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沦陷时期武汉报刊之管窥
2017-10-26 10:52:10  来源：全刊杂志赏析网　《理论月刊》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前后报刊业的蜕变。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在舆论宣传领域推行文化战的罪恶结果。日本侵略者通过新闻管理机构的严密设置、抑除同盟亲德意协约新闻政策的制定和被裁性的新闻管制法令,达到建构反动的新闻管理模式的目的,同时直接或依托所谓“人民团体”占领武汉的舆论阵地。充当其奴化宣传工具。日本侵略者“文教虏其国”的狼子野心,以摧残民族文化意识为主旨的愚民政策昭然若揭。

　　关键词:沦陷时期;武汉报刊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大半个中国沦陷,这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对这场战争的反思与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进行残酷的军事占领与疯狂的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实行了危害性极大的文化侵略政策,极具欺骗性的奴化舆论宣传就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环,以奴化宣传为手段对沦陷区的文化侵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质上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治的延续。华中重镇武汉更是其实施的要冲,深受其害。

　　一、沦陷前的武汉报刊概观

　　(一)1927年至抗战前的武汉报刊——发展期

　　由于显见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南京和上海在1927年后一直处于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中心的地位。上海拥有的新闻单位曾居全国之首。虽然不能与上海同日而语,武汉作为华中的商业重镇。当时的新闻事业已具有相当规模,据相关统计。共有30余家报纸及刊物,主要有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武汉日报》《扫荡报》、大小民办报纸《华中日报》《武汉时报》、《罗宾汉报》等。前者因其政治的依附性,日销量可以突破万份,基本掌控了武汉舆论宣传的话语权;后者则多侧重地方性社会新闻,甚而靠奇闻轶事、黄色小说连载等噱头来吸引读者,影响力相对有限。

　　(二)抗战初期的武汉报刊——鼎盛期

　　随着1937年下半年上海、南京的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战开始。随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武汉成为南京到重庆的中转站,大批文化机关和一千多文化人相继迁汉。并提出了“到武汉去”的响亮口号。从1937年11月到来年7月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汉出版发行的报刊就达到212种,出版机构50多家,“武汉立刻变成了新的全国文化的中心城市”,当之无愧地成为国统区的新闻中心。

　　评价刊物的社会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刊物的发行数量和范围。当时在汉复刊的有从上海、南京和天津迁来的《申报》、《抗战三日刊》、《大公报》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比如《抗战三日刊》因其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每期发行最高达20万份之多,居杂志类全国之首;《大公报》最多时也日发行10万份。

　　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党派社会团体创办的多达40余种的综合性政治报刊,李公朴等在汉口创办的《全民周刊》在与《抗战三日刊》合并后成立的《全民抗战》三日刊,集聚新闻与杂志的优势,曾发行高达30万份。而中国共产党未取得政权前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家党报《新华日报》和潘梓年主编的党周刊《群众》也在其间创办,《群众》周刊实际上是《新华日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编辑、出版到发行均由报社统理。《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创刊、出版发行的9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在西安、郑州、南昌、广州甚而山西临汾等地设立分社或分销等方式,其发行量超过了当时同期在汉的《大公报》、《扫荡报》《武汉日报》等老牌或地方大报。此外,还有30多种抗战文艺杂志。有丁玲主编的《战地》、罗荪等主编全国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以及《自由中国》等,同时,还有多种儿童报刊和妇女报刊。

　　这些报刊引领着全国上下风起云涌的团结抗战的文化热潮,播撒着抗日救亡的种子,使此时之武汉成为郭沫若盛赞中的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期”。

　　二、沦陷时期的武汉报刊

　　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弃守,武汉会战结束。侵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从此进入了长达七年的沦陷期,大批报刊被迫追随国民政府内迁或停刊,武汉出版业归于沉寂。如果说抗战初期的武汉新闻业的发展并非常态,那沦陷后日伪控制下的武汉新闻出版业就只能用奴性畸形四字来形容了。

