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得赠药物,万分惭愧,特致函称谢:与大师虽然是简短的谈话,但是所领教得来的却句句是金科玉律,句句是立身的座右铭。至今深刻在脑海中的,还是无限的愉快欣慰。并称由于领受这次的恩赐以后,希望受良心的驱使,把既往的卑鄙、从前的罪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改革过来,效法师“慈悲众生”的婆心,真正地把“关怀民瘼”的精神培植起来。借符法师去年为我题赠“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之箴言。那么,我所受惠的,其于精神方面的价值,将较胜于物质的百万倍矣(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305页) 。
石有纪为大师旧日门生,曾任惠安县长。1942年,大师应石之请,赴灵瑞山讲经弘法。教导石做人不要图慕虚荣。他的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给石以极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与黄福海的关系。黄福海,原藉江苏,泉州中共地下工作者。曾与弘一大师有过多次交往,并有合影。1941年黄得知弘一住锡晋江福林寺,与弘一有过多次无言的交谈。对弘一的特殊气质以及高洁人品,有着准确而深微的感受。黄以在家佛门徒的社会效应,得以从容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也曾因此多次摆脱敌人的跟踪。黄在忆及此段因缘时说,“昔日与佛作邻客,只为隐身报国家。” (参见1995年10月17日《文汇报》,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46页) 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给予世俗的影响不仅仅及于此,整个彰州文化界人士皆因师而归信佛法。“漳州佛法,久乏闻熏。自大师至漳,文化界人士为之兴起,施拔甘、施慈航、施胜良、蔡竹禅、马冬涵、刘绵松等,皆因师而归佛法。” (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71页) 弘一对社会的广泛的渗透力与全面的强大的号召力,促使了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民族觉醒。由于他的影响,在一定的意义上推进了抗战胜利的进程,在当时民间社会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直到今天,也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加以良久思之的永恒财富;弘一的影响,对于动员民众关心国家的命运,消弭内部矛盾,起到了正面战场和世俗战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世俗抗战与宗教抗战不可偏废。
护国与护法
在抗日战争期间,弘一大师主张念佛不忘救国。
早年的弘一,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有过政治救国的抱负。他不得已与其母亲一起南下上海,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他因同情康有为等的变法图存运动,即受到所谓“康党”案的牵连。他曾刻有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后来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时,曾翻译过二本法学书籍,为我国最早翻译国外法学着作之始,有过法制救国的理想;在这个梦想破灭后,含愤写下一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游学东瀛,执着于艺术,一人主办《音乐小杂志》,并寄回国内,是中国近代传播国外音乐的第一人,有过艺术救国的设想;回国后,在与夏丐尊等好友的交谈中,有过教育救国的实践,但最终为世俗所不容。经过一次偶然的断食,而由此进入佛门,但救国报国之志,于出家后却始终未泯。
出家后的弘一是一个“重法轻身”的律僧。他在题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之后有记:“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生命,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302页) 。抗战期间,大师书写大量“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字句,分赠各方,勉励佛教徒们对国家、民族应有爱护的热忱。
