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学生爱国救亡运动
2017-05-04 11:44:33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剿共”，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建装抵抗。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联合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员会又发表决议，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工人、农民，尤其是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迅速高涨起来。在一九二七年退出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要求截蒋石政府改变政策。

　　今天，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回顾五十年前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青年学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下，奋起抗日救亡，掀在爱国民主运动，对激发我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鼓舞我们努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是有很大观实意义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的抗日热潮迅速地沸腾起来。从北平到广州，从上海到西安，各大中城市，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纷练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如抗日救国会、救国义勇军、反日救国十人团、日货调查团、抗日宣讲队、军事训练班、看护训练班等。同时，各地学生还纷纷举行罢课、集会、游行、宣传，如九月二十四日上海十万大中小学生举行罢课。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各地学生不断派选大批代表成群结队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所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首都南京，就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一段时间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此期间，有三次学生联合请愿示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发生在同年九月下旬。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五千余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武装民众、一致对外。二十七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了“为东北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并组织了对日宣战请愿团，要求驻北平的张学良进行抗日，随后乘车赴南京请愿。二十八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汇集了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上海复旦、光华等校三千余名学生，冒雨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后至国民党外交部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但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内政外交已有“妥善”安排，已“诉之国联”为借口，要求学生解散队伍，“忍辱含愤”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这种卖国论调，当即受到在场学生的驳斥。他们指出：“国联”只不过是一个“宰割弱小民族”的“强盗的分赃所”，何谓公理之有?他们表示：我们是要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要把中国民众反帝决心表现出来，使他们认识中国民众不象政府那样可侮。于是，请愿学生在愤怒之下，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此后，十月中旬又有上海、南京、开封等地学生在南京举行请愿活动。

　　学生第二次大规模请愿活动，是在同年十一月下旬。当时，“国联”两次撤兵决议都遭到日方拒绝，日军在占领辽、吉、黑三省大片土地后，更肆无忌惮地向我辽西地区进攻，并唆使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事端，炮轰华界。蒋介石为欺骗国内舆论，抵制国民党内反蒋派要他下野的呼声，竟使出卑鄙伎俩，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诡称：“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传出，南京各大中学校立即发起“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各地学生闻讯兴起，接踵而至。

　　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南京敦捉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的爱国学生达两万多人。而且，各地工商界也有代表来京，配合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十一月二十六日展，在南京请愿的复旦、暨南、光华、大夏、中大、商学院、中国公学、同济、东吴、商船、美专、无锡学院、镇江中学等校万余学生，结队赴国民党政府，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要求张学良戴罪立功。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表示“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派特务分子，企图分化学生的爱国活动，但均遭失效。学生紧密团结在爱国旗帜下，万众一心，至死不去，在凄风苦雨中立一天一夜。第二天，全国舆论大哗，蒋介石万不得已，只好在保卫人员簇拥下出见学生，慑于学生的爱国激情，他说：“现在政府正在积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又当场写下保证书。“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然而，蒋介石出尔反尔，翻脸不认账，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竟于翌日手书“御侮之道在乎统一和平，救国之要在乎守法奋斗”等语，要学生“各尽其职”、“勿越法纪”。所谓“北上抗日”之说，只不过是欺人之谈。

　　学生第三次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是从十二月上旬开始，持续到十二月中旬。十一月末，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寇侵略步骤的加剧，又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准备完全牺牲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大部，以乞求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同时，还提议让“国联”对天津实行共管。新任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也向日使芳泽开始直接交涉。这一系列投降卖国活动，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特别是各地学生，分别组织请愿团、示威团，奔赴南京，直接向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蒋介石请愿示威。要求立刻出兵抗日，组织和援助义勇军，武装民众，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不承认以锦州为中立区，反对帝国主义与日本勾结掠夺中国，退出“国联”，惩办外交失职人员和实行革命外交等。

　　十二月初，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京大学、北平工学院等校学生，组成两千多人的示威团奔赴南京。示威团的领导机构——“代表团”由各校学生代表组成，“代表团”中有党、团组织，加强了对“示威团”的领导。南下示威团起草了《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指出“倘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不能武力驱逐日本出境，不能保障中华民族之独立时，则非但不信任它，而且还要打倒它”，并号召学生立刻组织起来，向南京示威。

　　十二月三日中午十二时，北平学生示威团到达南京后，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一面指使中央党部派代表在车站前备饮食“迎接”学生，妄图软化学生斗志;一面指使南京卫戍司令部扣留了北平示威团印发的《告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四千余份，并拘捕了南京美吉印刷局的负责人。