　　(一)日伪建构反动的新闻管理模式

　　1、日伪新闻管理机构设置。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初,就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首先成立日军报道班。专门负责检查书报杂志,以取缔一切带有反日思想的出版物。在“尚无新闻检查机关之设置”目的情况下,日伪政府杜绝一切新闻出版发行,只是刊发市局各机关政务新闻。并组建政务新闻统制班,对“所有市局各机关政务新闻”审查后统制发表。使得沦陷初期武汉“文化事业,多受摧残,关于出版物,仅有新闻纸一种”。其后得以专设宣传局,只是“为适应当时中央之法令组织,将宣传局裁撤,增设宣传科,……改隶本府秘书处”;后又随同汪伪中央设立新闻检查所,会同军警部门,专司新闻审查。同时,日军进一步完善汉口的奴化宣传机构,不仅在日军特务部第一课下专设负责宣传管理的宣传班。而且向沦陷区各县派出宣抚班,表面上是日军中专门负责招抚占领区民众的组织,但从其主要工作内容是“使作战地域内的支那民众……,消除排日抗日及依存欧美之思想,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营造亲日气氛,使庶民信赖皇军之恩惠”。目由此看来,宣抚班实质上是日军的一个重要宣传机构。而在伪政权这些宣传机构中,安插有大量归属于汉口日军特务部第一课宣传班的日人顾问或“嘱托”,他们对伪政权实施控制和领导,实际掌握着一切宣传政策和措施的决策权。

　　至此,侵华日军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拼凑出一个较完整的奴化宣传机构体系。同时,日本国内的新闻界也尾随着日军的铁蹄在武汉相继设立了驻汉联络处等新闻团体。作为总部在南京的汪伪最高通讯机关——中央电讯社也在汉口设置分社,为日伪摇旗呐喊。甚而为了加强反动宣传,伪省市政府于1944年10月成立的武汉宣传联络委员会,即由伪省政府主席杨揆一亲任委员长。

　　2、抑除同盟,亲德意协约的新闻政策。1861年汉口英租界开辟,其后陆续开辟了德、俄、法、日租界,汉口形成了五国租界的局面。1917年后,中国政府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等机会,逐渐收回了汉口的一些租界,改为特别区。从1866年至1949年,外国人在汉口创办各类报刊、杂志约50余种,而在汉外国人聘用中国人创办、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刊先后达30余种。这些报刊大多在租界范围内或租界边缘地带。“英文《楚报》在武汉具有悠久之历史,占英文刊物中主要之地位”,它(Central China Poat)由伦敦会教士计约翰(John Archihald)由1904年在英租界创办的,是在汉口时间最长的外文报纸。当时“其 发行人阿却巴利特又兼路透社代理经理”。

　　为了巩固自己的侵略与奴化统治,日伪政府不遗余力打击同盟国势力,地域上针对法租界,“汉法租界遭日方严密搜查”,直至“汉口法租界昨接收”。为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彻底的击灭英美设立,永远的保持东亚自由,东亚与英美势不两立”,日伪政府首先限制英美新闻机构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干脆以“调解英文《楚报》及路透社工潮”为名关闭英美报馆。“汉口禁止英方新闻事业,路透社及《楚报》被迫停业”。至1940年后,日伪政府每月定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不再邀请西方记者参加,且直接命名为中日新闻记者会。至此在汉外国新闻机构除日本国的七家之外,就仅余德国的海通电讯社和意大利的史蒂芬尼电讯社。

　　3、新闻管制法令的逐步疯狂。日伪政权在成立之初专设的宣传局,就先后颁布了《武汉特别市市政府管理出版物条例》、《取缔不良图书办法》、《取缔不良民众读物案》等相关文化管制法令,后奉命改用汪伪南京政府的《出版法》及《修正战时出版法》。

