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驻沪秘密办事处
2017-09-26 16:59:16  来源：卢湾区党史办公室 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平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为了开展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南京、武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西安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上海于1937年7月，在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也筹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当时牌子已制好．因形势发生变化而未挂出，名义上叫“八办”，实际上是党对外活动的公开机关。

　　 “八办”的负责人是潘汉年、李克农、刘少文、工作人员有赵瑛、朱志良、王少春、孟进和张纪恩等。李克农和赵瑛夫妇及译电员朱志良住在该机关内。后来。大概在10月，刘少文、孟进夫妇也搬进来住。

　　 那时，“八办”对外任务大体有：(一)、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抗日的各种人民团体来往；(二)、扩大党的宣传。印发刊物及毛泽东著作，如《解放周刊》、《论持久战》等。同时还利用上海作为对外宣传的阵地，把宣传品译成外文，向世界各地散发；(三)、负责营救在同民党拉狱的同志，并把营救出狱的同志送往延安或新四军驻地；(四)、办理八路军、新四军所需要的物资器材。

　　 1937年10月底．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周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成了“孤岛”。“八办”公开机关被迫撤消，转入地下，从公开活动转入半公开活动。10月，李克农离沪，由刘少文具体负责，机关亦迁至萨坡赛路264号(今淡水路192号)。这是一幢沿街座西朝东的三层楼房，二房东是进步话剧演员蓝兰，她住在二楼和底层，三楼是“八办”机关(前楼为刘少文、孟进夫妇住房，后楼作会客室兼饭间)。1938年春节前，译电员朱志良以学生身份住进三楼亭子间。佯称刘少文为“叔父”，孟进为“婶母”。当时党中央和“八办”的来往电稿都是由他翻译的，地下电台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三楼，发报工作由李白负责。联系电台的机要交通员是王少春，他作为朱志良的“家庭教师”常来机关。潘汉年每隔一、二天就来和刘少文研究情况，商量工作。张纪恩是秘书，做刘少文的助手，平时不住在机关内，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285弄(瑞华坊)4号，刘少文、钱俊瑞、冯雪峰、曹荻秋、孙冶方等因工作关系都先后去过他家。

　　 “八办”在进行秘密活动的两年多中，主要是配合地下党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活动情形大体如下：

　　 (一)、同各种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如职业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青年记者协会等；并参加这些团体上层人士所举行的座谈会；团结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救国会的领袖“七君子”和胡愈之、张志让等。

　　 (二)、继续印发党的各种宣传刊物和书籍，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讯。并且承担新四军各种刊物的印刷和发行。与此同时，还和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宣传部门协同出版了《译报》(梅益、王任叔编辑)、《上海职工》(冯宾符、王纪华编辑)、《上海妇女》等刊物。在救亡团体内部编印了《团结》(潘芳编辑)和《内地通讯》、《江南通讯》(张纪恩和向枫编辑)。张纪恩还负责编辑出版《时论丛刊》，内容有“论帝国主义”、“反对世界大战”、“沦修养”等，约出过二十期。为了印刷这些东西，还建立了秘密印刷厂。

　　 (三)、联系江南的人民抗日武装，如无锡何克希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太湖、浦东、崇明等地的部份武装。后又将这些武装交地方党加以整顿和领导，并与奉江南活动的新四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四)、支援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部队。1939年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的运动，除动员一部份工人、职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外，并在1939年下半年发动了一个义卖义演活动，为新四军筹募寒衣。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了十余万元，为新四军购买了五万套军服所需的布匹及其他药品，并且设法将其运送给新四军。

　　 二年多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为抗日民主运动做了不少工作，后来，由于情况变化，龚饮冰水延安到上海，接替了机要和电台的管理工作。不久，环境日渐恶化，不能再以“八办”名义进行活动了。1939年底，刘少文离开上海去重庆，萨坡赛路的秘密“八办”机关就撤消了。

　　 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引号一幢座南朝北沿街房子的亭子间，自1941年3月至]9引年10月是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一个秘密办公处。这里，原来居住着上海中学的两个党员学生，1940年底，他们奉命调走后，由管理地下交通的张达平以学生身份接着租用。1941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成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张达平的这一住所就成了办事处的一个办公处。(当时，上海办事处没有固定处所，分散有几个点，办事处主任杨斌住所也是一个办公处)。1941年10月张达平调至苏北工作，该处亭子间退租。由李子明．蔡平夫妇出面另租西康路武定路附近的一爿中药店三楼，作为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新址，后因该处地方小，活动不方便，1942年3、4月迁至甘世东路(今嘉善路)兴顺东里15号2楼统厢房，直到1942年底办事处结束。

　　 当时，为什么要建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呢?

　　 (1)1940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党严正驳斥了这种错误的命令，但为了顾全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当时，考虑到上海地下党力量比较强大和英法租界的特殊环境，拟把上海作为北移中转路线之一。1940年12月，皖南形势已很紧张，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组织部长曾山和军部一些干部开始向苏南茅山地区转移。不久，曾山到了上海，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为了全力配合做好这项特殊任务，决定把原由赵毓华、刘峰负责的上海至苏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机构，划归皖南派来的东南局青委委员杨斌接替管理。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趁我皖南部队北移之际，突然包围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军干部和医务、后勤人员突破重围，成批地、陆续地涌进上海。这时候，必须迅速地把他们妥善安置和转送苏北，任务十分紧急繁重，需要迅速强化地下交通机构。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突围到了上海，饶和曾山从上海到了苏北盐城。同时决定成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委托苏中区党委管理，和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保持横的工作关系。江苏省委和杨斌联系的主要是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和刘峰。

