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贵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外来文化从各方面接踵而来,这些文化名人在贵州掀起了一个个抗战文化的高潮,为贵州后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入侵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华中、平、津、沪等地依次沦陷。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阳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全国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构、工商实业、文化机构为避战乱,纷纷迁入,贵阳呈现暂时的畸形繁荣。与此同时,一些出版机构或迁到贵阳,或在贵阳开分店,促进了贵州出版业的发展。当时迁入贵州的就有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等多家书店以及武汉报社、大刚报社、力报社等报社。众多的书店和报社的到来,带来许多进步的书籍、报刊。当时在贵州发行的报刊杂志达140余种,此时的贵阳,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版繁荣、图书繁荣。
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贵州聚集了众多全国一流的文化名人,如到过贵阳的有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等;戏剧家田汉、安娥、熊佛西等;翻译家李青崖、曹未风等;书画家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沈逸千、赵少昂、商承祚等;音乐家马思聪、王慕理、王人艺等,电影演员胡蝶、谢添等。还有学术大师陈寅恪,贵阳籍作家谢六逸、社会教育家马宗荣等。诸多文化名人到贵州,使贵州出版业拥有一流高水平的作者队伍,贵州的出版业也因此获得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从客观上促进了贵州文学的发展。
二
全国各地的大学先后迁入,为贵州培养和造就众多的文学人才,为贵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期迁入贵州的大学有,上海大厦大学、私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杭州私立之江大学、陆军大学、广西师院、唐山工学院等。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浙大西迁,它是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伟大壮举,被称之为堪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的“文军长征”(彭真语)。
1940—1946年,浙大西迁至贵州黔北,在遵义、湄潭办学达7年之久。其间,以竺可桢、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王淦昌、贝时璋、陈建功等为代表的学界巨子,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众多举世闻名的科研成果(包括世界原子弹的基础理论数据等),为新中国的建设培育和储备了重要的不可多得的人才资源,培养出了以李政道、程开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浙大也因之由一间省立大学跻身于四大著名国立大学之列。英国皇家学院院士、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考察完在我省湄潭县办学的浙大之后,誉之为“东方剑桥”。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两院院士中有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著名微积分几何学家苏步青;著名数学家陈建功;著名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著名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卢鹤绂等46位两院院士都曾在湄潭工作和学习过。浙大西迁其所传承下来的精神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影响到贵州今天的教育和文学创作。
贵州文学在黔北,黔北文学在遵义。尽管遵义有“沙滩文化”的底蕴,当时浙大的文学院建在遵义县,七八年的时间对那里的文化人的影响,写作人才的培养是不可用数表达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的黔北作家,石果、廖公玄、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石定等一大批作家把贵州文学跻身于全国前列,与这时期浙大在这里的文学写作的积淀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
全国众多的文化名人到来,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人才,贵州的文学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和条件。
全国众多的文化名人到贵州他们或教书,或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组织文学社团,团结奋进,积极抗日,把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文化空气迅速传播到贵州。为贵州的抗日文学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人才,贵州的文学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和条件。除外地来黔的文化名人外,贵州返乡的文化名人有,贵阳籍作家谢六逸1937年从上海返回贵阳,遵义籍著名作家蹇先艾在1937从北京返回贵阳,遵义务川籍著名作家寿生1938年也从北京返回家乡。诸多文化名人到贵州,他们或教书,或讲学,或参加文化活动,把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的新文化空气迅速传播到贵州。这样贵州在这时期拥有一流高水平的文学创作和培养文学创作队伍的人。为贵州的抗日文学写作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人才,贵州文学因此获得极大的发展机遇和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间贵阳先后出现了70多种文艺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贵州晨报·每周文艺》、《贵州日报·新垒》《中央日报(贵阳版)·前路》、《大刚报·阵地》《南明晚报》等,刊物有《文讯》《离骚》《新年代》《自强》等,不论它们出现时间的长短,都为旅居贵州的作家,以及贵州的本土作家,文学青年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园地。
