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末期的昆明《民主周刊》
2017-10-14 10:01:46  来源：上海统一战线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立后，出版了一份名为《民主周刊》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主要撰稿者民盟同仁为主，主要发表有关国内政治、国际问题的评述文章，呼吁团结抗战，具有自由民主倾向，彰显了民盟在抗战末期的政治主张。

　　一、昆明《民主周刊》及其作者群体

　　1944年10月，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的昆明支部(1943年5月成立)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成为了民盟的第一个省级地方组织，由罗隆基任主任委员。云南省支部成立后，于1944年12月出版了《民主周刊》，作为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1]，社址在府涌道14号。[2]

　　从1944年12月9日至1946年8月2日，《民主周刊》共出版了3卷71期。在周刊社的成立上，经费上秘密盟员民族资本家朱健飞曾筹措不少经费[3]。初期由罗隆基担任主编，抗战胜利后杜迈之、张子斋、赵沨、唐登岷先后担任主编，潘光旦、吴晗、闻一多、潘大逵先后担任该社社长。根据《云南新闻史话》载，民主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战、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想，在知识界、青年学生及中上层小资产阶级中拥有众多的读者。它刊登了大量的评论时局、针砭时弊、批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1946年“李闻惨案”后刊物被迫停刊[4]

　　另外1945年3月下旬，昆明还有一份名为《民主周刊增刊》的刊物。这被认为是“民盟内部政见不同的产物”[5]。《民主周刊增刊》由李公朴主编，编辑是张光年、王健，刊物“虽然没有公开批评罗隆基的观点”[6]，但在政治上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赞同罗隆基主张的走“第三条道路”，不能按照苏联或英美模式建国。

　　关于《民主周刊》，目前除了《云南新闻史话》一书中有专节论述外，并无其他专门的研究资料，一些概述性的论述散见于民盟相关的人物传记、云南民盟的相关史料中。本文主要研究《民主周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论，故文论选用基本定位于从1944年12月9日第1卷第1期至1945年9月1日第2卷第7期止(不含增刊)。这一段时间内的刊物目前大部分都能够查阅到，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目前无法查阅到的尚有第1卷第5、6、7、9、25期，但其中第5、25期能够查到目录。

　　作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主要作者群体以民盟人士为主。通过对本文所研究的时期作者署名情况来看，文章篇数在3篇以上者，除了1人以笔名发表无法确认身份外，其余10人皆为民盟盟员。此外，杜迈之、周新民、楚图南、潘大逵、闻一多等人也在刊物上发表过署名文章。《民主周刊》因此可以看做是当之无愧的民盟喉舌。

　　二、昆明《民主周刊》的抗战呐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最初的政治主张就是“贯彻抗日，实践民主，加强团结”。抗日战争末期创刊的昆明《民主周刊》可以说很好地贯彻了民盟的主张。《周刊》紧紧围绕抗日形势，刊载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动态与时评、关注国内抗战末期的艰难民生、呼吁各党派势力一致团结抗战，并对抗战即将结束后的国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1、关注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发行的刊物，能够让民众切实了解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分析战局变化，是读者对刊物基本要求。国内抗战形势自然首先是战时刊物关注的重点。《民主周刊》中一分部文章即为抗战的采访见闻纪实。如《记史迪威公路首次通车》[9]中提到孙立人将军时给与了生动的描述与评价：“美军工程人员知道前面作战的是孙立人部队，就敢在枪炮声中，把开山的机开向前，仿佛他们生命安全得到什么保障。“文章同时也分析了远征军战无不克的因素：给养充足，受伤战士得到及时救治(都是用飞机救送)以及盟国空军配合。而《湘桂战事侧影》[10]一文，以“不是战争的战争”为副标题，讲述了见闻听闻到的军队的军纪涣散等造成的失利。国际形式与国际时局评论方面，则因文理双全的曾昭抡的精彩时评增色不少。军事方面的如《西线德军凶猛反攻卒被阻遏》、《盟军在印缅战场的成就》、《由马绍尔到菲岛战争》等，时局方面的如《克里米亚会议以后的世界》、《旧金山会议筹备声中的东欧政局》、《阿拉伯联盟成立》等。《曾昭抡》的传记作者称之为《民主周刊》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值得永久珍视”[11]

　　在民盟的政治主张中，抗战与民主始终是不可分的两点。《周刊》在对抗战末期的局势提出自己洞见分析时，也总是强调民主在挽救抗战危局中的重要意义。如《如何挽救西南的危局》[12]指出：“今日在军事上必须改善士兵生活，才可使官兵及军民打成一片提高战斗力量;必须加各战场的配合，才可使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动作一致，同时分途反攻。在政治上必须实现真正民主，才可促成密切团结，动员广大民众。”《吃得饱与吃得到:改善士兵生活的关键》[13]针对蒋介石批准改善士兵口粮的新方案评论认为，如果不发扬军队中的民主精神，这种改良士兵未必最终享受得到，相反都会被中间环节吃掉了。

