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2020-09-04 15:48:57  来源：南京党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下面，分六节介绍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活动情况。

　　一、办事处的组设

　　周恩来通过朋友的关系，在鼓楼北边傅厚岗六十六号(现青云巷四十一号)租到一幢小楼做办事处。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派原在上海工作的李克农到南京任办事处处长，又把刚从上海回延安不久的钱之光派来负责军需、财务。月底，党中央代表博古(秦邦宪)带领齐光等同志从陕西到南京齐光负责文书、采办;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王超北负责总务(主要是去上海采办白报纸等各种物资，经铁路运往西安)连同收发、副官、报务员、译电员等，约有十余人在傅厚岗六十六号办公。

　　由于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一天一天多起来，博古、叶剑英就指定先出狱的黄文杰、刘顺元、夏之栩、王鹤寿、刘宁一、李世农等八、九位同志留在办事处负责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房子不够，又在西流湾一号租了一座平房，做他们的宿舍兼办公用房。

　　办事处既是八路军总部驻京办事处，又是共产党中央驻京办事处，因此，任务非常繁重。它的主要任务有：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的战绩;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营救和接待政治犯;恢复、建立各地的党组织;领取军饷和军用物资;采购、输送陕甘宁边区缺乏的物资;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等。

　　二、国共两党谈判

　　博古到南京后，即向国民党要求早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迅速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区域、长官任命等问题。由于国民党代表康泽执意要删掉《宣言》中阐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部分，博古和康泽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经过多次谈判，反复修改，并同蒋介石面谈一次，延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的报纸才登载《中国共产党宣言》，二十三日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宣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关于陕甘宁边区，中共提出由林伯渠任行政长官，不要国民党人当长官;国民政府行政院却于十月十二日通过决议：“派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即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国民党明知共产党不同意丁惟汾，却硬要这样任命;同时，自己给自己搭了一个下台的台阶—“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总算用行政院名义正式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性。至于边区的区域，则始终未达成协议。

　　经过两党代表谈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十月十二日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

　　三、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

　　博古、叶剑英和办事处全体同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交往，和各界爱国同胞交朋友。

　　叶剑英以八路军驻京代表的身份，参加过军政部讨论总动员的会议。在部长何应钦发言以后，叶剑英就政略、战略等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说：“真正助我者，只有苏联。”“战略上虽采内线，但战术上仍应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

　　九月二十七日，叶剑英为南京出版的《时事类编特刊》亲笔题词：“举国一致的团结与坚持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

　　十月十八日，《京华晚报》登载过一篇对叶剑英的专访。叶剑英对记者说：“晋省得失，不仅关系华北之存亡，实对中日整个战局有相当之影响，……游击战术，业已收得相当之功效。”“八路军在山西作战，与各友军相处，感情极佳。”

　　十月和十一月，邹韬奋主编的《抵抗三日刊》曾两次刊载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写的信。第一封信公开回答要求投考抗日军政大学的青年，并附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第二封信详细介绍赴陕北的路线、陕北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信中说：“陕北的物质条件，比京沪差，生活很苦，吃小米饭大白菜，大家都是一样，就是我们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先生也没有什么例外。”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同意，中共于九月下旬开始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潘梓年总负责，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另外还有好几位同志参加筹备工作。钱之光请于右任写了报头，还派人去上海买了一批纸张，在南京中山路租了一处房子，打算做报馆的营业部。由于上海战局紧张，南京有失守的危险，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叫撤退到武汉再筹备出版。因此，潘梓年等同志十月十九日就离开南京去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正式出版《新华日报》。

　　四、营救、接待政治犯

　　几乎每次两党谈判，共产党都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肯实行。“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国民党才下令释放刑期较短的政治犯。从八月十八日至月底，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释放了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等一大批刑期较短的政治犯。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八月十八日曾去晓庄附近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向他们作政治形势报告。报告后，恩来同志亲自点名接出了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同志。以后，办事处又陆续营救了其他同志。

　　凡被办事处营救出来的政治犯或被国民党释放后主动找办事处的同志，一般都先安排住在鼓楼的一家旅馆，由办事处派人去登记、发钱、发衣服;初步审查后，按照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大部分送西安转往延安，一部分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还有少数人发给路费，让他们先回自己的家。

　　九月中旬，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中央军人监狱的一百多名刑期在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犯解往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关到“狱中之狱”的南监。经过八军驻京办事处多次交涉和两地被关难友的不断斗争，到九月下旬、十月上旬，国民党才陆续将他们释放。陶铸、曹瑛、顾玉良、肖桂昌等七人于九月二十六日被营救出狱;十月初，肖桂昌就以少校副官的身份，代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去安徽和县姥下镇接出那里的田文达、陈林等大批同志。

　　八月至十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获释的政治犯，经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接待的共有一千多人，其中七百多人被送往延安。

　　五、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

　　自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共南京市委被国民党破坏以后，只有极少数党员在南京活动。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在党组织领导下陆续抵达南京。博古指示，由北平来的李华、方珂德等同志组织中共南京市委，以李华为书记，领导南京及附近的党组织。市委建立前后，陆续发展了李庚、方璞德(杨永直)、胡笃弘(胡叔度)、沙轶因等十多位同志入党。十月下旬，在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首都平津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去安徽淮南煤矿和无为、合肥等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

　　十月、十一月，办事处先后派钱瑛、陶铸、方毅三同志去武汉，与党中央派去的郭述申同志共同组织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郭述申任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部长，陶铸任宣传部部长，方毅负责农民运动。

　　刘顺元、刘宁一同志在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派去上海，张三扬同志被派去浙江。刘宁一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工人工作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刘顺元于十一月份又从上海被派往浙江，到了嘉兴，因火车不通，又折回南京，然后转往武汉。

　　李世农、张恺帆、桂蓬同志被派往张恺帆的家乡—安徽无为县，在那里组织中共皖中工委，由李世农任书记。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成立安徽省工委时，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部长。

　　十月初，遵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处派顾玉良去江西南部游击根据地找项英，把中共文件交给他，并陪他到南京。博古、叶剑英同项英晤谈后，派人送项英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同时商议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具体方案。

　　六、办事处迁往武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十九日苏州失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除博古已先乘船去武汉以外，钱之光、齐光、夏之栩等同志于十一月十九日从南京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去武汉;赖祖烈等运送纸张去西安然后赴武汉;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和负责香港、广东工作的廖承志等七人于十一月底乘坐两辆旧的小汽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去武汉。由于汽车是旧的，边走边修，大约走了五天才到长沙。副官袁超俊和司机王应絮留在长沙修车子，叶剑英、李克农等五人就坐小轮船先去武汉。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从成立到撤退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它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它营救和接待了一千多名政治犯，使大批同志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继续为中国革命竭尽心力，艰苦奋斗，这也是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9-04 16: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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