1937年,北方战事爆发,弘一在青岛湛山寺。而此时青岛已成为军事上的争点,形势十分紧急,有钱的人都纷纷南下,致使轮船买不到票。蔡丐因(冠洛)急忙写信去请他提早南来,说上海有安静的地方,可以卓锡。他却回信说:“惠书诵悉,厚情至为感谢。朽人前已决定中秋节乃他往;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诸乞谅之!”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166页)夏丐尊、蔡丐因(冠洛)等人担心弘一法师的安全,纷纷来信劝他及早离开青岛,转移到较为平静的地方。但弘一法师没有立刻走开的意思。他回信说:“此次至青岛,预定住至中秋节为止(决不能早动身)”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58页) ;“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166页) 这种坚毅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的人格了。当时正值弘一五十八岁生日,他书写“殉教”横幅,并作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60页) 这与其平日所称之愿行相称:不避乡匪,不避倭寇,为佛门愿誓舍身命。勇猛护持于佛法,愿常利益诸世间。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
1937年9月中旬,弘一由水路离开青岛经上海南返。这时,“八·一三”战火正酣,炮火连天,炸弹如雨。日军正直取大场,向上海市区逼进。此时青岛反倒平静。因此,夏丐尊在弘一离开青岛之前,写信劝他宜暂住青岛,最好不要来沪,但他还是来了上海。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弘一镇静如常地和夏丐尊进行了一次艰难的交谈。
弘一刚由沪上回到厦门,就感觉到了战事即将到来的紧张气氛。各方都观他内避。此时他却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并自题居室为“殉教堂”。他致书性常法师,表示愿为国殉教。“厦门现已平定,可以无虑。朽人稍迟,或可来泉州,与仁者晤谈。前朽人曾与厦门人士约定,俟战事平靖之后,乃可离厦门也”。(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60页)哪里有难,就出现在哪里。“近日厦门甚为危险,但朽人未能他往。因出家以来,素抱舍身殉教之愿。今值时缘,应居厦门,为寺院护法,共其存亡”。以古人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自励。厦门虽为危险之地,但为护法故,宁与其共存亡而不愿因此而丧失晚节。“仁等诵此诗句,应为朽人庆幸,何须为之忧虑耶?明年正二月,倘时事安靖,朽人或往他处。……倘能早为壮烈之牺牲,则更不须顾虑及此矣”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413页-414页) 。他怕夏丐尊等远方朋友们挂念,去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等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门平静,乃能往他处也。”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167页) 蔡丐因在信中再一次劝请他立即移居,弘一回信说:“时事未平靖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并以“黄花晚节”自励励人。以表示保持晚节的心志和决心。(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167页-168页) 在致李芳远的信中,也表露出同样的心态。“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285页-286页)
1938年4月18日,弘一到达泉州时,泉州正处于战事前沿,时刻都有伤亡的危险。弘一却依然独往独来,集众演讲,弘法开示,置个人之生死于度外。他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说:“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为仁者所赞喜”。(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20页) 从佛门的慈悲心怀出发,以勇猛精进的精神,为众生抚平心灵的创伤。这在抗战时期发挥着其他战线无法替代的功能。
1938年4月下旬,弘一再次由泉州移锡厦门,此时变乱即将发生。各方人士纷纷致信劝其远避,弘一却留意已定,不为所动。他在致郁智朗的信中说,“当来厦门平静后”,再“拟移居乡间。现在仍须居厦门,未能他往”。并抄录《灵峰宗论》中藕益大师的一首诗,以明心志。诗云:“日轮挽作镜,海水挹作盆。照我忠义胆,浴我法臣魂。九死心不悔,尘劫愿犹存。为檄虚空界,何人共此轮。” (林子青:《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6月第一版第245页)显示出他对国家民族的一片“忠义胆”、一颗“法臣魂”。同年他在致丰子恺信说:“朽人近恒发愿,愿舍身护法(为壮烈之牺牲),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也。” (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23页) 表现出他护国护法的坚定决心。
战乱中的弘一没有忘记拯救人民,卫护国家,可见他并不逃避现实,独善其身。他维护正义与公理甚于一切,他知道反抗强暴,争取民族生存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这种爱国护教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岂是只为一己安全着想的庸俗之流所能望其项背?