最为让人瞩目的是由于文化名人的到来,文学社团的涌现,“过去在贵州从未出现过的文学性社团,诸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救国会、狼火文艺社、中国诗艺社、大夏笔会、中国写作协作会大夏分会等,也纷纷成立,开展活动。本地文艺性书报刊的出版发行相当活跃,外地如桂林、重庆、成都、昆明、香港等地出版的文艺书刊,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杂志》、《文学创作》等,也大量输入贵州。所以这些变化,使得长期为封建军阀统治、文学事业极为冷清萧条的贵州省特别是省会贵阳,文学艺术突兀地呈现出一种战时的、空前的畸形繁荣。”(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P.146)。1940年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贵阳文协)在贵阳成立,它是当时贵州影响最大、活动最广的一个抗战文艺社团。当时“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了贵州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们的拥护,他们走到民众之中,真正体验了民众战时颠沛流离、苦难的生活,抗战的热情,在人民群众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从而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写作上走向切实的现实主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由谢六逸、李青崖、张梦麟、蹇先艾、吴道安、田君亮、曹未风等知名作家教师担任理事。一方面组织一些文艺座谈会、建立文艺通讯网,发起为贫困作家募集援助基金,促进贵州的文艺活动:一方面编辑各种各种刊物,有力的促进了贵州抗战文艺的发展,客观上也培养扶持和培养了贵州的文学创作人才。
四
众多的外来作家、黔籍回归作家以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和带动了贵州文学的发展。抗战期间,有大批作家迁徙逃难到西南大后方,与贵州比邻的桂林和重庆因而成为国
统区的文化中心。一些作家或寄居、或往来于贵阳。巴金曾一度寄居于贵阳花溪,在此写作了《生与死》、《妇与夫》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憩圆》的大部分,小说《第四病室》也是他以在贵阳的素材而写作的。他曾将《第四病室·前记》寄到蹇先艾交《贵州日报·新垒》上发表。沙汀的《范老师》,卜宁(即卜乃夫、无名氏)的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艾芜的《月夜》,端木蕻良的《他》、《复活》等小说也先后在贵州的一些报刊上连载发表,引起人们的关注,给予贵州文学青年极大的影响。
蹇先艾在这一时期,先后创作了二十余篇小说《流亡者》、《儿女》、《两兄妹》、《古城儿女》等以及众多的散文、杂文(后收在《乡谈集》),都以抗战为内容,揭露日寇侵略的种种罪行,谴责卖国行为,歌颂人民的正义斗争,唤起人民振作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内容。他的诗歌多受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具有建筑、绘画、音乐多方面的关感,他的诗在贵州的新诗发展中具有开创意义。他同时为《贵州日报》主编《新垒》副刊,团结省内外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以此为阵地投入抗日,培养贵州文学创作人才。
谢六逸是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他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神话学ABC》、《农民文学ABC》以及《日本文学史》等学术著作,着重从理论上变革旧观念,为创造中国新文学铺路搭桥。文学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和诗歌。这一时期他除了带回他的学术成绩在贵州的文学创作领域上大力的光大发扬之外,更多的是主编《文讯》,发表了很多的散文、特写、随笔、杂文、小说、诗歌内容十分丰富。从根本上影响和带动了贵州的文学创作青年。同时作为《文讯》主编,团结省内外进步作家和文学青年,以此为阵地投入抗日,培养贵州文学创作人才。
正是由于有流亡作家作品的借鉴,再有回归作家蹇先艾、谢六逸等人的影响和奋力扶助,贵州本土及滞留于贵阳的各地文学青年的文学成就凸现出来,象王铣才(王冶新)、田井卉(东门外)、吴纯俭(采风官)、思基等,他们大量的以抗战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在贵州的报刊上频繁出现,为贵州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总之,抗日时期外来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和促进了贵州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为贵州的文学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的文学界还在感受这些精神、还在学习这些文化,很多东西将是远久地影响着贵州人。
(作者单位: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8 14: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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