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办事处”建制简述
2017-10-24 10:52:02  来源：天下韶山网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作者：王健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八路军办事处这一建制的出现，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它主要承担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等主要任务。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人民军队史上有着十分特殊但又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八路军办事处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全国各地共设有19个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它们从建立到撤销，前后将近10年，成立时间有先有后，组织规模有大有小，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肩负的责任、工作内容亦各有不同。这些办事机构是伴随着第二次国共和合作的形成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经历了一个建立、缩减、撤销的过程，见证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动全面内战的全过程。本文试就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的概况、性质、工作职责等作一简要阐述。

一、八路军办事处概况[1]

　　1、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西安办事处)

　　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林伯渠、董必武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伍云甫、周子健先后任办事处处长。1946年9月10日撤回延安。它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联络机构。

　　2、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太原办事处)

　　1937年8月在太原设立，彭雪枫兼任办事处主任。1938年2月下旬撤销。

　　3、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

　　1937年8月在上海设立，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先后任负责人。1939年11月撤销。

　　4、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兰州办事处)

　　1937年7月在兰州设立，谢觉哉任中共中央代表，彭加伦、伍修权(化名吴寿泉)、赵芝瑞先后任办事处处长。1943年11月8日撤销。

　　5、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1937年8月在南京设立。博古为中共中央代表，叶剑英为八路军代表，李克农为办事处主任，下设会计、机要、总务等工作部门。1937年12月初分批撤往武汉。

　　6、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1937年10月下旬在汉口设立，董必武任中共中央代表，李涛、钱之光先后任处长。1938年1月，增设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下，3个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成为中共在南方的联络中枢。1938年10月25日撤往重庆。

　　7、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1937年10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陈云任中共中央代表，滕代远、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徐杰)先后担任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办事处关闭。

　　8、八路军驻第1战区联络处(八路军驻新乡联络处)

　　1937年9月底在河南新乡设立，朱瑞任主任。1938年5月后撤销。

　　9、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1937年12月9日在长沙设立，徐特立任驻湘代表，王凌波任办事处主任。1939年8月11日停止办公。

　　10、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1月在香港设立，负责人廖承志。1942年2月撤销。

　　11、八路军驻广州、韶关办事处

　　1938年1月成立，云广英、张云逸、廖承志先后任负责人。10月广州失陷前夕，迁至韶关，改称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1940年10月撤销。

　　12、八路军驻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

　　为继续保持与阎锡山的联系，1938年10月起，在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设立办事处，王世英任主任。1945年8月撤回延安。

　　13、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1938年10月在洛阳设立，初称通讯处，刘向三任主任，附设渑池兵站。1939年初，改为办事处，刘子久袁晓轩先后任负责人。1942年2月撤销。

　　14、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

　　1938年11月14日在衡阳设立，李克农、李涛、张元培先后任负责人。1939年7月撤销。

　　15、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1938年11月在桂林设立，吴奚如、李克农、李涛先后任负责人，办事处设机要科、秘书科、交通运输科、救亡室、电台室等机构，并设有转运站等机构。1941年1月22日撤销。

　　16、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

　　1939年1月3日在贵阳设立，袁超俊任站长。1941年1月被国民党军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

　　17、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办事处)

　　1938年8月下旬，周怡等在重庆设立八路军重庆通讯处。1939年1月改称办事处(兼新四军办事处)，钱之光任处长。办事处设有电台及经理、文书、运输、总务、机要等科;出版《新华日报》。1946年8月撤销。

　　18、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

　　1941年6月在河南林县设立，王百评、申伯纯先后任办事处主任。1945年10月25日办事处撤销。

　　19、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联合办事处

　　1939年9月在安徽泗县张塘成立，负责人为张爱萍。1940年3月24日撤销。

二、八路军办事处的性质分类

　　根据服务对象、驻地、设立的目的以及实际所起的作用，上述19个八路军办事处在性质上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设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与国民党最高军政当局联络和交涉的南京、武汉、重庆办事处。它们在中共中央代表及中央分局的领导下，承担着中共代表团或者是中央局办事结构的部分职能，并对其他办事机构负有指导和联络的责任。第二类是设在国统区省会或战区机关驻地的办事处，如西安办事处、太原办事处、兰州办事处、新疆办事处、洛阳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桂林办事处、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第1战区联络处、驻湘通讯处、驻贵阳交通站等。它们重点承担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和交涉。第三类是设在英属香港及敌占区上海的办事机构，主要是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接受转运抗日物资，转送来往人员。第四类是在转移途中因驻地不断变化的办事处以及与新四军联合设立的办事处，如韶关办事处、衡阳办事处、驻皖东北联合办事处等。