　　在抗日思想与教育问题上，也能读到作者们以天下为己任、不求一己之太平安乐的爱国情怀。吴晗在《战时教育应有的新措施》[14]中痛斥”教育和战争完全脱节，学校如乌托邦，如桃花源，亦如象牙塔，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作者讲到，国外战时学校都在停办减少，而我们国立专科以上学校从战前的几十个，八年来增加而为一百几十个。又如，政府当局特别爱惜青年学生，在兵役法公布以后，学生仍旧可以免役。课程内容也与战前一样，连军训也还是单调的“开步走立正”。吴晗急切地呼吁，要停办弱势学校，合并性质相同的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由政府全权支配，学生参加军队成为国防军，服役满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学生在校时应该学习射击驾驶通讯，必要时可以保卫地方;严格限制出国，和抗战无关的一律不发护照;提高师生生活水平，“师生同饱”。“学校如军营，才能使教育与生活一致，学业与战争一致。”曾昭抡在《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15]中呼吁，要摒除逃难的心理，现在敌人打到哪里逃到哪里，许多人拖死在路上，妻离子散，“试问这样的奔逃，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对于国家有何裨益?“要不惜放弃固有的职业，根绝享乐的心理，排除失败主义的心理。

　　随着抗日战争的走向胜利，《民主周刊》也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共在抗战临近胜利时应发挥的作用。著名报人杜迈之评论道：“我们在华北敌后的抗战力量现在大部分均由中共所领导，这部分力量将与苏联军事活动相配合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份力量在反攻中将尽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如何珍视而善护之;将来在这种收复地区内的政权将如何重建?这尤其是我们现在应当正视而迅速予以安排。“[16]

　　2、关注民生呐喊反腐

　　抗日战争末期，国家形势困难，人民生活困苦。《民主周刊》敢于毅然揭露国民政府抗战管理中的阴暗面，为民生呐喊。民生问题，首先是物价问题。如“昆明的米价，在二月间短短的两星期中，由七八千元一旦，飞跃到三万元左右一旦，简直上涨到三四倍。……对于平民生活的影响，是日益加深，逼迫着他们在生死界限上去挣扎了“[17]同时，作者也表达了对政府的极度失望：“过去对于平抑物价的办法，是寄托于少数的官长去执行，而不幸哪些官吏本身便是封建商业资本的代表，所以，希望他们能平抑物价，那是与虎谋皮，越平越高!”一封读者来信则告诉我们，政府给公务员的公米(低于市场价平价米)被事务科长抬高价格或卖给有关系的官员，来信还抱怨不敢向上峰申诉，恐怕不会有用反而丢了饭碗。[18]

　　市民的生活受物价影响甚重，而农民的处境则似乎更加悲惨。农忙前后本应忙碌田地里如今却一片死寂，原来农民不顾农忙都去逃壮丁了。“从他们拉杂地诉说中，我们很惊讶与这(些)乡下佬对于壮丁的生活和待遇的(认识)之丰富，他们很善于描写，预期十分肯定而坚决，我简直无话可说，过境壮丁的情形，比什么都更有力的像他们说明了一切，国家民族的大义政府法令的尊严，在事实的铁拳下面都已失去了他们动人的光芒了。”[19]农村自抗战以来，地主兼并、苛捐杂税与赋役繁多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蒋主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这点是对的;但现在农民的血汗被榨尽了，哪里还能提供生动的力量呢?空虚的感谢农民的功绩，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解除农民的痛苦，改善农民的生活，减轻农民的封建剥削。”[20]

　　军人理应是抗战中最受重视最受尊敬的人群，然而前线低级军官的来信却也颇显失望。在《如此慰劳》一文中，作者：“不要再像以前的几个慰劳团，有的只慰劳几个少数的高级官长，士兵弟兄们连他们是否来过都不知道。即使有的的确见着了士兵，但集合、听讲、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几小时。劳实劳矣，慰则未也。这样的慰劳非但无益，反而与士兵弟兄们增添不少麻烦。”[21]而这次的参政会慰劳团的来人也不过是在礼堂里面和军官们演讲，现场给了慰问金和锦旗。不过对于慰问金作者还是存疑的，因为以前的也没见过怎么用。后来这次的慰问团好歹来了医院。但大半时间在院长室，然后到病房每人发了500元，也没有问候，也不问病情，发了即匆匆的走了。

