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宗信
2017-12-05 11:19:51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当中国被侵略者推到了亡国灭种的深渊之前时,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义无旁贷的承担起领导全体国民起来抵御外敌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除了必须努力发展自身力量之外,还必须充分调动和领导种种爱国力量,因此,抗日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敏锐的注意到宗教是一种可以争取的巨大社会力量,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强调了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指出不能因为有神论的差异而导致信神者与不信神者在抗日战争的对立,而应该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的大目标，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正确的宗教政策，使爱国主义的在宗教徒身上得到最大的体现，指导他们同广大中国人民一道，为民族解放事业，进行了各式各样、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巨大作用的。由于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还促使国外的宗教界自觉站出来为中国抗日进行正面的宣传，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誉，也为中国人民在国际上争取到的更多的同情与支持。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由外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几种主要宗教，各自都有大量的信教群众，如何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不可漠视和回避的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妥善处理和解决了当当时所面临的宗教问题，又使宗教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性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期，毛泽东明确表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注：《毛泽东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时中共组织的各种抗日团体，都充分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就明确规定：“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者，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组织为本队队员。”(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这就把宗教信徒包含在人民武装抗日卫队之中，成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武装组织晋察冀边区农民抗日救国会、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都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1940年9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就指出：“社会统一战线工作正在向各方面发展，”与教会“建立了一些友谊关系。”(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0页。)

　　尽管“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蒋梦麟语)但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大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当社会上对基督教在抗战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怀疑和误解时，《新华日报》还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以《抗战与基督教徒》为主题，为其辩解道：中国的基督徒，都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者，”应当特别指出，基督教青年会团结了许多青年，成为中国青年中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在目前，中国民众组织性一般薄弱的状况下，基督教职工青年会能够团结这样许多广泛广大的青年群众，很付值得我们的重视。”(注：《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这就对基督教青年会在团结民众、组织民众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与基督教徒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基督教徒一起抗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不仅如此，1941年4月，《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还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组织群众。这一利用宗教组织来为党的群众工作服务的主张，更是以前没有提及的。中共中央当时还设想，要把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和宗教机关，宗教机关应有“特殊组织”。(注：《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还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震动了南岳宗教界。后来，巨赞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组织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知道后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教救苦救难”的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远动。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在该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叶剑英还作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1939年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拜访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1979年3月5日《文汇报》。)1941后12月和1943年5月，周恩来又二次会见吴耀宗，详细阐述了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9年4月6日，天主教爱国老人马相伯百岁延辰时，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40年11月，延安召开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回教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为争取广大伊斯兰教徒抗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赴会并发表了讲话，宗教与民族团结抗战的关系，是讲话的主要精神之一。中共宗教政策的成熟及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不仅有利于调动宗教的积极性，也消除了宗教界对共产党的不少顾虑，从而促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他为此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命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鼓励佛教徒全力投入抗战事业，指出：认清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意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逐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无畏施，能将所有力量集中国家民族抗战的胜利上，是最扼要的财施。他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呼吁日本的佛教徒迅速觉醒，不要当侵略者的工具，否则只有自取灭亡。大师对中国必胜充满信心，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能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灾。”