三、八路军办事处在中共组织体系中的位置及几个关系

　　各八路军办事处虽然冠以“八路军”的头衔，名义上是中共军事系统的办事机构，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实质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国统区、沦陷区以及敌后进行军事联络和开展统战工作等的公开合法机构，它所传达、贯彻、释放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意图，很多不便由中共党内高层出面与国民党方面接触、联络、商讨的事宜，均由它出面代为处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过向各办事处委派中共中央代表这一形式来实现其领导。正是这种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八路军办事处在中共组织体系中有着较为独特的位置。往上而言，它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受中共中央代表的领导，同时中共当时还设有各中央局，而很多中央局大部设在八路军办事机构内，因此它也对相应的中央局负责。就下来看，因为各办事处分为四种类型，大致而言，第一类办事处一般主要管辖第二类办事处，所以需经常性对其工作予以指导。此外，各办事处都还协助、配合中共各地方党组织开展相应的工作。

　　正是有着这些特点，各八路军办事处的存在、工作开展便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关系：

　　1、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关系

　　八路军办事处以八路军总部派驻办事机构名义出现，向中央中央、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负总责，中共中央向若干重要的八路军办事处派驻代表直接进行领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际也是中共中央代表的办事机构。各办事处随时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保持联系，请示报告涉及国共两党关系、军事战况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2、八路军办事处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关系

　　抗战期间，为领导国统区的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在国统区设立了若干中央局(中央分局)。这些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外保密，因此为安全起见、便利工作开展，中央局大多设在八路军或新四军办事机构这些公开合法的机关内。办事处在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中央局的工作人员一般以办事处人员身份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备案。办事处负责中央局工作人员的生活、安全，并负责对外联系，保障通讯联络，办理一些中央局不便公开办理的事务。有的办事处不但起了掩护作用，还实际承担了中央局的部分机关职能。

　　3、八路军办事处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

　　十年内战期间，中共组织在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下，遭到严重破坏。进入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共各级地方组织开始着手恢复、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八路军办事处凭借其公开、合法等优势，为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协助工作。因为是派驻机构，所以在工作中，八路军办事处对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主要是起协助作用。

四、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职责

　　1、担负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交涉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名额、军饷、装备、物资，及协商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军作战工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在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完成改编并开赴抗日前线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军饷、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承担这些任务的主要是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办事处。

　　南京办事处经常的任务是向国民政府军需署和军械署领取军饷和军械，并采购筹集急需物资转运延安。每月领取军饷包括经常费、战务费、医药补助和兵站补助费等约法币50万元，先后共领取经费及被装折款计法币197.5万元。[2]

　　南京沦陷后，武汉办事处继续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同国民党有关部门联系，办理领取军需、军饷事务。“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办事处向国民政府领取军饷655万元法币、枪炮730多支(门)、弹药1300多箱、服装4.6万套、药品3.5万箱和一些医疗器械。”[3]

　　西安办事处是八路军在国统区领取筹集军需物资的集散地，它也定期向西安行营军需局领取军饷，并“到驻陕军医署领取战场救护药品、卫生材料、医疗器械和疫苗;到华阴、宝鸡、襄樊、汉阳军械库领取由政府军委会配发的步枪、手榴弹、子弹、机关枪、小炮、被服等。”[4]所有南京、武汉办事处筹措到的物资、军需品等，“一般均先集中到西安。存于长武、虢镇或西安仓库，然后联系车皮获组织汽车车队运往延安及八路军总部。”[5]