　　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学示威团三百余人从中央大学整队出发，高举着“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和“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的大旗，在南京街头举行了示威。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动一千多名军警，在成资街包围了示威队伍，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进行毒打和逮捕。结果示威队伍被冲散，一百八十五名学生被捕，三十三人受重伤，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

　　“一二·五”事件后，全国各地学生为了响应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斗争，援助被捕学生，举行了大规模请愿示威运动。北大学生被捕的当天，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闻讯立刻召开援助大会，潮水般涌向卫戍司令部。三千多名学生突破了戒备森严的警戒线，英勇地冲开了卫戍司令部的两层铁门，直入院内，向反动当局提出质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斗争坚持到深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团，激于反动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罪恶行径，也都把请愿的旗帜一律改为示威的旗帜，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联合斗争。

　　翌日，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接连派代表到中央大学体育馆慰问北大学生。上海、杭州，徐州、济南、广州各地学校学生也都纷纷致电，声援北大被捕学生。十二月七日，上海市一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示威运动。八日，中大、武大、北大代表了华南、华中、华北三地区的学生在南京示威。九日，上海各校挑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营救北大被捕学生，并请北大代表许秀岑、中大代表江学乾同学报告事件经过。散会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公安局公然指使特务，秘密绑架了北大代表许秀岑。这一卑劣行径，激起上海学生的无比愤怒。当天下午，上海交通、光华、大夏、法政、复旦、两江、美专、暨南、商船等校学生九千多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向市长张群提出“不许压迫抗日运动，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凶手及主谋”的要求，坚持斗争到第二天上午。在学生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迫使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释放了许秀岑，并交出绑架学生的凶手王福生。十日，上海学生组织人民法庭，由学生选举审判长、推事、书记官，各校学生义勇军自任法警，公审凶手，并发出捉拿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及公安局长陈希圣的拘票。陈、陶在学生群众强大威力面前，吓得携家属逃匿。接着愤怒的学生捣毁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随后，上海学生示威团赶到南京，为北大声援。这时北平、西安、太原、杭州等地学生也均举行游行和到南京请愿、示威，形成全国规模学生赴南京爱国示威运动的新高潮。据当时报刊记载，仅北平学生在十二月九日到达南京请愿示威的，就有北师大、法学院、农学院、华北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北平大学、铁路大学、朝阳学院、盐务学校、民国学院、俄文法政学院、大同中学、十七中、女一中、平大附中、郁文学校、留日归国学生等二十余校，两千多名学生。此外，陆续到达南京的还有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天津、济南等地学生。到十二月十三日，各地先后到南京请愿示威的学生已达三万人左右。至此，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抗日爱国联合总示威的条件已经成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贯彻其卖国的不抵抗政策，对民众任何抗日活动，一概视为服中钉。当蜂涌而至的请愿示成学生到达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如坐针毡。为了阻止学生到南京请愿示威，蒋介石亲自下令铁道部“禁止学生来京”，“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车”。国民党中央党部还组织所谓特别教育委员会，专门用来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致电各地学校“禁止学生集队赴京请愿”，并下令各校提前放假，令各家长赶快召回子弟。十二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发表通告学生电，污蔑“青年学生，为敌人反宣传所中伤，变本加厉，举动逾当”。接着，公然宣布“国内之纪律秩序，不辞任何之牺牲，必须保持……如有违反……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为实行大规模血腥镇压制造舆论。

　　十二月十三日晚六时，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代表济济一堂，在中央大学开会共商总示威内部组织及进行事宜。一致决定每校举代表两人，组成“主席团”领导示威运动。各地学生代表推选了北平法学院的学生李时雨为总指挥，杜宏藩为副总指挥，定于翌日上午举行全国各校学生联合示威。

　　十二月十四日晨，各地学生四千余人在中央大学澡场集合，然后列队出发赴国民党政府示威，大队学生臂带“示威团”袖标，手持标语、旗帜，高呼口号，在国民党政府门前持续两个多小时，而后在南京街道进行抗日宣讲，至晚返回中央大学。