　　审视汪伪《出版法》,我们可以看出其图书审查机制的两大特点:(1)图书审查机构肆意的扩大化。对比国民党政府1934年6月公布后于7月修正的同样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之规定,抗战前具体负责图书杂志审查的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属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内政部,而并不包括军队和警察部门。而汪伪负责审查出版品的机构,除了伪中央宣传部、伪察政部(后改为内政部)外,还有“地方主管官署”即各地的宣传机构和各地新闻检查所会同当地军警机关一起参与。汪伪授意各地军警机关直接插手出版品审查,是其刻意追随主子加强奴化舆论阵地建设的自觉,但同时暴露出其汉奸政权的极度不自信。(2)图书审查权力的随意性。汪伪《出版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还明令禁止以下出版品:“一、意图破坏三民主义或违反国策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经宣传部命令禁止登载者。”明确对出版品内容处心积虑的种种限制以外,汪伪政权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钳制舆论,他们在《出版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条中规定:“战时或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国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关于政治、军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项之登载。”即是说,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以及汪伪政权所认为的“变乱”时期和其他“非常时期”,舆论需要控制严密时,负责图书、报纸、杂志审查的机构,可以宣布出版品一概禁止议论和报道政治、军事、外交及地方治安:并禁止以上这些内容的出版品的印制和面世。依据该两项条款,汪伪政权图书审查权力的随意性和独裁本质一目了然。这种对所谓“异端邪说”出版品的疯狂扼杀,凸现了汪伪政权思想文化领域奴化统治的法西斯嘴脸,使沦陷时期武汉新闻、文化界更加暗无天日。

　　(二)直接或依托“人民团体”占领武汉的舆论阵地

　　沦陷时期武汉先后共有报刊30余种,但都大多是由日伪政权直接掌控或者就是由其资助控制的汉奸组织、团体所主办的。审视其中影响最大的报纸《武汉报》和《大楚报》,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其崇日媚伪的实质。

　　《武汉报》虽1938年11月10日创刊,实由日军报道班直接控制。其办报宗旨明目张胆地是“为适应民众需要,乃于焦上之上,播下文化种子,以和平建国为当前任务;以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大亚洲主义为终极目标”。故而资金充足,初为油印,7天后改为铅印报,印刷质量较好。该报在全国和湖北沦陷区设有12个分馆或通讯处,东京则设办事处,建立起较广的发行渠道,因而能号称汪伪政府宣传部旗下五大报之一。而《大楚报》创刊于1939年3月6日。后“在宣传局时代,即由本府接办”,所以实际上为伪武汉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故而初“第以经费支绌,难期发展”。“现本府已拨巨款,购有新式卷简印刷机全套”。极尽扶植之能事。其宣传科还负责主编《汉声》和《市政公报》两种刊物。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会长庄泗川任总编辑,其高级职员多为日本人,日本人吉田吉二郎长期担任顾问。1941年汪伪政权为加强武汉奴化宣传。选派伪中央宣传部次长胡兰成亲自担任该报社长。上述两报发行量从而遍及鄂省沦陷区各县。除此之外,《武汉大陆新报》是日本人直接办的日文报纸;《晴川民报》由伪汉阳县政府主办;《江汉晚报》由武汉青年协会、《江汉日报》由武汉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主办,这二者均是日伪政府资助的汉奸团体,如汪伪湖北省政府委员雷寿荣即是武汉青年协会会长。

　　综合性期刊中最具代表性、发行时间较长的《两仪》月刊。是由所谓的“人民团体”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出版发行。这个名义由“武汉的中日文化人共同负责组织”的团体,其主体成员是日伪省市政府、文化、教育、新闻等机关的高层人物,所谓独立的文化人实际上一个也没有,中方唯一的校长王知生后来也担任伪省教育厅长。而武汉分会虽标榜为“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洽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实则“得省市政府及友邦日本驻汉陆海外各机关的补助,……基本军票四十万元,每月经常军票六千二百余元,事业费三千三百余元”,充分显示出其彻彻底底的汉奸嘴脸。《两仪》月刊初为中文刊物,1942年1月29日出版第2卷第1期时,改用中日文合版,中文版占7/10,日文版占3/10。中文版由芮道一负责,日文版由日本人内田佐和吉总编。此外,《新生》是《大楚报》发行的半月刊,勿需说明,其汉奸嘴脸十分明显。