　　此外，其他各办事处也积极向国民党军政部门争取物资。太原办事处彭雪枫设法于1937年与阎锡山交涉，从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领出100万发子弹及电台等军用物资。新疆办事处同盛世才积极磋商，在1937年冬争取了新疆人民为抗日将士捐赠的3.6万件皮大衣，并在兰州、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转运到前方部队，解决了部分战士的御寒问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形势需要国共两党就战局发展、作战计划、兵力配合、战斗情况以及掌握敌伪军情等不断进行联系、通报。因此，各办事处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重庆办事处地处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因此，“八路军、新四军的一般战斗情况，包括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损失以及敌情等，除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外，有些也经重庆办事处报国民政府军委会。”[6]重庆办事处在收到八路军、新四军发来的战报后，交南方局军事组改用一般公文呈式拟稿，再由办事处分别送出。经常性的战报送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重要战报则需分送蒋介石等要人。同时，还负责向中央军委和国民政府军委会转呈国共双方的重要作战计划和协同作战的意见。有时，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便于作战，也将有关作战计划、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这类文电也多是通过重庆办事处转达。此外，办事处按照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要求，及时通报八路军、新四军掌握的日军、伪军的番号、部署等情报。一般情况是每月综合报告一次，重要情况随时报告。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敌伪广播》(日刊)和《敌情通报》(周刊)等材料发给重庆办事处。办事处收到材料后，除及时送给中共中央代表、八路军代表和南方局军事组外，还要参与对材料的研究、整理，最后由电台转报中央军委、八路军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及中共领导下的其他抗日部队。

　　2、积极组织人员往来、物资转运等交通联络工作。

　　综观整个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在驻地城市的选择上多选择交通枢纽、要道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便利人员、物资的交通联络。

　　兰州是陕、甘、宁、青、新五省的交通枢纽，又是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抗日爆发后，中国的海上交通线受阻，与苏联联系的东北交通线也被切断，因此经迪化、兰州的陆上交通线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线，兰州的战略地位因此而显现。兰州办事处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十分注重加强与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的联系，将自身打造成“中共中央重要的国际联络站、接待站和转运站”。[7]接待过当时中共的很多重要领导人及中外知名人士，如周恩来、陈绍禹、任弼时、王稼祥、邓发、康生、林彪、蔡畅、邓颖超、陈郁、萧三、刘亚楼、李天佑、高自立、许光达、杨至成、孔原、冯铉、周小舟、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陈云、滕代远、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曾传六、李天焕、胡志明、冈野进等去苏联或回国工作。

　　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后，桂林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西南地区连接海外、沟通内地的联络中心。桂林办事处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为接送人员、筹运物资做了大量工作。在接送人员方面，一是接待、警卫、护送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叶挺、张文彬、高文华、曾山等中央及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二是转送了大量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家属以及爱国青年。如七大代表古大存、区梦觉，抗日军政大学第3分校教育长庄田、大队长谢斌等。此外，据统计，仅桂林办事处一处就转送上千名爱国青年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国际友人。先后接待、护送了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的琼·尤恩大夫，日本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保卫中国同盟德籍成员王安娜，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

　　在转运物资方面，香港办事处和桂林办事处通力合作，香港办事处先将从海外募捐筹集的物资海运至越南海防，然后桂林办事处再接力运至延安。如1939年5月，桂林办事处派出交际科长邱南章、交通运输科长龙飞虎、财会科长殷承祯，带领20多名运输副官和司机，到海防接运汽车10辆、救护车2辆、汽油7000加仑、无线电器材30大箱及一批医药、医疗器械、被服等，数量达50余卡车，辗转奋战4个多月送到延安。

　　衡阳办事处这时也积极开展工作，对从武汉等地撤退的人员、物资进行安置和转运。到1939年4月，共安置转送各方面人员300多人，转运汽油、药品、器材等物资五六十吨。

　　3、加强与各地方党组织的联络，保护和壮大抗日骨干力量。

　　各八路军办事处在做好统战、交通联络、物资筹措等工作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和联络，始终在中共中央和所属中央局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为保护和壮大抗日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住各地办事机构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展了20多万党员，恢复和建立了4000多个党支部。”[8]

