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民营报刊
2017-10-26 10:39:12  来源：全刊杂志赏析网　作者：孙滨 余瑾毅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迁徙、辗转,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未因身处战火主战场就“全身而退”,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的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

　　[关键词]中国民营报刊　游击战　迁徙地

　　中国民营报刊曾在中国近代社会留下“惊鸿一瞥”,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虽然肇始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民营报刊,不似古代官报那样与生俱来就被天然赋予重大政治宣传的使命与担当,亦与近代社会兴盛的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们不断接受近代社会变迁浪潮的洗礼,在摸索中稳步前行。近代社会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营报业有着自负盈亏的特质,因而在发展进程中不时流露出“重商轻政”以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的倾向。

　　在20世纪初国家遭遇内忧外患双重考验的特殊年代,社会传播生态环境虽屡遭破坏,条件日趋恶劣,但一部分中国民营报刊选择正视当时严峻的社会生态,调动一切可调动因素,在炮火的夹缝中挣扎生存。停刊、复刊,迁徙、辗转,此时的中国民营报刊,悄然地在发生从经济利益为主到追求社会效益为首的转变。不少民营报刊并没有因身处战火的主战场就“全身而退”,而是毅然选择继续斗争,用笔杆坚守正义与无畏,捍卫领土与主权。“游击式流动”便是它们持续作战的方式之一。笔者考察发现,此阶段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路径的选择具有不约而同的“默契”,特选取若干在当时具较大影响力的民营报刊进行比较,分析其“不谋而合”中的必然考量。

　　不少民营报刊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依旧保持高风亮节,坚守正义。为了不让炮火湮没自己的声音,他们克服重重阻力,纷纷选择“游击战”流动作战式生存方式,执着流离辗转于祖国的大江南北,目的就在于要让自己的报纸在这个非常时期发出最为及时的声音,那是向社会各界、向广大民众乃至全世界发出最正义、最紧急的救亡图存的呼唤。

　　笔者选择了三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民营报刊:《申报》、《大公报》和《立报》进行比较分析,它们是该时期中国民营报刊“游击战”流动作战生存选择的典范。

　　一、迁徙概况

　　《申报》是一家创办于上海的老牌商业民营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为摆脱日本侵略者的主宰控制,《申报》毅然在同年停刊,并于1938年1月15日创办汉口版。《申报》汉口版自1938年1月15日发刊,至1938年7月31日停刊,共创办了198号。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1938年8月13日,人们又欣喜地看到《申报》香港版的问世。香港版一直发至1939年7月10日,共发489号。

　　相较于《申报》,《大公报》的辗转则更显曲折。炮火先是促使《大公报》将其大本营从天津挪到了上海,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战爆发后,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大公报》的同仁们分赴南方各地办报:1937年9月18日汉口版问世;1938年8月13日香港版问世;1938年12月1日重庆版问世;1941年3月15日桂林版问世。

　　小而精的《立报》同样也在抗战时期经历了“迁徙”的命运。1937年11月其于上海停刊,1938年4月1日报纸在香港复刊,笔耕不辍继续坚持抗日民主宣传。

　　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以《申报》、《大公报》、《立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报刊并没有选择苟且生存,同时也一改中国民营报刊“重商轻政”的传统,对于中国的国情政事不再摆出高高挂起、少闻少问甚至不闻不问的姿态,而是变得积极主动,努力创造积极正面的媒体氛围,为宣传正义舆论造势。

　　笔者观察,该时期中国民营报刊迁徙的共同特点是自北向南、由沿海往内陆发展。其中,汉口、香港等地成为其“落户”选择的热门。

　　二、迁徙因素

　　考察《申报》、《大公报》以及《立报》颇为相似的迁徙路线,结合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报纸对于迁徙地点的选择是有所考量的。