　　文艺期刊发行时间较长的有《文艺》、《武汉文化》等,前者归属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下属组织武汉文艺协会。后者由日文报纸《武汉大陆新报》附出。它们与国共统一文化战线的“抗战文学”相抗衡,堂而皇之地以“和平文学”自诩。而所谓“和平文学”实际上是汪伪政府“和平反共建国”政治纲领在文艺领域的贯彻和实施。

　　(三)不道余力地鼓吹“大东亚主义”,充当日伪的舆论奴化工具

　　《武汉报》在其创刊词中就明确表示其所谓“终极之目的是在建设东亚新秩序,当前的目标是在实现和平建国”。伪市长张仁蠡亲自为《两仪》月刊拟写的发刊词,也宣称“中日文化为东方文化之一元的两体”,要“沟通两国的文化”,以“创造出东方的新文化”。1939年3月22日,《武汉报》上发表了《东亚行进歌》:“中日结交情谊深,联合满蒙倍相亲;如手如足一脉传。同文同种更同心;努力建设新秩序,明朗天地众志伸;金色民族六亿人,高揭义旗大合群,宿命关系不可分,大家携手齐向前,努力建设新秩序,亚细亚洲万万年。”同年6月26日发表了《新东亚建设歌》等。相对于《武汉报》,《大楚报》新闻报道侧重国内和地方,宣传日伪汉口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希望在法租界内设立日语学校”等为其投降卖国的行为张目。

　　了解分析沦陷时期武汉大小日伪报刊的背景和言论,其舆论奴化工具的本质就显露无疑了。它们为了欺骗和蒙蔽武汉人民,不断地为日伪政权的黑暗统治涂脂抹粉,恬不知耻地大肆鼓吹中日提携,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同时叫嚣创造所谓“东亚新文化”,为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三、结语

　　借助宣传舆论这一重要手段推行殖民文化,是日本侵略者开展“枪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就制定了“—个国家只要一个通信社”的政策。当然在武汉他们也无例外。其御用报人庄泗川曾毫不掩饰地表白:“武汉是中国全国的中心。又是今日和平区域的最前线……在现代战争需要的是总力作战,而总力作战中,尤以文化战、思想战为重”。因此,日伪汉口政府不仅明晰武汉在华中地区的特殊地位,而且深谙其奴化舆论宣传在文化战和思想战中的核心地位。

　　1902年武汉诞生了首家以“汉口”命名的民办报刊《汉口日报》。此后30余年间,华人报刊数量远远超过外国人所办报刊。至民国初年,汉口即有民办报刊达32种之多。但到沦陷时期,在日伪政权的多重打击下,武汉出版业生机全无,一片萧条。在《汉口特别市31年(1942年)度中外报馆通讯社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没有一家同盟国背景的外报,而且有限三家注明“国人经营”的报纸实质上均是日伪政府的官报。通过直接掌控所谓的两报一刊奴化宣传工具,日伪政权完全占领了武汉的舆论阵地。

　　即使简单对比武汉沦陷前后报刊业的不同状况,我们也不难发现日伪政权在武汉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其掌控的新闻工具讴歌粉饰太平、奴化繁荣。并直接造成武汉民办报刊记录为零的严酷史实。其“文教虏其国”的狼子野心。以摧残民族文化意识为主旨的愚民政策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日本侵略者的奴化舆论宣传。无论其何时何地以何种面貌出现,究其根本完全是为其可耻的扩张争霸野心服务的。对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批判上,而是应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多方位地审慎研究和反思这段屈辱的历史。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6 10: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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