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进步文艺论析
2018-03-01 16:38:59  来源：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外扩张，妄图占领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一系列浴血战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众多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沉重打击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态势良好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战前大量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中国工业企业、高等学校的西迁，难民的涌入，促成了抗战爆发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的重要因素。

　　在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广大沦陷区，工农业生产衰落，日军掠夺农、矿产品资源，强征劳工，推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奴化教育，妄图销蚀中国民众的民族精神和反抗意志，并扶植汪伪政权，妄图巩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不畏残酷镇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大后方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面貌和美术活动状况。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带有强烈的民族革命特点，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思想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新的局面。抗战初期，救亡压倒一切，民族情绪高涨，激奋昂扬的英雄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调。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倾向的文艺家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文艺创作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宣传性。武汉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集结在大后方的文艺家生活逐渐稳定，他们深入社会、生活、边远地区，文艺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中心的西移，造就西南地区一批文化据点，激活了大后方文化，凝聚了人心，为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发展构筑了一个平台。民主化和大众化成为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现代性发展的取向。

　　解放区文艺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工作者向工农兵学习。歌颂新社会、赞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表现工农兵群众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主题。至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泽东文艺思想逐渐系统具体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逐渐形成。解放区文艺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标志着中国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的确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延安形成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社会生活的，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迥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艺新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对中共实行残酷军事围剿同时，也实行严酷的文化围剿。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指挥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直至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才有所松动。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时任国民革命军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的陈诚任部长，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第三厅领导和支持下各进步文艺队伍转战各地，宣传抗战。随着国民党集团的日益不安与恐惧，1938年春起，松动政策收缩，抗日书刊查禁，继而加紧了对图书出版的控制。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设立机构，颁布法令，查禁进步报刊、书籍、戏剧、电影和演出活动，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全面控制抗战文化，扼杀进步文化。对进步文艺界则是以拉拢手段和高压政策并用，对三厅由笼络，收缩规模，减少编制，直至后来强行解散。

　　如果说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底，国民党对进步文化更多的是防范和控制，皖南事变后，推行的则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对中共实行由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高压政策，使1941年成为“文艺界消沉的一年，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全被春江的寒流冲散”。

　　194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广泛传播，贯彻“讲话”精神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方式。为抵消影响，“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加紧文化专制。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进步文艺界从理论上批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还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和巧妙的抵制。进步文化界在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它使国民党扼杀抗战文化的企图破产，使《讲话》精神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使文艺界斗争性不强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也使广大文艺斗争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义，使广大进步文化人士争取政治民主对发展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从而确保抗战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抗战全面爆发前，民国美术倡导的是以社会美育为中心的美术救国运动，倡导民族自强精神的艺术表现。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得到鲁迅先生倡导与支持的版画社团和木刻运动成为艺坛新兴的生力军。此时期也是漫画社团和漫画杂志勃兴时期，它们反映生活，抨击时政。抗战爆发后，其中许多漫画家“以刀笔为武器”投身到抗战第一线，也有不少美术家采用中国画、油画、木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

　　抗战爆发，“时代的动力，把‘象牙之塔’里的艺术推迫到‘十字街头’，把‘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推迫到变为‘宣传工具’”(赵清阁主编《我们的话》)。其中有油画宣传画、水墨宣传画、漫画宣传画，这些作品一般都是在大幅的布匹和墙壁上描绘，引导人们与现实抗争，唤起民族觉悟和增强民族意识。这也带来了大众化美术的时代高潮，艺术家纷纷深入社会，以油画、中国画等形式反映生活，尤以蒋兆和、徐悲鸿等为代表。木刻与漫画因其通俗形象的语言，促成了它们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沈逸千，1930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毕业。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沈逸千与同学们一起绘制巨幅抗日救国宣传画，还自编自绘许多抗日救国宣传画，分寄海内外，远及美国、加拿大和南洋一带。沈逸千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为国家民族战斗的第一线，他的作品大多是战地写生或依据战地素材创作。日本侵占山海关、热河后，沈逸千组织了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北上察哈尔、绥远、内蒙进行抗日写生、宣传。他的《古北口血战》等作品，讴歌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揭露日寇侵略罪恶和妄图入侵我国内地的阴谋野心。1936年秋，沈逸千受上海《大公报》等报纸之聘，任新闻记者，专以速写画作通讯报道，随后又将这些新闻写生画整理集中起来，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地举行展览，并且汇集出版了《蒙西察绥写生集》。邵力子先生为他题了《蒙族骑士图》：“蒙古骑士当为大中华民族复兴途中最英勇之卫国前锋!”冯玉祥将军在《达里岗崖马群》上用隶书题了两句诗：“骅骝殊可爱，勿让倭人骑。”又在《观雁》上题：“若闻群雁唳，山河盼早还。”次年在南京参加“援绥义展”，声援爱国将领傅作义及其部下的英勇抗战。1937年4月上海展览中出现了如《骑士赴敌》、《壮士哭白头》等中国画水墨写生作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沈逸千等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辗转在大后方，用漫画、话剧等形式激励抗日，并奔赴北方战地，拍摄了《英勇善战屡歼顽敌之第八路军》等许多报道八路军战绩的新闻照片，真实形象地传递了八路军奋勇抗战的情景，激起了爱国青年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的热情。沈逸千等人1938年春组成“战地写生队”，由晋西北转赴苏北、豫、鲁一带五战区抗战前线，用绘画和摄影机记录下许多抗战历史场面，返回武汉后编辑出版了绘画和摄影相结合的《五战区专册》。在武汉时，他又发起征集抗战美术作品，组织“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

