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社论思想
2017-10-17 09:55:00  来源：华诚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新闻领域，就有这样一份报纸、一位报人，用媒体的力量，宣传着自己独特的抗日主张。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从1911年张季鸾应于右任之邀前往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起，至1941年病逝，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社评。《大公报》在当时之所以成为”舆论重镇”，与张季鸾及其社评的作用及影响直接相关。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支持抗日，主张”明耻教战”，但并不轻易言战，这方面的言论屡见于张季鸾的社评和主持人的文章中。

　　一、”明耻教战”思想的内涵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上的仇日情绪高涨，决一死战的呼声很高，但作为《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认为，应从中日的现实情境出发，特别是要等待中国准备好、有实力之后再开战，因为这一战就必须战胜，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掉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张季鸾阐述：”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目前先要对国人进行明耻教战的宣传。”

　　张季鸾召开全体编辑会议，把”明耻教战”确定为日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通过社评，系统阐述了”备战”在中国的必要性，认为战争一起，时间必定数年，而在中国国情下，内忧外患慎重，决不能报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悲愤情绪，”与之战，战则必胜”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人的做法。”明耻”即为知日，是指通过对日本侵华事实的揭露，激发过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以期动员国民、增加国力，有效抵御外辱。”教战”是指向国民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以期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二、”明耻教战”思想提出的环境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愤怒了，刚刚走上中国现代舞台、担负起”明道救世”责任的报刊，该唤起仇日情绪，还是选择沉默?仇日情绪是否有利于抗战?这都是摆在报业面前的问题。”舆论引导”这一任务也必须有报业去完成。这就是”明耻教战”思想的必要性——通过一份有力量的报刊，传递一个有力量的声音，唤醒一群愤怒的民众。张季鸾任《大公报》主笔，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亮起”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旗帜，”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他则当仁不让以”国士”自居，确定”明耻教战”的宣传方针，呼唤国人——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差距及抗战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导国人危机事件出现后的应对策略。

　　三、”明耻教战”思想在张季鸾评论中的体现

　　台湾学者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鸾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对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31年7月12日，他发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忧虑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自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三天，张季鸾即以《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地》陈述中国与日本的现状，希望中国国民能知己知彼，从此开启了张季鸾把中国文人”知耻而后勇”的精神通过报刊社论传输给社会大众的历程。直至1941年《抗战四周年纪念辞》，整整十年时间，张季鸾用自己的评论，引领着国人的舆论，为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评论内容简要概括为”明耻教战”思想，这一思想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根据东方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张季鸾集》，笔者将张季鸾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其去世前，关于日本问题的社论进行梳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论中的”明耻”思想

　　在关于张季鸾抗战时期的社论，总计54篇，其中关于”明耻”部分的26篇，集中体现在知己、知彼、时局分析三个方面：”知己”的社论7篇，其中张季鸾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夙无国防布局。东北夙鲜自卫组织””日本之所以如此悍然威压，徒以中国之弱也”等，这些社论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给迷茫的中国国民敲响了”警钟”。”知彼”的社论9篇，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社论对当时的中国很有必要，尤其是长时间闭关锁国和自持强大，让国人很难认识到当时两国的实际悬殊，也给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而对时局分析的文章达到10篇，这些文章”因此严重之危局，更不能不促我政府人民之新觉悟”，”知耻、知悔、知奋，方可以得正义之援”，客观全面地体现了当时中国对内忧外患时局。

　　(二)社论中的教战行为

　　张季鸾抗战时期的社论中，教战内容的文章占到了28篇，笔者简要划分为以下内容：表1尤其是团结抗战和持久战，都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得出的准确结论，也是中国当时抗战的主流思想。”如何团结人心，当为今日之第一亟务矣。”《大公报》看到了个别媒体”无事生非”肯定会影响中国的抗战大局，因此有3篇文章提到了，在没有取得全局胜利的时候”中国近日无所谓反日运动，只有存华决心””中国人为誓保其国家荣誉的独立与完整!存心存华，并不反日。日本要人倘目存为反日，则亦只有听其自然”。这些论述，对当时的中国非常有必要，这些社论在某种意义上给处于激动和骚乱的国人提醒，不要因为小枝小节”授人以柄”，给日本扩大侵略提供借口。

　　四、”明耻教战”思想存在的争议

　　国内相关学者在论述张季鸾抗战时期的新闻思想时，以张季鸾作为蒋介石”密使”出发，强调这是《大公报》在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行为找借口，这一研究近几年比较常见，甚至提出了对国民党的”小骂大帮忙”，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事变发生后，大谈印度甘地的”不抵抗主义”和李鸿章在甲午之后的”忍辱请成”的先例。但笔者认为，”明耻教战”不是”不战”，”中国正式宣战，在现状下，恐实际为政府不能之事”。在这一前提下，如何”能战”才成为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张季鸾看来，是如何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与不抵抗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张季鸾的社论是根据两个实力悬殊提出的，并且在相关论述中提出了自卫反击在抗战初期的必要性;其次，1937年2月26日的社论《今后的对日问题》中，张季鸾提出了”安内即为攘外”的思想，”夫中国立国原则显带保守性消极性，国难以来，领土丧数省。而我国民悲壮之呼声，充其量不过抗日二字”。在这篇社论中，张季鸾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安内即让国内一切政治力量和团体联合起来，停止内战，并且改变国民党内部败坏行为，更好地集中力量抗战。

　　《大公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基本上采取了这样趋势：事态将恶化而未恶化时，它明察趋势，引导舆论，唤起国民的思考和反省;事态恶化而和平尚存一线希望之时，它力主明耻，争取和平，寄希望于外交，能不战则不战;和平无望，主张团结抗战，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屡次请张季鸾共商国是，张季鸾以国士报之，知无不言，被外界看做蒋介石的策士，但终其一生，张季鸾只是无党无派的一个报人，至少在他生前，《大公报》与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没有丧失民间报纸的独立性。

　　五、”明耻教战”思想的现实意义

　　张季鸾遗嘱中说：”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迨九一八事变后，更无时不以祛除暴敌，恢复我国之独立自由为目的……”对张季鸾这一代新闻从业者而言，多灾多难的中国是其无可闪避的现实情景，而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断然无法放弃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一目标的追寻。

　　在张季鸾身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体现出了更多现实考虑和中国特色因素。职业报人、爱国人士、知遇国士，这三种角色的定位与内在要求集于一身的张季鸾：报人以言论报国。张季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表现出凛然正气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明耻教战”的内涵，给今天的新闻界极大的启示，体现出媒体和媒体人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以言报国，为民谏言”，应该是新闻人从张季鸾抗战时期新闻思想中应该吸取的经验。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7 09: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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