　　 (2)1940年10月初，陈毅、粟裕等指挥的新四军东进部队，在苏北泰州、泰兴地区取得反顽战斗(著名的黄桥战役)的重大胜利，大大激发了苏北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日民主根据地迅猛扩展，急需大量干部，江苏省委及时地从上海各条战线上动员、抽调人员支援苏北。与此同时，苏北和其它靠近上海的我根据地有些军政部门，自行派人到上海扩军和采购物资，造成江苏省委工作上的困难，给地下党组织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因此，也需要新四军军部有个代表机构驻上海，统一配合洽办扩军等事务。

　　 上海办事处成立以后，工作量最大、任务最繁重艰巨的是组织输送人员。从它成立之时到1942年底机构撤销，共输送人员1700名左右。大体是这几部分：

　　 (1)江苏省委从上海各方面动员、抽调参军的人员，占总数70％左右。其中工人占大多数，其次是学生、职员。有一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如教授韦悫、张宗麟、林和海，作家黄源、蒋天佐、林淡秋、王任叔(巴人)、阿英(钱杏邨)；戏剧界许幸之、天然、葛鑫、池宁；上海地下党学委、工委等方面有关负责人叶梯青、陆钦鑫(许淦)、周一萍等。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大多是党的外围——“工救”、“职救”、“学协”等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年龄一般是二十上下，也有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和学徒。他们毅然地离别亲人。斗志昂扬地奔赴抗日战场。

　　 (2)皖南事变突围人员。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大多于1941年1月至5月到达上海。谭启龙、余立金、李一氓、钱俊瑞、夏征农、薛暮桥、胡立教、陈茂辉等都是在这时候到上海的。

　　 (3)大后方撤退人员。皖南事变后，蒋介石集团在大后方重庆等地加紧反共反民主的活动．对我党工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横加迫害。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大后方，转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当时东南诸省交通要道大都为日寇占领，从大后方转来上海实非容易，刘季平、刘述周、吕振羽、骆耕漠、孙冶方、贺绿汀、戴白韬、邓克生、郭建、金逊、孟波、石流等，有的是从广州转道香港，有的是从广西进入越南海防转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的。著名的新安旅行团的一部分小同志和团的负责人，新安小学的老师等41人分批化装从桂林转香港再到上海。他们大部分是19引年夏秋间到达上海。著名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和名记者范长江是1942年初到上海的。

　　 (4)苏南撤退人员，浙江地区的地下党员以及南洋返国人员。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奥地利大夫罗生特，德国共产党员、作家希伯和夫人秋迪，也通过办事处的地下交通，于1941年春夏间护送去苏北根据地的。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除了组织输送人员外，还有其他工作任务：(1)1942年在上海开了一个报关行，组织运输医药、医疗器械、教学用具、电台等军用物资。(2)搜集上海出版的包括敌伪报刊、杂志等资料，剪辑成册，运进根据地。(3)组织对外宣传报导，将根据地带来的我军反扫荡、反清乡等对敌斗争的资料，送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茹科夫，转去苏联《消息报》发表。(4)掩护根据地的干部到上海治病等。

　　 先后参加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工作的约有40多人，除了办事处主任杨斌和原在皖南的杨秉超外，大部都是江苏省委抽调给办事处的。他们是徐盼秋、蔡健生、张达平、李小明、蔡平(女)、叶锦田、王建中、戴方俊、罗杨、史祥林等。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51号亭子间是杨斌和蔡健生、张达平研究工作以及徐盼秋、杨秉超和张达平交接大后方、皖南等地输送人员关系之所。杨斌偶而在这里住宿，

　　 有时杨斌也约杨秉超到此研究工作。蔡健生等向政治交通布置任务，几乎全部是在马路上或戏院、图书馆、饮食店等公共场所进行的。联系的时间、地点以及可能遇到的障碍需要改在何处联系等等。事先规定得严密、准确，从未发生过任何差错。政治交通之间绝对不允许自行发生横向联系，有时在路上相遇，大家严守纪律，互不招呼。

　　 办事处在上海还建立了两个固定联络站，一个是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龙门戏院隔壁的益星商店；另一个是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附近有个党员开的烟纸店。这两个站都是杨斌亲自掌握，为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和杨斌需特殊联系时用，也是华中局和江南其他地区联络的中转站。

　　 1942年12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撤销。撤销的原因主要是：

　　 (1)办事处成立时，华中局规定它输送人员的紧急任务，于1942年秋已基本完成。

　　 (2)1942年，上海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解放大城市的方针，大规模地动员、抽调人员去根据地的工作暂时中止。日寇继苏南“清乡”之后，又设立了苏北清乡公署，对我沿江濒海的苏中地区进行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我部队和党政机关流动性极大，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大力贯彻了精兵简政，也不宜大规模地从上海吸收人员到根据地去。

　　 (3)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后，日寇进占上海租界，敌伪在原租界地区的统治加强，办事处在上海的工作条件益趋恶劣，特别是1942年10月报关行被侦破，报关行孙郁文及领导他的冯铭铨均被捕。当时，杨斌不知道孙，冯出事，直接到报关行去，被特务扣押盘问，幸好杨斌事先有所准备，辩称自己是南洋华侨，在上海治病，找报关行托购西药。特务对杨斌搜身，并未发现可疑证据，将其随身携带的钱钞没收后当场放行。这样，杨与报关行有关同志不宜继续坚持在上海工作，先后撤回根据地，这是促使办事处撤销的直接原因。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成立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护送了大批工人、学生、职员和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等去苏北根据地，为支援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26 16: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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