　　1939年1月21日，沈逸千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会周恩来、邓颖超。周恩来劝他到延安和各解放区走走，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沈逸千为了记录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救国情景，足迹跑遍华北西北各省。他到西宁，作画、收集大量写生素材。回来时路经延安，也征集了一部分木刻，带到重庆，在原西南美专礼堂举行内部展览。沈逸千出任“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在桂林美术界积极筹集资金、作品出国展出。

　　1940年初，沈逸千在成都组织战地写生队，经西安、洛川入延安，转榆林内蒙和晋西北根据地，回到西安再转湖北、河南战场。画下了抗战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中共重要人物肖像风采。还保留下了《八路军战斗在太行山上》、《山西民兵群像》、《火线上押下来的俘虏》等现场抗战动态的大量速写。1940年6月下旬，沈逸千又带领写生队经延安到达晋绥解放区访问。1940年10月初，再到延安。他们即以此行所画的大量速写，连同在延安的写生肖像为内容，在鲁迅艺术学院举办了一次“战地写生展览”。华君武等当地同行协助他布置了展品。徐悲鸿先生在40年代向朋友介绍沈逸千说：“沈先生出入战场前后，作品极丰而好。”

　　1941年2月，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西北摄影队开机拍摄反映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影片《塞上风云》，聘沈逸千为顾问，去内蒙古摄制外景。他当即组织一支战地写生队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信，经延安前往内蒙古。战地写生队自1940年2月从成都出发，历时近两年，走遍八个战区到1941年底回到重庆，在桂林先后举办了两次“战地写生画展”，共展出战地写生画一千四百多幅，其中包括反映八路军战地生活的《太行山防军的生产运动》、《中条青岗冰雪中的守卫工事》、《大刀队队员》和《滇缅战场最前线》等速写。1942年11月上旬，在桂林的茅盾看完画展后，沈逸千热情地将他请到寓所，茅盾为其《白杨图》水墨画题诗一首。茅盾评价“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战场和西南、西北大后方。在文艺工作者中，他是走路最多，走路最远的一个人。”

　　1942年后，国民政府加紧反共，政治形势迅速逆转。“战地写生队”被迫停止工作。1944年，沈逸千奔波于四川境内的成都、重庆等地举行抗战巡回画展活动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以沈逸千为代表的文艺进步分子强烈的进步感、爱国心和不甘屈服的民族精神，构成了大后方抗战文化的灵魂。抗战爆发后，许多文艺家跟随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他们利用讲台、刊物、画笔、刻刀、戏剧和电影等各种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激励着大后方人民抗敌的信心，并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进行猛烈的抨击。在此，文艺进步人士三种前提性的素质是决定性的：不脱实际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他们与民族激情的结合，极大地强化了心中的激情，摆脱了他们置身于实际世界之外的自命清高的形象，作为艺术家，他们用作品反映其深刻的感受。爱国主义是集结抗战文化队伍的旗帜，也是文化界团结的基石，是文艺进步人士的内在动力。他们把自己的精神形式等同于一种民族精神形式的意志，通过作品对这样一种全民精神和现实世界进行表达，在民族自我的意识中表现新的题材，弘扬民族精神。广大进步的美术工作者，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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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黄宗贤编著：《抗日战争美术图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3. 唐正芒等著：《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4. 陈瑞林编著：《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5. 李建平、张中良主编：《抗战文化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黄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1 16: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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