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史话(二)
2017-10-23 14:29:49  来源：全刊杂志赏析网　作者：高荣贵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回

　　扶旧抑新　阎锡山急剧逆转

　　制止倒退　办事处力挽狂澜

　　晋南重镇临汾史称尧都平阳,是华夏始祖发祥地之一。蒋介石在洛阳会议部署了反攻太原的计划,阎锡山也想依托临汾反攻太原。但未曾想到还没有行动,日军先行向晋南发动了进攻,临汾也失守了。这给阎锡山心头又布下了新的阴影。他对抗战前途疑虑重重。

　　吉县县城是晋西南山区紧临黄河的一个小县城。它的一半在山坡,一半在谷底。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虽说是县城,实则就是个集镇而已。人们戏言:进南门摔跟头,到北门去捡帽子。阎锡山和他的二战区机关就撤到了这样一个小县城,他的伤感情绪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日益加重。在这里他远离敌人,有时间“日三省吾身”,但却越“省”心里越难平静。昔日号令晋绥的“山西王”,今竟成了落魄的逃难者,不免阵阵酸楚涌上心头。再看看临汾失守后,山西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尤其是在敌后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感到如此下去,将不会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于是开始对联共抗日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早在1938年2月10日,阎锡山于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过一个“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在他的授意下,108名高级干部发起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阎锡山自任会长。同志会的路线是什么呢?阎给了非常清楚的表白:“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他继续讲:“不抗战当下就要亡国,若只讲抗战而不讲复兴,不过将目前亡国之病,移后几年,将来还是要亡国。所以要在抗战中进行复兴的工作,由抗战的胜利,奠定复兴的基础。”何谓“复兴”?阎锡山没有细讲下去,但他的那些高干们个个频频点头,表示已经心领神会、听得十分明白了。本来抗战与复兴并不矛盾,然而阎锡山却要把它分隔开来。其用意就是告诉他的部下,所谓抗战只能是做做姿态,装装门面而已,千万“不能抬着棺材抗战”而失去“复兴”的基础。只要保存了实力,就是做了“复兴”的工作。待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回到太原继续做“土皇帝”、“山西王”,也就是“复兴”大业的实现。真可谓算尽了机关,为他“行者”与“居者”同功的谬论做了极其巧妙的诠释。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玩“中庸之道”、“中的哲学”的高手应首推阎锡山。蒋介石有能力削平中国诸多新旧军阀派系的山头,只剩几个未能平掉,阎锡山这个山头就是其一。其原因之一就是阎锡山奉行了一条“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信条。只要能存在,一切手段在所不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他脚踩_一只船,提出“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的策略口号,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也不能踩破。”

　　1939年的春天来临,黄河壶口一带的河冰已在溶化。秋林镇周边山涧和岗上的杏花也像一团团白云竞相开放。艰苦抗战的岁月里能享到这般美好的春光是十分难得的。这一年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更加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经受严峻考验的阶段。阎锡山于这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掀起了一股与这明媚春光极不协调的恶浪。

　　3月25日,被阎锡山称之为“兴集”的秋林镇龙吟沟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礼堂汇集了从二战区四面八方来的军政民高级干部169人。还有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出席会议。新军和牺盟会的一些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等也参加了会议。

　　阎锡山端坐主席台,举起茶水饮一口后说:“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报告抗战情形,检讨过去的错误,决定今后工作的目标、路线和方法。”人们听到这里还感觉不到有任何异常,甚至觉得十分自然。然而阎锡山话锋一转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现在人们才明白阎锡山召开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不是检讨抗战中的失误,而是要研究今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

　　阎锡山惟恐自己制定的会议目的落空。因此,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心腹薄佑丞、赵丕廉、贾景德和陈兴邦等人,撕掉一切面纱,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已处于抗日最前线,陷于日军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倒是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介石排斥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这就明明白白地把本应指向日本人的矛头,却指向了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新军。一时间秋林上空乌云滚滚,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王世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所有人员,都密切关注着秋林会议的动向,并将收集到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阎锡山的急剧逆转,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迅速派出晋西南区党委统战部长张友清到秋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之后又加派晋西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肖扬等也到办事处工作。王世英则以合法身份往来于二战区长官部和办事处之间,尽可能地掌握会议有关情况,提供中共中央决策。

　　八路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属于垂直领导,中央规定其不与地方党的组织和个人发生工作上的联系。并且作为一种纪律要求。但在二战区略有不同。一是王世英在二战区长官部有许多旧相识,部门之间情况熟悉;二是对在二战区内各部门工作而未公开的中共党员也比较了解。他想在当前形势骤变的情况下,只有担一点风险,与他们取得配合,才能确切掌握实情。于是他一面协助张友清、肖扬等加强对新军的领导,组织新军内左派力量与阎锡山的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一面与在阎锡山绥靖公署所属单位工作的秘密党员联络,要他们尽可能地保护左派同志,并注意自身安全。必要时疏散一部分同志出去,以防阎锡山加害。

　　秋林会议的气氛紧张得使人窒息。阎锡山在会上又使出了三板斧。第一斧砍向了有共产党八路军参加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他说:“战地动委会不好,有了它磨擦多。”第二板斧砍向“牺牲救国同盟会”,他直接下达手谕,命令牺盟会暂停发展,不准再委派县长,保安司令由正规军之团长充任,减少各专员军权。第三斧是划分“作战师管区”,师长兼专员,团长兼县长,当地军政民大权统统集中于旧军人之手。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组织“战动总会”就等于被取消了,“牺盟会”也受到严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阎锡山由合作抗日的道路上后退了一大截。

　　二战区各单位的左派力量处境险恶。王世英认为必须将他们设法疏散出去,否则将犯历史性的错误。他与在牺盟总会工作的牛荫冠、吕调元,在绥靖公署的刘岱峰,在文化机关的赵石兵等碰了头,一致认为疏散工作刻不容缓,应当立即进行。凡在秋林工作的牺盟会员,决死队干部,来不及回前方的,要帮助他们撤到延安,这样在较短的时间内该走的和应走的同志,都先后离开了秋林。

　　这一行动很快被阎锡山察觉,吕调元被扣上策动青年脱离二战区的罪名而遭逮捕,营救未果遭到了杀害。

　　延安与秋林之间交通不便,好在不算太远,办事处有些不便用电台报告的情况,则由专任交通员定期或不定期地送达。决死四纵队的政委雷任民经过斗争返晋西北时,王世英委托他绕道延安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其中谈到阎锡山暗示部下说“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的话,毛泽东在听完后也指示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要新军领导人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开了近一个月的秋林会议终于结束了。阎锡山右转的面目已暴露无余。王世英立即回延安向党中央作详细汇报。

　　5月11日,他早早来到杨家峪中共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前,等候中央首长的到来。当他抬头一看,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等政治局常委已经走来,并一一和他握手。进入会议室,王世英便开始汇报。他说阎锡山的秋林会议,基本的是右转的动员会议。他列举了阎锡山大量的言论和行动。中央首长听得十分认真,不时询问一些问题的细节。汇报持续到近午。毛泽东听完后指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他把阎右转的主客观因素分析过后,点了一支烟继续说:我们如何对待阎锡山的逆转呢?仍然应有条件地拥护他,但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

　　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尚未将问题看得已无可挽回。为了把阎锡山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只要他不公开反共,我们则不采取反击措施。首先是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其次对他的反共言行进行批评。通过这次汇报,王世英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形势好转,对阎锡山是拉而不是推,但仍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对任何事变的准备。(待续)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3 14: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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