　　1.地理位置优越。

　　无论是选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大武汉,还是移师“东方之珠”香港,抑或是西南大本营重庆、桂林等地,20世纪30年代伊始选择打游击战生存的若干民营报刊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报纸要迁往何处的问题。他们大多选交通枢纽为迁徙地,重要-因之一就在于其显要的地理位置。例如武汉,地处我国版图腹地的中心位置,是中国地理上的“心脏”,其中长江横贯东西,多条铁路干线连通南北,是一座有着战略支点意义的大城市。又比如桂林,是当时广西省的省会城市,亦是中国西南向和东西向的交通枢纽,并且有铁路分别连接西南、华中、华南,地理坐标的优越不言而喻。至于香港,四面环海,确又与内陆一江之隔,在距离联系上具有着“藕断丝连”的特点,因此亦成为民营报刊们“转战”的极佳选择之一。

　　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之相伴的是方便快捷的交通福利,这样更有助于信息的迅速传播与扩散,同时也有效保证新闻采集的顺畅开展。

　　2.政治局势复杂。

　　除地理位置首因的考量,这些报纸“打游击”的第二个重要且不容忽视的条件,就是时局的发展。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沦陷,在正式移师重庆之前,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实际上首先是转移到了武汉,武汉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继而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自然这里也成为了新闻媒介进行抗日救亡思想宣传的首选,因而包括《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相继迁徙于此,继续作战。

　　自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为英国囊中之物起,这个偏安中国东南隅的城市一直是受制于英殖民统治的,民营报刊选择迁徙于此的-因之一,就在于这里远离内陆战场,政治环境相对安全。而且自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香港逐渐成为当时国际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的场所,同时也是中国抗战后方与外界联系的桥梁,这为民营报刊求生存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政治生态环境。

　　3.传播环境相对宽松。

　　复杂的政治局势同时也成就了报刊得以异地立足的空间。1937~1941年的香港被称为“孤岛天堂”,除了有外国势力的庇护外,这里也聚集了一大批热心抗日救国的爱国积极分子,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祖国抗战,[1]他们与同包括《申报》等在内的民营报刊相互呼应。而在桂林,桂系当局也曾强调“要使本省文化工作与当前抗战任务相配合”,[2]使得桂林成为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稍稍有点生气的一小片新闻传播文化绿洲。[3]传播环境的相对宽松,有效地推动了报刊的舆论宣传与造势活动,让报纸得以快速成长壮大。

　　4.文化的活跃。

　　当地活跃的文化氛围同样也是该时期民营报刊迁徙地选择的重要关注因素。自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上海文化的转移阵地,不少文化精英纷纷转战大汉口,为抗日救亡奔走效劳。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宣告成立,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战线为唤起民众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活跃了当时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氛围。而此时报刊的宣传无疑与其相映成彰。

　　至于当时的桂林,则广泛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当时被称为“文化城”,一大批文化精英聚集。同时,-本聚集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一部分去了重庆,一部分内迁桂林,促使这些地区先后集中大批进步人士,他们后来都成为民营报刊抗日洪流中一股不可小视的文化力量。

　　综观这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民营大报,其在抗日战争这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非常时期”,智慧地选择游击流动作战,以在艰难的时局夹缝中顽强生存,无论是奔赴中国的西南隅,还是辗转东南隅,虽然随着当时战局的发展,这些报纸的地方版最后多半遭遇的是停刊的命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立报》的香港版,《申报》的汉口版、香港版,还是《大公报》的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它们对于推动时局发展,配合战时宣传,以及推动中国民主社会化进程,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其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终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刘蜀永:《辛亥革命前后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香港》,《今日中国(中文版)》,1997年第4期

　　[2]《抗战时期外地、外籍文化人士在桂林的新闻活动》

　　[3]靖鸣、徐健、方邦超:《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新闻生态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黎远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桂林纪事》,《八桂侨史》1998年第2期

　　[2]马光仁:《抗战时期的掖申报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3]周勇:《昙花一现的掖申报业汉口版》,《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第4期

　　[4]萨空了:《忆掖立报业的那一段生活》,《群言》1987年第11期

　　[5]许锡挥:《战火中的“世外桃源”1937要1939香港生活印象追忆》,《当代港澳》2000年第1期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6 1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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