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与抗日战争（1）
2017-12-05 14:36:12  来源：佛教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弘一大师(1880--1942)是近代中国文化名人，也是中国新文化活动的启蒙人。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弘一大师，前半生以李叔同之名誉满文坛艺坛，后期则以弘一之名让世人振聋发聩。早年是出身富家、热衷革命的才子(“南海康君是吾师”);中年是博才多艺的艺术家(中国第一个美术留学生、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和谨严肃穆的名教师(当时的学生们称其为“我们的李老师”);晚年又是振兴“律宗”的一代高僧(律宗第十一世祖师)。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现种种身，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众，而摄受之范围甚广。其芳轨盛德，为世间留下一卷启人心智、荡气回肠的人生哲学。

　　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虽然避世绝俗，却无处不近人情。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朱自清先生的评价)。黄卷青灯下，依然忧国忧民，一身浩然正气，在佛门这一特殊战线以独特方式参与抗战，成为抗战时期的一道独特风景。今天，研究弘一大师最后六年(1937—1942)的思想与活动，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学界不仅缺乏对弘一抗战思想的充分重视，而且还有着很深的误解。本文试图略陈拙见，以期基本反映弘一抗战时期的思想、活动以及影响，揭示抗战的全面性和广泛性。

　　抗战与杀生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了九洲，引起了每一个爱国志士强烈的心灵震撼。身在佛门的弘一大师也不例外。

　　弘一大师出家前，是一个名教师、名艺术家，曾有过政治救国、法制救国、艺术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梦想很快都一一归于破灭。在这种情势下，忽然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感觉身心灵化。断食之后不久，就入了佛门。在尔后的二十四年中，先修净土，后来又专修律宗。抗战时期的弘一大师，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世事的关怀。

　　抗战爆发后，摆在弘一面前的，有一个重大的理论上的挑战。这就是抗战与杀生的关系。因为按照世俗见解和佛门传统观念，抗战必然杀生，这有悖于佛法和戒律。对此，弘一大师破除俗见，对佛说进行了重新阐释，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以杀止杀。以杀止杀就是护心，即维护正义和公道。

　　他的这一思想的直接起因，在于《护生画集》的编纂以及他人对《画集》意旨的误解。1940年，在弘一世寿六十之时，丰子恺等弟子们在征得弘一的同意后，以导俗护生为旨，“契时、契机”地组织编绘《护生画集》续集，曲折地表达出对日本侵略的抗议与反对。当时弘一致函夏丐尊：“得与仁者特殊通信，发起一重要之事。以《护生画集》正续编流布之后，颇能契合俗机。丰居士有续绘三四五六编之弘愿。而朽人老病日增，未能久待。……已刊布之初二集，画风既有不同，以下三四五六集亦应各异。俾全书六集各具特色，不相雷同。据鄙意，以下四集中，或有一集用连环画体裁，或有一集纯用语体新文字题句，其画风亦力求新颖，或有一集纯用欧美事迹。此为朽人之悬拟，不足为据。仍乞六居士妥为商定，务期深契时机，至为切要。”后来，弘一为此集写了几则题偈，并书写了全部文字。(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68页-69页) 关于《护生画集》，起初是丰子恺为贺弘一大师50寿辰，而与大师商定共同创作的，其内容是通过一些爱护动物、植物的故事，引导人们止杀向善。第一集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诗。《护生画集》于1929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立即引起佛教内外的巨大反响，诸如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佛学书局等相继印行，一时就有15种版本之多，还有英译、日译本外销，影响颇为深广。但一集多为“开棺”、“悬梁”、“示众”等伤生杀生的残酷凄凉场面，弘一建议加以改进。他认为，《画集》是“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因此，应以正面宣传护生为主，将斥妄与显正、戒杀与护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作《护生画》二集时，丰子恺在《护生画》续集里一扫凄惨罪过之场面，而描写万物自得其乐之趣与人禽之感应同情。国学大师马一浮写信给丰子恺：“愚意此后撰述，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乱离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这里显然把《画集》提高到“非战文学”的高度。

　　但是，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护生的本意。因为佛法以不杀生为主要教义，而抗日则不可避免地要杀敌。在抗战杀敌之时鼓吹佛法不杀生的教义是不合时宜的。柔石、曹聚仁等均写文批评。认为，“慈悲”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

　　针对当时的种种非议与误解，弘一认为，佛以普渡众生为主旨，今国人惨遭恶魔浩劫，抗战拯救生灵于涂炭，正是佛门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之正道。丰子恺亦撰文认为，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可见护生与抗战并不矛盾，相反，是抗战的一种有益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充，是抗战的精神泉源之一。丰子恺不愧为大师得意门生，究竟深谙大师护生实为护心的旨趣。马一浮称此文为“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在近时作家浅薄思想中，忽有此等朴实沉着文字，此真是最后胜利之福音也”。(转引自陈星：《隐士儒宗--马一浮》，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第22页-23页)。

