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黑龙江文学
2017-11-08 11:46:52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就在英勇的民族斗士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军事厮杀的同时，生活在黑龙江大地上的作家也用他们手中的笔与侵略者展开了激烈搏斗。尽管这种斗争有时锋芒毕露，有时隐晦曲折，但却始终没有停歇过。在十四年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虽然有的作家惨死在日寇屠刀下，有的作家惨死于侵略者的铁狱中，但就是没有屈膝投降、认贼作父、丧失民族气节的作家。

　　当1932年初日寇的铁蹄踏上黑龙江的土地后，黑龙江的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军事上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了把这股愤怒的民族反抗浪潮压下去，侵略者动用了大批军事力量，对抗日军民进行武装“讨伐”，因此暂时没有能力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控制。这种客观形势为沦陷初期的黑龙江作家提供了绝好的战斗良机。在金剑啸、罗烽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有意引导和带动下，沦陷的哈尔滨出现了一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倾向的作家队伍，三郎(萧军)、悄吟(萧红)、白朗、达秋、李文光、金人、姜椿芳、侯小古等人，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些进步作家一方面组织剧团，排练进步戏剧，另一方面以《哈尔滨日报·新潮》、《大同报·夜哨》、《国际协报·文艺》和《黑龙江民报·芜田》等报纸副刊为阵地，宣传战斗的文艺思想，发表带有强烈反满抗日色彩的作品。他们呼唤作家们要“坚定起我们的意识形态，肩承历史人群给予我们的任务，把它赋予文艺的本身，要它也去完成它所应负的任务”(三郎)。正是出于这种文学理解和追求，他们在作品中热情歌颂沦陷后黑龙江军民顽强的反抗斗争。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抒写了一支抗联部队在极端严酷的环境里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战士们宿营在“风雪之夜”，“斜倚着雪亮的刀剑”;当杀向敌人时，则为“死与死的相拼/刀与刀的相咬/肉与肉的残杀/声与声的相混”。充分表现出震撼人心的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李文光的小说《路》和悄吟的小说《两个青蛙》，也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了民众的抗日活动。这些作品无疑是当时黑龙江军民抗战生活的艺术反映，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形象的历史纪录。

　　此时，他们写得更多的则是锋芒直指日伪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作品。他们用冷峻的笔触揭露和痛击侵略者在“日满协和”、“共存共荣”的口号下建立起的所谓“王道乐土”，其政治性和战斗性都十分鲜明。罗烽的小说《口供》用简洁有力的笔勾画出一幕人间的丑剧和悲剧，使人看到那些人面兽心的伪警察人员为了奸污一个小商人的妻子，是如何构陷无辜强行占有良家妇女的;白朗的小说《只有一条路》通过一个少年的自述，揭示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人的压迫，并暗示人们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向反抗。三郎更不断地用他刚健粗犷的声音控诉着和反抗着。他在诗《全是虚假》中，怒斥日伪政府的舆论欺骗，说“一切全是虚假，一切全是废话，我们的出路呀，还要我们自己来打”。在小说《疯人》中，又借一个佯作疯态而实则清醒的反抗者之口，痛斥日伪统治下的人间的种种罪恶。也在此时走上文坛的陈缇在他的小说《棉袍》中则张扬着“血和力”，强调以个人的复仇来反抗现实。这些都显示了沦陷初期黑龙江文学创作的实绩。特别是1933年秋，三郎和悄吟出版的小说集《跋涉》，不仅是日伪统治下的黑龙江文坛响起的一声惊雷，也是“袭向全满的一颗霹雷”(梁山丁语)，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东北沦陷区进步文学的创作，堪称抗战期间黑龙江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沦陷期间黑龙江文学对整个东北文坛做出的重要贡献。

　　但是，好景不长，这股创作潮流不久就遇到了挫折。1935年前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军事镇压力度的加大和黑龙江军民军事反抗斗争的受挫，日伪政府觉得可以腾出手来整治思想文化领域了，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向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上。他们逮捕和杀害进步作家，派遣特务监视作家们的行踪;同时还发布行政命令，取缔大部分报刊，少量的被保留下来的报刊也都纳入了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不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且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亡命出逃。舒群、三郎、悄吟、罗烽、白朗、李文光、达秋、金人、姜椿芳等人先后逃到关内，来到上海，其中的某些人在新的环境里和新的创作活动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轰动一时的“东北作家群”，这也可以说是黑龙江文学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要贡献。某些没有逃离的作家如金剑啸、侯小古等人则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虽然此时文学环境变得异常严酷，但留下来的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作家仍然在继续战斗着。特别是1937年秋冬之季，在共产党人关毓华和随后到来的佟醒愚的组织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更是抗战时期黑龙江作家一次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壮举，也是此时黑龙江文坛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一些此前出现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作家如陈缇、关沫南、艾循、沙郁、小辛、王光逖等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面对严酷的文学环境和斗争形势，他们不断变换斗争策略，巧妙地与日伪统治者周旋。他们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先后在《大北新报》上开办了《荒火》、《大北文学》和《大北风》等文学副刊，以此为阵地发表作品。因此，沦陷中期的黑龙江抗战文学也如石缝中的野草一样，虽遭重压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艰难地生长着。

　　此时这些作家的创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但总的思想趋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继承了沦陷初期进步文学的传统，把文学当作反抗现实的利器，追求文学的社会性和战斗性。所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像沦陷初期的作家那样用比较明朗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用隐晦的笔调和曲折的构思，乃至象征和暗示等手法来表达感情。他们或写平素见闻，或写旧时记忆，或写异域生活，在身世嗟叹和怀旧忆往中抒发感伤苦闷之情，间接地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亡国的悲痛，出现了一些思想与艺术都值得称道的作品。关沫南的两部长篇《沙地之秋》与《落雾时节》(都没有最后写完)，是此时黑龙江文学的重要收获，前者通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日文化活动，表现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展现大家族的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昭示出远未沉寂的地火仍在运行。作为此时黑龙江文坛上的重要作家的陈缇，则擅长描写知识青年的苦闷情绪，以此折射社会对人的压迫(如《冬子姑娘》和《一个憧憬着梦的女人》等)，但有时他则锋芒外露，写出了直斥日伪政府统治政策的作品(如《生之风景线》等)。支援的《白藤花》更是此时黑龙江文坛出现的难得的成熟优美之作，它通过叙述白俄贵族少女的苦闷情绪，抒发了一种亡国的哀思。此外，艾循、王和、牢罕、王光逖、朱繁、问流等人的散文、诗歌和杂文，都各有千秋，闪现着战斗的思想火花。

　　但是，到了1941年上半年，日伪政府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进一步强化思想文化统治，黑龙江文坛上出现的这种良好的创作势头遭遇了重创。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在1941年底制造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更给黑龙江文学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起事件中，这批活跃的作家中的王光逖、关沫南、陈缇、艾循、问流等人都身陷囹圄(艾循、问流死于狱中)。黑龙江文学由此走向沉寂，一片肃杀之气笼罩文坛，直到“8·15”光复后才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抗战后期黑龙江文学遇到了挫折，但从总体上说，它为民族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称其为英雄文学是恰当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8 11: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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