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阵图开向陇山东”
2017-04-25 10:46:14 来源：金融时报 宋立民 点击： 复制链接
文学家巴金说：“在那个烽火弥漫的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有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意志。”“文化抗战”结出的累累硕果，就是这样的武器。它们不仅以其独特力量，在抗日战场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铁壁铜墙”，凝聚了民族力量，彰显了民族精神，而且以其卓越艺术成就，在文化艺术史上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6年年底，刚刚出狱而赶赴延安的丁玲，入伍即上前线，风尘仆仆，随一方面军从定边南下。军委主席毛泽东特赋《临江仙》一首相赠，并用军用电报拍发到前线转交：“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后的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任团长，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丁玲致辞答谢。随后，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等一系列抗战组织春笋般破土而出，音乐、文学、演剧、出版、美术、教育等战线的“文化抗战”大幕轰然拉开。
正如巴金先生所说，在那个烽火弥漫的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丁玲这样的战士，其武器是“纤笔一枝”而不是枪弹。当然，“纤笔一枝”是知识、信仰、文化和坚强意志的象征。反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血与火的历史，“文化抗战”领域结出的累累硕果，无疑具有强大而独特的力量，它们不仅在抗日战场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铁壁铜墙”，凝聚了民族力量，而且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也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经典之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仍历历在目，荡气回肠的民族精神，仍直抵人心。
唱出“最强音”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抗大校歌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号召令，多少爱国志士高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找寻民族的光明与前途。慷慨悲壮的抗战歌曲，已然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更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丰碑。从《松花江上》的泣血控诉，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威武胆识，救亡与抗战的音乐作品成为整个时代的冲锋号，支持了前方战场军事斗争。一连串的歌咏活动，鼓舞了亿万同胞投入抗战洪流，充分显示了群众歌咏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后的惊天能量。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仅中国新音乐巨擘聂耳与冼星海两位，仅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一端，足以惊山河泣鬼神，流芳后世。
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梅娘曲》……不仅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至今仍是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最有力的战歌。
冼星海创作的《在太行山上》、《只怕不抵抗》、《黄河大合唱》等名作，慷慨激昂，威力绝不亚于 “大刀长矛”。
同时，任光、张曙、麦新、张寒晖等一批救亡作曲家，写着、唱着、教着战歌，投身抗战第一线，与战士们一起浴血奋战。任光、张曙、麦新均牺牲于杀敌前线。《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积劳成疾，1946年3月离别人世，年仅44岁。
在上海诞生的“孩子剧团”，被茅盾誉为“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这个剧团的成员最大的19岁、最小的年仅8岁，二十几个孩子，冒着枪林弹雨，穿越七个省区，行程两万余里，做了300多场演出，约45万人聆听了他们稚气而坚毅的歌声。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以说，抗战歌曲留下的宝贵的艺术精髓与精神财富，支撑着我们今天的“主旋律”。
时代的“鼓手”
“在没有灯光没有热气的晚上/日本强盗来了/从我们底手里/从我们底怀抱里/把无罪的伙伴/关进强暴底栅栏。”
1937年8月，延安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发起街头诗歌活动。最为著名的是田间的名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闻一多称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说，田间的《给战斗者》“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发出的号召，是历代文人历史使命感的集中概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感召下，一大批“鼓手”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
1937年元月，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到抗日前线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后流传全国。
1938年3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成立。周恩来为名誉理事，老舍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文协”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派、自由主义文学派以及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等派别的汇流，组成文学界的统一战线，这是新文学阵营难得的一次大联手。
1939年2月，“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战线》创刊于延安。很快，“文协”在全国各地组织设立了数十个分会,其会刊《抗战文艺》，到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贯穿整个抗战时期。诗人艾青面朝太阳，泣诉于北方，一首《我爱这土地》催人泪下。而期刊《七月》则大量刊发来自前线、敌后、沦陷区、甚至日本反战进步阵营的诗作，形成了著名的“七月诗派”。
1940年12月，巴金“抗战三部曲”第一部《火》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其第二、第三部1941年1月和1945年7月出版。
1941年10月开始的雾季戏剧运动，宣告了陪都重庆抗战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到来。
1942年4月，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公演，轰动山城，将雾季戏剧演出推向高潮。周恩来说，《屈原》第五幕里的《雷电颂》代表了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很好!毛泽东说，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图片：黄河大合唱(局部) 詹建俊 中国美术馆藏
热度与高度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斗争妨碍我成为诗人，诗歌妨碍我成为战士”。
一般说来，情感最为激烈时，是不容易沉下心来遣词造句的。鲁迅先生给“广平兄”的信里也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此类“功利性抹煞文学艺术性的”的观点，在文艺理论界似乎是共识。然而，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回看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聆听“抗战歌曲”，在慨叹“因时而歌”伟大传统的同时，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抗战而创作的艺术作品，为什么能有如此非凡的热度与高度?
追根溯源，还在于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如果说硝烟炮火与象牙塔里的精雕细刻确实不易交汇融合，那么，艺术与生活的另一面依旧不可忽略：战斗要激情，愤怒出诗人。多少作家、艺术家的整个生活都浸泡在创作里，他们始终与场景、与人物一道悲哀，一道歌哭，一道奋斗。因此，审美与硝烟的矛盾并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而抗战文艺的一大特色就是热度与高度相得益彰，凝聚为上乘艺术结晶。那一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古老的民族需要在一个涅槃并新生的前夜，需要让两位叫做聂耳与田汉的年轻人，喊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需要让两位叫做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青年，在硝烟滚滚的黄土高原遥望月出东山，写出“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般壮怀激烈的乐章。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必须在彼时彼地与《保卫黄河》的“龙格龙格龙格龙格”的风声涛声合并在一起，因为在那些词曲里，自有血与火的真情与悲壮明丽的艺术。因为乐句里跳跃着民族之魂、抗战之魂!甚至可以说，那是史无前例又无可重复的伟大、坚强、壮观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行为艺术”。
经典的魅力
文化经典经得起时间的淘洗。
在今天看来，虽然抗战伊始的报告文学等不无“急就章”的特色，但“抗战文艺”绝不仅仅是政治口号的重复，而是唱出了时代最强音。这种“强音”不仅是抑扬顿挫的节奏感，更重要的是催人泪下又催人振奋的艺术效果——当演员唱《松花江上》至反复呼唤“爹娘啊”的乐句，谁能够不憎恨那些“反人类”的恶魔?
在今天看来，“抗战文艺”作为时代精神与艺术创造浑然一体的艺术瑰宝，其成就已然成为丰碑，沉淀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无论在当时的沦陷区还是国统区，“抗战文艺”都有传世之作。例如“长篇小说竞写潮”中出现的张天翼、沙汀、艾芜、茅盾的小说，尤其是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重镇。以深度报道为基调的报告文学，以“鲁迅风”为代表的杂感随笔的质量，都为日后新闻与文学的发展埋下了坚实伏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抗战期间，
“文艺大众化”问题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抗战爆发后，能否适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新要求，用什么形式达到这种要求，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旧形式不能一脚踢开，但机械模仿旧形式亦非正道。抗战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早的实践问题。毛泽东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成绩与缺陷，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关系，学习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恰恰是在抗战的歌声里，面目日渐明朗，前景日渐清晰。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2-12-23 16: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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