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封锁 二战区雪上加霜
贸易往来 晋陕边共渡难关
连绵起伏的吕梁山脉纵贯晋西。晋西地域狭长,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物产有限。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带着他的军队、干部与眷属约20余万人偏居这里的吉县等10余个残缺的县份,过着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找下顿的日子。尤其安平会谈破裂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二战区的经济封锁,阎锡山的日子更加难过了。而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体察阎锡山的困难,反而趁火打劫,除经济上加以克扣和限制外,还不断采用“调虎离山”的手段,企图削平他“山西王”的山头。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逝世,蒋介石便派山西崞县人、阎锡山的老部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山西来请阎锡山出任国府主席,阎没有为之动容。此后蒋又调阎锡山出任西北行营主任,驻节甘肃兰州,阎再次谢绝。其实阎锡山并非不想要那些显赫的高位,而是他看透了蒋介石的用心,也深知离开山西这块根据地将意味着什么。他曾苍凉地对部下讲:“二战区就是我们的生死之地,我们离开此地,哪里还能容我们存在?”还说:“这是我们山西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打出生路的地方”。“即万一死,也以此地为最好,除此地外,另觅一地,已不可能!”可谓肺腑之言。回想抗战之初,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不出晋境的抗战”等口号,大概都是遵循了不离乡土这样一个原则的。山西表里山河,物阜民殷,进可攻、退可守,曾经成就过历史上多位君主。阎锡山在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中之所以不败,或败而再起,起而复生,凭仗山西这块本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仅晋西一隅,必定满足不了20余万晋绥军队的巨大消耗。军队很大的一部分粮饷还是要由重庆的中央政府补给。为此,二战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都按军队编制授给军衔,为的是能多领一些粮饷。但是蒋介石在封锁陕北的同时,也不断地卡阎锡山的脖子。阎锡山除自给部分,每年尚需粮食110万石、运输费用1500万元,而蒋介石仅拨给现粮20万担、运输费200万元,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阎锡山不无感慨地对其部下说:“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所以他不得不整天为穿衣吃饭犯愁。他说:“抗战至今天,最关紧要的莫过于吃穿的事情。”他要求部下“为争粮而不惜一切牺牲为之”。
1941年11月8日,阎锡山约见王世英,说有要事向他通报。王世英如约来到阎的住处,两人问候毕,阎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请王主任来有一事相告,咱二战区的日子已是捉襟见肘了,过着吃穿两难的日子。但是重庆当局不仁,置咱的困难于不顾。为抢粮生存,我已令前方个别部队与日本人往来,不会有其他问题发生,愿与中共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并令浮山一带的汾东部队与薄一波联络,亲密合作。请王主任将此意转报毛先生等,请予谅解。”说话中露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表情,满脸苦相似不多见。
王世英从阎处归来,便立即发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指示王世英,为支持阎锡山合作抗日,应帮助他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从实际出发沟通边区和二战区的贸易往来。
王世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首先选择了一些边区机关部队把自己动手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样品赠送阎锡山,其用意是启发阎也效仿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办法克服困难。当边区产品摆在阎锡山面前时,阎大为高兴,大加赞赏,连说:“还是毛先生的办法好,边区干部能吃苦。”王世英向阎介绍了边区机关干部和八路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主要是在贫困的山区,在八路军总部的带领下,根据地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之后,阎锡山也向他的部队、机关发出了生产运动的号召,但响应者寥寥,甚至有不少人说阎的风凉话,说什么“自古当兵吃粮天经地义”、“阎锡山是在变相搞剥削”,阎听了十分生气地说:“外边欺哄,内部敷衍,这是我们最大的病根。”最后无果而终。
不久,王世英向阎锡山提出了一个倡议:双方“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阎锡山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指令其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和贸易特派员崔楚才等和王世英具体商谈。经协商,确定二战区在黄河以西的桃渠和河东的吉县建立办事处,在平渡关、马头关、永和关、辛关和三交等地设渡口,专门从事双方物资交换。同时商定第一批交换的物资主要是用陕甘宁边区的食盐和石油交换晋西的布匹和熟铁。当时二战区困守晋西,运城产的潞盐、天津产的长芦盐均运不进晋西去,军民无盐可吃,惟一指望的是陕甘宁边区马花池的食盐。而边区正搞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需要大量熟铁制作农具。双方交换各得其所。第一笔交易签订了5万公斤熟铁交换食盐的合同,在平渡关进行了交换。渠道既开,遂成一条重要的商道。
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曹言行向陕北延长石油厂的负责人介绍崔楚才去联系业务,并陪同其到各贸易点进行考察,接着又签订了以布匹、颜料交换石油、煤油和白蜡的协议。二战区的各经济部门也都争先恐后同陕北进行贸易。秋林镇和宜川县一带的商人也一批批到陕北做买卖,一时间来往陕北和二战区的大路与小道上出现了驴驮车载的繁忙景象。
1944年初春,经阎锡山同意,徐士珙派崔楚才前往延安走访边区盐业总公司。行前徐让崔带他致王世英的信。王世英接信后,将崔介绍到对外贸易局叶季壮处。双方就扩展贸易范围及交换物资的品种进行了磋商。崔楚才借到延安的机会,还拜见了续范亭和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续范亭和南汉宸都是崔楚才在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时的老上司。老相识新关系,为彼此谈话增加了话题。续南二位对崔来延表示欢迎。鼓励他做好经济工作,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出新的贡献。这样崔楚才便成为二战区常住延安进行经贸活动的代表。
双方两地贸易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却被国民党特务密报重庆。1943年10月间,阎锡山遭到重庆当局的指责。阎对此十分恼火,回电进行了措词强硬的驳斥。他说:“交换货物,并无其事,购买食盐则是实情。因晋西军民不能不吃盐故也。”国民党政府无言以对,只好坚持每月拨给10万公斤食盐。对此,阎锡山采取了重庆的盐也要,但价钱要便宜;八路军的盐仍交换,为的是能赚钱。为了回避重庆当局的监视,将交换地点与渡口进行了调整,不在宜川与克难坡的路上设点,改至吉县的马头关、凉水崖渡口等地进行。
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崔楚才在延安的活动又被国民党特务密报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电阎锡山查询,阎密令徐士珙将崔楚才召回,予以搪塞。但到1944年夏,阎锡山借欢送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的机会,又派徐士珙带崔楚才赴延安,目的是和边区有关部门直接商谈扩大物资交流的业务。接受以往教训,为避开中央社记者的耳目,商
谈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此行徐士珙在王世英的帮助下,在延安完成了阎锡山交待的把二战区的物资交流业务更大地扩展起来的计划。崔楚才也在王世英的建议下,留住延长继续与石油厂进行业务交流。
徐士珙和崔楚才对王世英的竭力协助,表示深切感谢。在沟通双方贸易中二战区经济作战处与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建立了密切联系。经济上的往来与发展促进了政治上的了解与合作,从而抵制并战胜了日本人和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带来的严重困难,为维护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3 14: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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