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之中，到处都有出家人保家卫国，舍命捐躯的身影，活跃着一支支战地救护队，以至于许多人在报纸上疾呼国民“向和学习”。厦门、汉口、湖南南岳山、宁波、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云南鸡足山、衡阳等地都成立了救护队。长沙佛教徒成立”愿抗敌团“直接投入抗日前线。江苏龙池山僧恒海组织抗日游击队，自任队长，队员千余，成为著名的抗日和尚司令，1938年在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粮尽援绝壮烈捐躯。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圆瑛大师。1939年9月1日，圆瑛大师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醋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出狱后致书北京中国佛教学院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42年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讲中明确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圆寂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远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一代爱国高僧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后人去思考、去学习。(参见：学诚，《中国佛教界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答记者问》)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于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抗日烈火在华南大地上迅猛燃烧。次年1月，罗浮山地区的人民，在中共广东省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罗浮山“五观”的道众，也积极地投入了打击侵略者的战斗。他们支援前线，掩护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向游击队传递情报。当时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罗浮山冲虚古观;东纵的政治部则设在白鹤观。司令部发布了专门通告，要求广大指战员保护山中文物古迹，新生僧、博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于次年6月在白鹤前召开了增、博地区各界代表座谈会，“五观”的道教徒也派了代表参加。1945年7月7日，博罗县抗民主政府战立后，领导开展减减租减息、生产自救运动，“五观”的道友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各项活动，不少青年道士还参加了东江纵队。解放战争时期，东纵北撤，国民党军队罗浮山根据地进行残酷报复，罗浮山的道友们在白色恐怖下，仍暗中支持游击队，掩护地下党员。一次，冲虚观的几位道友，为了掩护一名假扮道人的地下党员，被严刑逼供，宁死不说，最后均遭杀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赵宗诚，《近现代中国道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以上所述，只是各教信徒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几则典型事例，仅此已足以说明，中国各教的爱国教徒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士，有着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这是十分宝贵而应倍加珍惜的。同样重要的是，宗教徒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才能为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这也是被近代中国革命争的历史经验所一再证明了的真理。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党对待外国传教士的政策显得更为理智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申明：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进行宗教的活动。(注：《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6年版第644页。)1944年8月，《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再次强调：“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理力争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75页。)这说明，我党对外国传教士及其宗教活动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即要尊重中国主义权遵守政府法令，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这较之士地革命后期对待外国传教士的政策又有了进步。对待外国传教士的完善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赢得了外国传教士的信任。1938年曾由平凉到庆阳视察过教务的西班牙天主教高金监，1944年11月再到边区庆阳时，深感庆阳“面貌一新……人民信仰自由，政治民主、生活富裕，堪为其他地方仿效。”(注：《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在庆阳传教的美籍天主教传教士薛乐达1945年10月到延安参观后由衷地感叹中国共产党“治国有方”，说“今日的延安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地了”(注：《解放日报》1945年10月30日。)，表示要将所见事实告知全体国外的朋友。外国传教人员在边区的亲身经历和象斯坦因这样的著名记者所写的对解放区的真实报道，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使当时盛传的“共产党消灭宗教”的谣言不攻自破，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誉。1937年12月20日，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在广播电台发表“耶诞节献辞”的演说。他劝告国人“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献身社会，以谋求中华民族的福利”;并马召“由东西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神父、全国的教友，协同中华国家共同合作，以期达到中华民国国家和民族幸福之目的。”在演说中，蔡宁还提出了节食、捐献衣服、献金、减少生活必需品、打开家门收纳难民等八项工作，要求教徒实行。(注：《耶诞节献辞》，1937年12月21日汉口《大公报》。)此番演说出自一个外国主教之口，足以说明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对中国信徒也富有教育性、鼓动性。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表专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为中国作人道正义的呼吁。一位加拿大籍传教士发表文章，除了抨击日本的罪行外，呼吁“西方所有善良的人们，拒绝向日本出售铁和石油，日本正是用此来折磨、奴役中国的。日本的战争物资32%来自美国，30%来自大英帝国。没有我们帮助，日本就不能继续屠杀中国。让我们停止援助日本。”(注：《保卫祖国同盟新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上海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饶神父，为救济中国难民，1938年5月赴美请命，并晋谒罗斯神速总统，请总统告以美国各界，全力赞助中国抗战。在美期间，饶神父还努力向各方募捐款。此外，有的外国主教和传教士或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或捐赠款项，或投身伤兵及难民的服务工作。正是通过这些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促动，促使各国人民真正认识中国的抗战，正因为如此，1939年12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对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深切敬意。

　　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在革命实践中活用马列主义理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断摸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全国各宗教教徒和信教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大大增强了抗日力量，为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5 11: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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