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芬恶毒散布反共言论
王世英针锋相对怒斥逆行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抗战以来,阎锡山为得到蒋介石的物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向蒋靠拢,并若明若暗地支持与纵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行,以此来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可谓一箭双雕。
1938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开展工作,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置可否。国民党省党部是1931年被山西民众驱逐的。这年12月8日,山西学联组织太原各大中学学生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要求抗日。省党部“义勇队”竟向学生开枪,造成了流血事件。愤怒的学生和各界群众冲进省党部,赶走了负责人,并查封了山西省及其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从此,国民党在山西停止了公开活动。到1938年,蒋介石以为提出恢复省党部的时机已经成熟,岂料阎锡山还是不大愿意买他的账,这使蒋介石十分难堪,也很恼火。于是,国民党中央首先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了种种困难,借以逼迫阎锡山屈从。阎内心虽很不满,但也不愿就此和蒋闹翻,只好勉强同意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恢复。1939年4月,在山西停止活动七年多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又重新挂出牌子。名义上省党部主任委员是赵戴文,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全权负责。
黄树芬到任伊始,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抗日民主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1939年11月,黄树芬赴重庆军政部受领了反共使命,返回二战区后,便鼓动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进行了公开诽谤和诬蔑,挑拨二战区内新军与旧军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春节,二战区在秋林龙吟沟礼堂召开劳军大会,这本应该是党政军民团结抗日的大会,但王靖国却在会上鼓噪通电,要讨伐什么“叛军”。黄树芬则在3月30日秋林各界除奸大会上宣称,共产党、八路军破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之也是汉奸。在有阎锡山参加的秋林清明节追悼大会上,黄树芬又大骂共产党、八路军,并通过吁请国民党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更为甚者,黄树芬还利用曾担任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毛泽东要求取消中共组织。事实表明,发生在二战区司令长官身边的这一系列反共阴谋活动都不是偶然的,没有阎锡山的默许,黄树芬也绝不能如此猖狂,如此肆无忌惮。
王世英和办事处面对反共分子的反动行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5日,王世英当面向黄树芬提出质问:“你黄树芬说共产党破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此八路军、共产党也是汉奸。请问事实何在?”黄树芬怎么也没想到王世英会给他突如其来的反击,一时不知所措。但他毕竟是个反共老手,在稍稍镇静后,回答道:“共产党处处扩大自己的实力,八路军游而不击,难道还不算汉奸吗?”王世英当仁不让,反驳道:“共产党实力的扩大是抗战实力的扩大,不扩大能有今天的敌后战场吗?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吗?而开辟这些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大量日军和伪军于华北战场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你黄树芬能坐在这里吃磨擦饭吗?你黄树芬不去前线抗日,反而在后方诬蔑抗日者,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王世英这一席连珠炮式的反驳与质问,没有给黄树芬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黄树芬气得脸都发青了,吐出一句:“无理取闹,简直是无理取闹!”悻悻地走了。
11日王世英由卓家庄起程,渡过黄河来到克难坡会见了杨爱源副长官和赵戴文主席,就黄树芬等人的反动罪行当面提出抗议。并声明黄树芬竟在阎长官参加的会议上公然诽谤中共和八路军而无人制止,有关方面是有责任的。希望杨、赵将此意转达阎长官。杨爱源与赵戴文极力向王世英解释说:“黄的行为决非阎长官之本意,只是中央一些人挑拨咱们分家,千万不可轻信。”王世英觉得有理还须有节,便说:“这个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只希望阎长官加以制止,维护我们的合作关系。”杨、赵说:“请王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转呈长官制裁。”其实,阎锡山很明白,共产党对黄树芬的行为肯定要有反应,但没想到王世英揪住不放,十分认真起来,怕闹下去影响大了,不好向共产党交待。于是只好下令主管部门查纠,还亲下手书首先对武玉山进行了严厉斥责。
1939年是国共关系经受考验的一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也已初露端倪。共产党与阎锡山的合作随之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新年刚过不久,1月18日,蒋介石给阎发来一电:“伯川兄鉴:密查冀省境内各主任公署设置以来,动韪中央法令,紊乱行政系统,且迭据报告,时有扰民苛索情事。实为渊驱鱼,尤足影响该省抗战,应即分别撤销。除电鹿主席遵照办理,特此电达,请兄力争协助,限期贯彻,俾志统一政权而资整顿,并请转饬边区政委会切实遵照,并盼电复为荷。中正巧。”另西北行营程潜也给阎发电称,各战区所辖部队不得越过本战区范围以外。着急将部队调回本战区以内,否则围剿。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这是蒋朝思暮想的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的具体步骤。他不仅要统共产党八路军,二战区晋绥军自然也在他一统之列。对阎锡山来说,蒋的这一措施中意之处是限制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也就降低了对他“存在”的威胁;不中意的是蒋把打共产党的球踢给了他,让他充当打手,从而把蒋与共产党的矛盾转嫁到了他的头上。阎锡山拿着电报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转个弯把球踢出去的两全之策。他立即通知王世英前来通报情况,转达蒋、程电报之意。这样既不违背重庆旨意,也不得罪延安。阎锡山可谓老谋深算。
王世英接阎通知后,立即前来与阎面晤。阎将蒋介石与程潜电报内容复述一遍,显出无奈的样子说:“晋察冀边区是我转请的,我无法再下令取消。这样做实在是倒行逆施,定会引发天怒人怨的。故而我迟迟未办。但咱总得有一妥善办法处置。”王世英说:“想必阎长官成竹在胸了,不妨一谈。”阎以商量的口吻说:“还是没有一个成熟的转缓办法。你看可否先电后方周恩来同志同蒋商谈办理如何?”接着又马上否定说:“不不不,这样蒋先生肯定不满意。让我再好好想想,想好后再行告知。”
对取消晋察冀边区的问题,因涉及阎锡山的利害,阎难以处置,故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另外他也不想与共产党搞翻,当他的民政厅长邱仰浚由察回来后,阎便电蒋:“据邱厅长报告,边区抗战年余成绩颇多,致军事经济等问题情形复杂,致好由鹿主席就近与边区交涉。”最后与王世英商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梅亭和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刘奠基与国民党山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丕廉(赵子青)等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边区实情。此议正准备执行中,蒋介石又来电催阎办理,阎仍以由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或中央直接派员与边区交涉为好回电。同电中提出二战区给养困难,故请中央给八路军拨给养一万石粮食的要求。蒋介石意识到阎锡山采用的是以攻为守的手法对自己发难。他考虑之后,立即复电称:“该军在河北动员,令自筹,中央指示不改变,并停发应领款项。”他在同电中令阎封闭《新华日报》(华北版),解散抗大分校。这又给阎锡山出了难题。就这样,蒋阎之间的矛盾和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相互交织,他们又谁也不愿和共产党直接对垒,于是就搞起了你来我往的电报游戏,互相踢球。阎锡山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时而借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与蒋讨价还价,时而又借蒋的力量来遏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
不久,阎锡山委托续范亭对王世英说,国民党中央有指示,决定取消动委会,撤换保安队中的八路军干部。王世英当即找到赵承绶,向其陈述了利害,赵承绶也认为取消动委会的作法是不妥的,那样敌后战争将无法开展,无法坚持。王世英也请赵承绶向阎转达中共及八路军坚决反对取消动委会和撤换八路军干部的严正立场。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4 1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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