　　十五日，又有学生两千多人，再次列队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示威，由于新任外长顾维钧及一般职员都逃之夭夭，示威学生走遍全楼也没找到一个负责人。气愤之下，捣毁了国民党外交部，旋即整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时值国民党中央委员举行临时会议，一些自恃老于事故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竟爬在楼上窗口，对爱国示威学生横加污蔑。学生愤怒已极，把中央党部团团围住，将门警枪械缴下，并派学生纠察队分布各要道，禁止中央党部人员出入。他们用石子击毁党部大门上“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破门而入，拥至二门外，高呼：反对内战，反对镇压抗日运动，要求蒋介石出来接见。蒋介石恐俱学生的爱国运动，一面推派考试院长蔡元培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出见学生，一面调来大批武装军警、特务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当武装军警、特务与示威学生纠察队发生冲突时，学生愤怒斥责国民党镇压民众抗日运动的卑劣行为，并殴打了陈铭枢、蔡元培，示威学生也被军警殴伤多人。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在甫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三万余人，由中央大学出发，举行了声势更为浩大的联合总示威。上海学生行列在前，平、津及南京学生殿后，队伍经中山路鼓楼，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百子亭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队伍沿途散发各种油印传单和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雄壮的吼声震动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示威队伍途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时，平、律和中大等校学生将中央党部围住，中央党部事前获悉早将铁门关闭，并派大批军警在内防守，爱国学生猛冲数次未得进入。学生在愤怒之下用石块砖头将铁门两旁警卫室、传达室窗棂玻璃、电灯悉行捣毁，后又继续前进。当示威队伍前列抵达国民党政府时，队伍的后尾还停滞在珍珠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门前。因《中央日报》曾于十二月十六日刊登评论，说学生示威活动受共产党操纵，并伪造谎言示威旗上有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等字样。示威学生就此提出质问，并向报社提出通牒，但报社负责人奉反动当局之命，拒绝更正。于是，大批学生冲进《冲央日报》社，先将大门打破，电话线割断，后将经理室、会计处、广告股、发行股、材料股捣毁。并有数十名北平学生冲入地下室，将印刷机拆毁，将铅字、印模等物件抛入报社后面的秦淮河内。与此同时，聚集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的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要求出兵抗日。早已作好大屠杀准备的国民党反动派终于露出了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充当刽子手的南京警备师二旅武装士兵，从《中央日报》社马路两边，以密集的冲锋队形，有的拿着捧子、腰带绳子，有的手端刺刀，口喊：杀、杀、杀……，向徒手的学生展开血胜腥屠杀。刹时，横七竖八的刺刀戳向学生，无数条棍棒向学生打来，学生们英勇无畏，徒手与军警展开激烈搏斗。十几分钟的功夫，有一百多学生受重伤，三十多名学生被当场刺死，六十多人被捕，示威队伍也被冲散。其中上海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桐恒，被刺死后扔到秦淮河里，其状十分修烈。爱国青年学生的热血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谱写了抗战史上的壮歌。

　　当晚，各校学生返回中央大学后，立郎召开各地学生代表团联席会议，决定、为抗议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唤起民众武装抗日，次日继续举行各校学生联合示威。为防备反动军警的袭击，各地学生搬到中央大学和国民大会堂集中住宿。十八日，天没亮，国民党反动当局就调集了南京警备师二旅、六十一师二团、交通宪兵一团及警察厅保安队等大批军队、警察、宪兵武装包围了中央大学和国民大会堂。宣布临时戒严，在中大操场上架起机枪，大肆搜捕爱国学生。然后用预先准备的三辆运货卡车，将上海、北平、济南、、苏州、安庆等地学生，分批武装押送至南京下关车站，强迫上车返回原地。学生虽然被绳捆索绑，仍高喊：“打倒卖国政府”、“反对出卖东三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这次各地学生联合在南京举行的总示威，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顶峰。它给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其不抵执政策以尖锐揭露和沉重打击，在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在全国民众间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深远影响。

　　国民党政府虽然严密封锁珍珠桥惨案的消息，但是这一消息仍然迅速传布到各地。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学生和市民公祭烈士杨桐恒，抬着死着的棺木举行了十万人的大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珍珠桥惨案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各地“此后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同时，又颁发了“通令各省市紧急处理学生暴行”和“政府告诫全国学生勿作轨外举动”等文告。在此极端恐怖的政策下，各地爱国抗日运动都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太原四十余校三千余学生，假中山公园举行“九一八”纪念露天大会。会后，全体学生列队赴国民党省党部请愿，反动政府竟然出动大批军警，向请愿学生开枪造成二十余名学生流血惨案。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青年学生，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此后，全国学生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逐步朝着同工农民众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深入发展。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发生后，大批爱国学生转到组织义勇军、救护队、募捐款，投入援助十九路军抗战的热潮之中。当时，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直接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救国斗争。以林枫等人为核心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把被迫离校的学生，分别转移到工厂、农村、军队和苏区，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下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04 11: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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