偏。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争除外。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全都受着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一节段,便以战争为主旨。”
有了那么多的抗战题材作品的实践,更在夫人胡絜青的回忆讲述下,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小说以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为背景,通过对小羊圈胡同中以祁家为中心的十几个家庭、上百个人物的苦难生活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北平人民在屈辱中求生和抗争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展示了一幅中国城市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画卷。1945年初,《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开始在重庆发表。年中,其第二部《偷生》也在重庆面世。据老舍说,《四世同堂》是他花功夫最大、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他在《八方风雨》中谈道:“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作家把他因国难离家的乡愁,把对家乡亲人们的怀念,把对国家的担忧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都融入笔端,筑就了名传文史的抗战大篇。
抗战胜利后,老舍应邀赴美国讲学,《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得以在美国完成,并被美国的友人出了英文版。后又因局势动荡,其手稿的最后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又演绎了一段失而复得的故事,使《四世同堂》终于“破镜重圆”(胡絜青语),那是后话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同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协会“抗敌”的使命告一段落。
老舍在《建国的荣誉》一文中也说:“抗战八年,有的人出了钱,有的人出了力,只有荣誉军人们却出了血。出了血的荣誉不仅是个人的,而是全民族的与历史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私仇而失去了胳臂或眼睛,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与历史的延续而受了伤的。这荣誉将垂之永远。”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15 11: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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