　　所有人都为抗战付出了代价，而有些人却大发国难财。吴晗一文振聋发聩：《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22]：”我们九年的战争，除了丧失广大地区作战略上的撤退而外，我们的的确确制造了一批甚至一群一集团的百万的富豪。这一集团的富豪，同时也是实际中国的统治者。这些百万富豪的方法不同，有的假公营私，有的收受贿赂，有的乘机舞弊，有的敲诈勒索，有的投机走私，有的囤积居奇，有的操纵扰乱。然而，他们都是靠官商合一的牌子，亦官亦商，即官即商，似官似商的手段，则并无二至。”

　　3、呼吁一致团结抗战

　　民盟的创立初衷之一便是“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之进于正常关系”[23]。《民主周刊》完全贯彻了民盟的这一立场，从多个角度不断为抗战的团结一致而呼吁。罗隆基在《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24]说，第三大党有两个作用，一是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冲突，防止内战，二是团结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这一点，在首期时评中得到了最好的显现：“时至今日，我们的确认定是民族生命存亡的问题，不是党派政权得失的问题。是全民怎样担负责任的时期，不是党派怎样保持政权的时期。召集国是会议，共同协议国事，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共同度过危急难关，这于任何人任何党无损失，而国家民族得以挽救。我们竭力盼望当权在位的人，对这种举国一致的要求，毅然决然，加以接受。时不我兴，稍纵即逝，当机立断，免受其患，全国人民实有厚望!”[25]9

　　如何取得抗战的团结?《民主周刊》的文论强调民主党派的合作。罗隆基在《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26]中说：“我以为今日要实现团结，希望执政党还注意这几点：一，党派的谅解与团结，必须在平等地位的会议协商中获得，不能用发令与受命的方式。……二、党派合作，必须采取联合政府的方式，正真做到开放政权。”团结还要求逐步的统一军权，但首先应该有健康的政党活动。如《团结与军权统一》[27]的作者认为统一军权、军队的国家化可能是长期的斗争，应该先从培养和平政治的习惯着手，使各政党开展正常的政治活动，“使武力虽存而犹废”。

　　在强调团结的同时，《民主周刊》也强调自由对于抗战与团结的意义。刊物作者翻译了拉斯基的《论战时言论自由》[28]，文章明确提出“展示政见的统一并不能抵消由抑制自由言论引起的损失。”而当时的政治现实却是自由甚至比八年前更不如。“今天的中国，比八年前的中国，进步的成绩在哪里?外战还没有胜利结束，国人相互残杀的枪声已响，几千万人的献血、头颅、生命做代价，换来的只是极少数人的财产集中。八年前，人民没有自由，今天更不自由;八年前社会没有平等，今天更不平等。“[29]

　　此外，《民主周刊》的文论也展现出民主团结是人民的呼唤，也是国际社会的期望。《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中国民主团结前途》[30]的作者分析指出美苏战后都期望中国能够民主团结。《学生们赤诚的呼唤》一文的副标题则表明周刊拥护联大学生对国是的主张“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31]。

　　4、对战后事务建设的设想

　　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民主周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忧虑。对于日本的即将投降，周刊的主编罗隆基似乎充满了乐观。在《我们在抗战胜利时的主张》[32]中，他提出今后一是要保障国家安全，二是要建立国内民主的两大主张，在“关于盟军驻扎日本本土以保证日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一点，我们以为盟国将来应以更多的责任交付中国。而中国并应自告奋勇，愿担负更多的责任。例如驻扎军队，中国应有更多的数量;撤军时期，更应重视中国的意见。”同时也要根绝日寇法西斯的思想与制度，并希望能让中国来全部接收日寇的海陆空的全部武装。

　　“战争快完了，奴隶们能到的自由吗?”[33]对于战后的政府，《民主周刊》继续呼吁要保护民主自由。“经过这次空前惨烈的反法西斯大战，已经把人类史推进到了人民的世纪。在这新形势之下，人民大众的共同要求是民主与进步，一致拒绝会到老样子去。……建设新中国，抗战的血才不算白流，才有积极的收获和意义。[34]

　　面对抗战后的国共分野，《民主周刊》一如既往强调加强党派合作，反对内战与分裂。对于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纸刊载渲染纽约时报的信息，指责中共“企图夺日军武器向同胞作战，彼并非一政党而为一阴谋夺取中国政府之组织”的情况，《周刊》给予了公允的评价：“中共究竟有无向人民打内战的阴谋，人民自有公正的认识，我们毫无意为他申辩。我们谨希望舆论界真能以国家为重，千万不要在这随时可能演分裂悲剧的时机为人民帮倒忙!”[35]它主张中国党派团结必须要做到三点“一、全国一切抗日党派的团结，而不能单是国共两党的团结;二、政策上的协调，而不是各党派中领袖个人感情上的接近;三、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指导，而非置人民于被处分地位。”[36]