　　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这种创造性的见解和以身垂范的行为，有效地破除了佛门以及广大在家佛教信众对抗战的心理包袱，在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律己与律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弘一大师目睹战争所造成的离乱之苦，以关怀民瘼的精神严格自律，以自己的头陀苦行来塑造人格的典范，来感化、影响社会。

　　律宗是讲究戒律的，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出家后的弘一大师，深感时间不足，为了脱生死大事，加紧修持。他发下誓愿：“誓作地藏真子，愿为南山孤臣”，愿尽形寿，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身命，宏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南山律教，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以“普雨润大地，如月行虚空”的精神，化导众生，绍隆佛种，终于使律宗得以复兴。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有人认为大师一生由绚烂归于平淡，乃是逃避现实，消极遁世，其实不然。

　　抗战初期他适逢在青岛湛山寺讲律，在头一次的《律己》演讲中，他就披示了“学戒律的须要律己，不要律人。有些人学了戒律，便拿来律人，这就错了。” (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56页)他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反复申说，而且在实践上努力躬行。以严谨的律己，在抗战期间树立了一代高僧崇高的人格风范。

　　1937年至1938年之交，弘一大师一天早晨在承天寺食堂用餐，当食之际，禁不住潸然流涕，备极痛苦地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此时此刻，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却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19页-520页)对国家与民族的忠心和诚意溢于言表。弘一还曾致信夏丐尊，对贫民之苦深为慨叹，对物价飞涨、时局动荡之时，而自己托庇于佛门，食用无虑，诸事丰足，深感惭愧，不无自责。因此，他时时注意自我约束，衣食简单朴素，住行不鹜声华。

　　从衣着来看，据姜丹书说，大师有一件百衲衣，计有二百二十四个布钉，皆亲手自补，老友经子渊奇而留之。广义《弘一法师之盛德》：弘一大师，驻赐闽南，十有四载。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了无余物。精持律行，迈于常伦。皎若冰雪，举世所知(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99页);

　　从饮食来看，到湛山寺后，倓虚法师本想厚待他，但他坚持不“别众食”。《影尘回忆录》：因他持戒，也没给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他弄四个菜送寮房里，一点没动;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了一碗大众菜，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还是不吃(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58页-259页) 。

　　从住宿来看，1937年5月14日，弘一将往青岛湛山寺应讲律之聘，有太原轮船可往上海。他带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条被单，一顶帐子，几件破了又经修补的衣服，及几件重要的律学书籍而已;

　　从行旅来看，他去青岛道经上海时，叶恭绰询其乘何船前往，为致电湛山寺迎接，以虑大师人地生疏，且寺中应尽地主之谊，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但弘一却因此而悄然改乘他船。于衣食住行的细微处，可以窥见弘一在抗战时期誓与民同甘苦的慈悲心怀。

　　上海刘传声居士，探悉闽南丛林，粮荒异常，深恐弘一道粮不足，以至影响南山律丛书的完成，特奉上千元以供养。该信由广义法师转呈，而弘一慨然辞之。谓：“吾自民国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挚友及信心弟子供养净资，亦悉付印书，分毫不收。素不管钱，亦不收钱，汝当璧还!”广义称上海交通断绝，未能寄去。弘一乃谓：“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经济来源告绝，僧多粥少，道粮奇缺，可由此款扩充，经柯司令证明，余不复信。” (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99页) 弘一严格恪守律门教诫的崇高操守，在抗战时期树立了一个不为物役的道德楷模，引发人发自内心的钦敬，这在当地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可估价的。

　　自度与度人

　　世上大凡有二种理想，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性完善。弘一大师以弘法济世，拯救众生为己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自度，而且度人。对民间信众的影响，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

　　1941年1月，弘一对慧田充满深切希望地说：“如果出家，希望你做个佛门的栋梁;如果在家，希望你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做个佛教的大护法。要出家，就得亲近明师，精心研究佛法，以便自度度人。”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37页)这不仅是对他人的教诫，更是弘一自度度人精神的流露。

　　他与杜培材医生之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体现出抗战时期弘一大师自度度人的博大的慈悲胸襟。

　　医生这一职业，与其他职业无异，充其量亦不过是一种靠技术生活。无非是为工作而生活，为生活而工作。这是一般人的生活工作态度。杜培材(字安人)是一个医术精湛，又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当时在檀林乡行医多年，闻名遐迩。时值战时，药物非常昂贵，患者苦佩服其妙手回春之力，但医费太高，贫病者无力就医。1941年秋，杜医师因仰慕心冲动，专诚拜谒大师。大师将旧日所藏贵重西药十四种赠送给他，叮嘱他普施于贫民，并以其名撰一冠头联，手书奉赠：“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此联契理契机，以医师医人身体之良药，暗示安宁万邦亦需良药，正是对自己所从事挽救世道人心的所行所为的一种真实写照;人我一相，是佛祖的训导，也是弘一在生活实践中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5 14: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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