这使人想起,1937年柳亚子赋诗赠弘一,期望他改变避世的消极态度,奋起同卖国贼作斗争。弘一闭关闽海,度其六秩世腊。李芳远驰笺索诗,柳亚子(弃疾)致祝寿词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见者缩项咋舌,大师不以为忤;亦报一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94页,297页)在“积阴凝寒”的战时,弘一大师为护国护教的晚节情操,犹如亭亭之菊,高标矗立。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岁月中,他虽渐近老境,又只能以独特的救国之道(在他,护教即护国)行事,但他以其黄花之姿,挺立于高山大地,以其夕阳之色,染红十方世界的奋进努力,依然令人可敬可佩,辉耀史册。
长年极度的苦行,使弘一透支了太多的生命。最终他未能等到抗战胜利,没有看到他所理想的人间世。
出家与在家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弘一毕竟是一个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对他在抗战期间的思想与活动的考察,也理应由此出发来给予同情的理解,给予相应的价值评判。
与在家的大众不同,作为一位出家的佛门高僧,弘一在抗战期间的正面抗战思想及其活动,与其所表现出的局限是一体两面的。作为僧侣,他始终恪守着佛门的戒律,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1939年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弘一获知当时福建省府有驱使僧众服兵役之令。特别在泉州承天寺演讲一次,安慰僧众,倘此事实行,愿为力争,并绝食以要求,令大众不要恐惧(弘一《泉州弘法记》,转引自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第523页)。事实上,僧人不战是佛门故有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他并未脱离传统的窠臼。尽管他在理论上认为护生即是护心,但是要上战场杀敌,仍然还是属于杀生之列。因此,他认为杀生应非僧侣所为,僧人救国可以有多种形式,直接参战不合时宜。
在“爱国”与“念佛”的关系上,弘一主张“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从理论上他将两者统一起来了。但事实上,念佛是他最重要的甚或是唯一的救国之道。在他看来,护法就是护国,护国必须护法。因此,他阻止省府有关僧众服役的命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弘一大师的“念佛不忘救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佛教徒在彼时彼地的一颗赤子之心;而“救国必须念佛”则把念佛是救国最重要甚或唯一的途径,不免显得有些片面(在当时的佛教界,也并非一概反对僧众参战者。当时,佛教界直接参加抗战的情形遍及全国各地,周恩来就曾对南岳衡山巨赞法师所领导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题词,说明“上马杀贼”和“下马学佛”是可以统一) 。从佛教救国的立场而言,他认为正心救人是根本。僧人救国如果把侧重点放在直接参战,到战场上去与敌人直接搏杀,在他看来则只是治标;治本的方式,是先要救人—唤醒民众,念佛正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根本途径之一。也就是说,他殉教流血的武器不是飞机和大炮,而是念佛法门。他引印光法师的话说,“飞机炸弹大炮常常有,当此时应精进念佛菩萨名号。”他自己进一步申述印光法师的意思,认为,“念观世音名号,常人皆知现生获益,故念佛菩萨可避飞机炸弹大炮,亦决定无疑也。”“常人见飞机来,惟知惧。空害怕,何益?入地洞上山亦无益。惟有诚心念佛菩萨。”并且非常虔诚地对弟子们说,“此次与日本抗战,他处皆多少受损害,惟泉州安然。此是诸君念佛诵经之力,故能免一时之危险。”把泉州未受战乱之祸,归结于念佛之力,以平常观念视之,未免太过于迂阔。1941年他赴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并编就《晚晴集》。集中引印光法师的警句,云:“当今之时,其世道局势,有如安卧积薪之上,其下已发烈火;尚犹悠忽度日,不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其知见之浅近甚矣?” (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9月第一版,第143页) 这里,他一方面从道义上谴责在国难当头之时的麻木心态,同时又将念佛救国夸大到了不甚适当的高度。这就只能用其虔诚的宗教信仰来加以解释了。(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9月第一版,第107页-108页)
从他个人来看,他十分重视自己的晚节。他之所以在1938年至1939年整整一年时间,不辞辛劳地在民间弘传佛法,也只不过是出于佛门的立场,以“报答闽南诸善友之厚恩耳”。(林子青编着《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272页) 他勇猛精进的精神动力在于佛教的慈悲襟怀。即“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众生之宏愿”,“以一身承当此利生之事业”。因为“既为佛徒,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种种之事业,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 (圆明编:《索性做了和尚—弘一大师演讲格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9月第一版,第104页-105页) 。
总之,弘一大师在抗战期间对杀生的辩证理解,对自我严格的道德上的约束,对他人的影响,对救国的献身精神,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风范,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树立起一个伟岸的人格形象,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在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某些局限,如果我们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站在佛门的立场上,也应该不难理解。无论如何,他在当时社会的正面的、积极的客观影响,是不可抹煞的。他在佛门这一特殊的战线发挥着其他战线无以替代的影响,成为与正面军事战场、敌后政治战场的有益的补充,起到了正面战场,甚至文艺理论抗战战线所起不到的特殊影响,不仅在抗战史上树立起一座硕大无比的永恒的丰碑,而且,即便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5 14: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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