　　三、昆明《民主周刊》在抗日战争末期的积极意义

　　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末期的昆明《民主周刊》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它在昆明不但是民盟的机关刊物，而且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的读者。本文认为，对于这一时期《周刊》的评价可以用三句话概况：对团结有作用、对政府有批评、对民众有启迪。

　　第一，彰显民盟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民盟希望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公正协调，团结抗战的各方力量，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的进步，简单来说，就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通过上一节的叙述我们可以到，《民主周刊》在抗日战争的晚期的文论，充分显现了这三点主张，体现了民盟在力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上的积极作用。

　　第二，勇于为民请命，体现爱国知识分子时代精神。虽然民盟秉持第三者的中立立场，但《民主周刊》始终从客观出发，敢于为民请命，揭露抗日过程中的腐败阴暗面，发出爱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抗战时代精神。由对于政府的客观批评总是会触及政府的痛处，

　　《民主周刊》有时也不得不“开天窗”。比较典型的是第1卷第4期《民国三十四年的瞻望:被扣》，除了标题全文开了天窗，末尾叙述“本刊时评因争取时间关系，曾商得审查处同意于付排时依法送审，本期时评全部被扣，又迫于时间，无从补撰，竟付阙如，敬向爱护本刊读者深致歉意。”[37]

　　第三，争取进步读者，获得进步舆论宣传显著成绩。刊物的意义在于它的读者群体。《民主周刊》和《民主增刊》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中、下层职员中拥有众多的读者，每期发行数千册，成为当时昆明影响较大的进步刊物[38]。另据《云南新闻史话》，民主周刊的发行量能够达到四五千份[39]。对照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最高时的发行量一万八千份[40]，四五千份的数量当不算少。因此《民主周刊》成为了抗战末期大后方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刊物之一，“更直接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41]。

　　[1]潘大逵着.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M].成都出版社.1992 p127

　　[2]戴美政着.曾昭抡[M].群言出版社.2012 p304

　　[3]潘大逵着.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M].成都出版社.1992 p127

　　[4]潘大逵着.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M].成都出版社.1992 p127

　　[5]闻黎明着.闻一多传[M].人民出版社.1992 p283

　　[6]闻黎明着.闻一多传[M].人民出版社.1992 p285

　　[7]张巨成.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1941-1945)[J].思想战线.1994年(06)

　　[8]流金.“一二、九”回忆[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1)

　　[9]陆平,胡剑.记史迪威公路首次通车[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0)

　　[10]君山.湘桂战事侧影(中)[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08)

　　[11]戴美政着.曾昭抡[M].群言出版社.2012 p214

　　[12]正菲.如何挽救西南的危局[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2)

　　[13]胡钊.吃得饱与吃得到:改善士兵生活的关键[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3)

　　[14]吴晗.战时教育应有的新措施[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3)

　　[15]曾昭抡.大时代在等着青年们![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3)

　　[16]杜迈之.乐观中的戒惧:论苏联对日宣战与我们的任务[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6)

　　[17]孟心坚.物价问题的新阶段.[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8)

　　[18]民主的呼声:公米到那里去了[J].民主周刊(昆明).1941第1卷(13)

　　[19]第一封信(湖南通讯)[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3)

　　[20]田禾.农村剪影:湘西农村通讯[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1)

　　[21]苏东.湘西通讯:如此慰劳[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5)

　　[22]吴晗.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6)

　　[23]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M].群言出版社.2011 p8

　　[24]罗隆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6)

　　[25]时评：怎样渡过难关[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1)

　　[26]罗隆基.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0)

　　[27]王赣愚.团结与军权统一[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3)

　　[28]拉斯基着，吴富译.论战时言论自由[J].民主周刊(昆明).1941第1卷(02)

　　[29]努生.“七,七”八周年纪念[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1)

　　[30]君山.从当前国际形势看中国民主团结前途[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7)

　　[31]努生.学生们赤诚的呼唤[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1卷(17)

　　[32]努生.我们在抗战胜利时的主张[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7)

　　[33]钟百频.我们为什么作战[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4)

　　[34]袁西华.日本投降与中国政治前途[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7)

　　[35]澄之.舆论界应知自重[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7)

　　[36]迈之.关于国共商谈[J].民主周刊(昆明).1945第2卷(07)

　　[37]努生.民国三十四年的瞻望:被扣[J].民主周刊(昆明).1944第1卷(04)

　　[38]云南民盟大事记. 1941-1990: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作者：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p11

　　[39]王作舟着.云南新闻史话[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p115

　　[40]戴美政着.曾昭抡[M].群言出版社.2012 p214

　　[41]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史[M].群言出版社.2012 p11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4 1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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