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
2017-10-18 15:10:49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吴雨蓉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中国历史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两级对立的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共处阶段。但这种共处，不是完全和平的共处，而是充满着斗争的共处。《救亡日报》(以下统称《救报》)就是这个时期(1937年～1941年)在国统区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张报纸，它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性质上它是一份由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抗日救亡的报纸，而实际上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负责任，几乎整个组织与宣传过程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周恩来在给《救报》办报方针的指示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的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①《救报》就是在这样的办报方针指导下，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通过坚决而灵活的斗争，为执行和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照统一战线原则组织人员，团结各方进步人士加入新闻战斗集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统区的进步文化新闻工作者借此机会纷纷创办起抗日报刊。在共产党的提议下，国共两党决定以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一份报纸，即《救报》。

　　在领导层的设置上，《救报》充分执行了统一战线方针：经双方商定，国共两党各拿出一半的开办费，由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方面派出总编辑夏衍、编辑部主任林林，国民党方面派出总编辑樊仲云、编辑部主任汪馥泉共同领导。但实际上樊仲云和汪馥泉等人对抗战既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还不时从经济和发行上进行扼杀，但我党为了大局着想，尽力避免与之正面冲突，利用国民党人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名义争取报纸公开化，并迅速控制编辑大权，不让国民党在言论方面起大的破坏作用。

　　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著名报纸，作家文人集体办报是当时《救报》区别于党的其他报刊的特点。在其整个创办过程中，《救报》自觉地承担起组织巩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宋庆龄的政论、何香凝的诗词、郑振铎的杂文、冯玉祥的抗战诗歌、李公仆的战地通讯经常会出现在《救报》及其副刊之中，田汉更是为《救报》写了不少戏剧、诗歌、小品、新闻特写;广州的文化工作者如尚仲衣、钟敬文等同志也经常给《救报》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在当时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救报》同样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界朋友的精诚协作，影响深远。

　　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巧妙地与各种政治势力周旋，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

　　《救报》在其三年半的历史中迫于形势先后辗转三地，为了与当地复杂的政治势力建立联系，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救报》灵活地利用统战原则，主动出击，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上海沦陷后，停刊的《救报》决定尽快在广州复刊。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于是社长郭沫若利用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经人介绍拜访了广东军部要人余汉谋，为报纸的复刊争取到了广东军部的支持和开办经费毫洋2000元，使得《救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顺利复刊。

　　1938年年底，广州沦陷，《救报》筹备在桂林复刊，除桂系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都在桂林建立了据点，由CC派人物负责的中央社广西分社和新闻检查所对《救报》负有严密监控的任务。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救报》为了争取“合法”，实现与各政治势力“友好”相处，主编夏衍同志先后对当时的广西省省长黄旭初、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和新闻检查所所长作了“礼节性”的拜访，并表明态度：《救报》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的立场，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善意态度，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报》予以支持。应该说，《救报》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广西当局和其他性质新闻机构相安无事，顺利完成抗日宣传任务，与其在外联工作上灵活利用统战原则是分不开的。

　　坚持统一战线方针的宣传，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兼容并蓄客观公正

　　在谈到《救报》的新闻宣传时，其副刊主编林林深有体会地说：“当时我们要照顾统战，发表各方面的言论。既要宣传党的政策，又不能摆党的面孔，只有这样才能使中间群众接受。”②如其所说，《救报》从其特殊的使命出发，在宣传中有别于党的机关报刊，侧重强调了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合作，在择其精粹报道我党的抗日言论与抗日活动的同时，不受制于阶级党派的分野，扩大抗日论坛，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的宣传工作，影响和推动了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客观报道蒋介石政府的抗战言论和抗战姿态。抗战前期，蒋介石政府是做出了一定的抗战姿态的。为了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③，《救报》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和抗战姿态都做了如实的报道。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救报》在以后发表的言论中，都注意称蒋政府为“我当局”、“我们的政府”，称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突出报道蒋政府的抗日言行。三年多的时间里，凡是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其他要员的抗日言行，《救报》大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予以报道，有时甚至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仅以《救报》创刊初期的一个月为例，就刊登了蒋介石等人鼓吹抗战的谈话、言论、题词达11篇之多;蒋政府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并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民主改革。对于这些，《救报》也予以充分肯定，从舆论上促蒋、迫蒋进步。

　　广泛报道中间派的抗日言论与活动。中间派的政治身份复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力量，因此，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是我党统战方针的政策之一。《救报》对中间派的抗日言论和抗日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向往民主、厌恶独裁政治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救报》都毫无保留地予以宣传。而也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中间派的主张与我党的主张是相左的，如一贯提倡“闲适幽默”的“第三种人”林语堂，在《胜利是我们的》一文中吹捧蒋介石是“全东亚最优秀的战略家”。《救报》并不赞成这个政治观点，但是由于他都是主张抗日的，而林语堂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所以《救报》也都进行了报道。

　　《救报》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报道了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抗战前期，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和徐州战场获得了局部的胜利，《救报》大量报道了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战活动，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了为国捐躯将领的牺牲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还发表了好几篇李宗仁访问记，充分肯定了这位台儿庄大捷的功臣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并对他的政治见解表示钦佩。

　　以第三者姿态披露国共两党的摩擦与矛盾，进行正面引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分别形成两次反共高潮。为了打退反共高潮，但又不致使统一战线破裂，我党实行了“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④在这场斗争中，《救报》采取了客观的报道手法，以第三者姿态披露有关事实，进行正面引导，缩短与中间群众的心理距离，扩大宣传效果。

　　对于具体的冲突事件，《救报》一般采取“不介入”的态度，避免直接表露倾向性。发生“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山西十二月事变”时，我党的其他报纸均有详实记述，但是《救报》同仁牢记党的嘱托，强忍着满腔义愤，回避做正面报道。

　　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之时，《救报》更多的是刊登呼吁团结抗战的言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加以正面引导。1939年年底以后，反共形成高潮，《救报》连续发表了《加强政治挑战》、《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等社论，针对顽固派的分裂活动，晓之以国家民族大义，动之以同胞手足之情，指出分裂对于国家的危害：“我们这次的抗战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乾坤一掷的大事，所以对内不论有什么问题，对外还是要步伐一致地奉行最高国策，打倒一切汉奸组织，抗战到底，党派间有什么政见参商，只该精诚无间地内部商讨。”

　　就这样，《救报》根据自身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形势下，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兼顾团结和斗争两手策略的指导下，灵活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配合党的机关报的宣传，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注释：

　　①夏衍：《巨星永放光芒》，《夏衍杂文随笔集》，713页。

　　②吴颂平：《“救亡日报”老同志忆旧杂谈》，《新闻研究资料》，第33辑，67页。

　　③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本，743页。

　　④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四卷本，760页。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8 1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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