　　武汉办事处从筹备时期开始，便配合中共湖北省地方组织，恢复湖北省及邻近地区的中共组织，整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1937年10月中旬，在董必武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湖北省工作委员会。11月，武汉办事处与湖北武昌反省院中的中共支部联系，营救出彭怀堂等36名中共党员。“到1937年底，共营救出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00余名。他们被分别派往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去恢复中共组织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1938年春，鄂东、鄂南的中共组织，在武汉办事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重建工作。鄂中的中共组织和中国湖南湘江特委也与武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9]

　　甘肃办事处积极帮助中共甘肃工委加强党的建设，到各地寻找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并考察、配备了部分党的干部。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甘肃办事处又积极协助举办了党员训练班，中央代表谢觉哉、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均亲自授课，不断提高地方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

　　洛阳办事处利用设立的电台，为中共河南组织的通信联络提供帮助。中共豫西省委通过办事处的电台，可以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西安办事处、新四军彭雪枫部等处直接联系。“竹沟惨案”后，中共河南组织受破坏的情况就是通过洛阳办事处汇报到中共中央。此后中央有关河南地方组织的工作指示也是通过洛阳办事处向河南省委进行了转达。

　　1939年1月至4月，南方局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统一南方各省中共组织负责人的思想，先后在重庆办事处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周恩来、董必武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亲自为学院讲课。6月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活动，南方各省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重庆办事处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抓紧把已暴露或有可能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转移、疏散到外地或农村，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和火种，功不可没。

　　香港办事处利用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协助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建立、发展了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整编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整训了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完成了琼崖红军改编成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人物，全面开辟了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4、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日。

　　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因此，各八路军办事处大多把统战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南京办事处驻扎在国民政府首都，因此它把统战对象重点放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上，多次安排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会谈，商讨合作抗日事宜。其中就包括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龙云、邵力子、于右任、张发奎、黄琪翔等。

　　上海办事处凭借上海独特的经济地位，积极开展向国民党要员、工商界巨头、文化界名人、国际友好人士和著名记者的统战工作。潘汉年、刘少文多次拜会了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经常性交换意见，随时向他们通报中共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此外，还通过在上海各界救亡团体中活动的中共党员，如文化界的夏衍、王任叔，新闻界的羊枣，职业界的雍文涛、顾准、王纪华，妇女节的沈兹九等，不断扩大了更广泛的抗日群众基础。同时，还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职业界救亡协会等以国共合作的合法组织，在支援八一三抗战的宣传、慰劳、捐募等各种抗日活动中起来极大的作用。

　　抗战初期，湖南政治派系和势力复杂，有国民党中央CC派(甲派)、地方派(乙派)、青红帮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制定了“在群众中、士绅中、政府中提高中共的威信”，“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同时避免与国民党磨擦和不失自己的立场”，“争取个别有势力的、有名望的、有能力的、愿抗日的上层分子，经过他们和在他们掩护下进行下层群众工作”[10]的方针和策略。对于乙派刘岳厚，徐特立通过在湖南广播电台公开演讲的方式，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刘岳厚的帮助和支持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一系列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同时，中共也派出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到刘岳厚任社长的《开明日报》帮助工作。“《开明日报》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开明的宗旨，在湖南有较大的影响。”[11]

　　又比如针对地方实力派桂系，桂林办事处从成立伊始，便开展对广西上层任务的统战工作，“以求共同抵制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和动摇拖鞋倾向，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12]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2月，桂林办事处具体安排了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及各界知名人士的会见，通过拜会、个别交谈和讲演等方式，阐明了中共的抗战主张，并一再表明中共在广西的活动旨在支持广西团结抗战，不干涉广西内部政务，不挖广西的墙脚，不断加强了同桂系上层的联系。即使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后，桂系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仍然采取“礼送出境”的态度和做法。这些都为国共共同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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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八路军办事处的详细情况可参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的《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丛书。本书所引用的有关材料，均来自该套丛书。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8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7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7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4 1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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