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在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是一幢四层楼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安仁里一号成立。
12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着转移到武汉,参加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李涛、之光先后担任处长。办事处迁到旧日本租界中街89号(现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其机关也设在办事处内。1937年12月—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
1938年元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这时的武汉办事处,对外作为人民军队驻在国民党临时首都的公开机构,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纪念馆下属有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
纪念馆旧址原为日商大石洋行,是一幢日式建筑,砖混结构,占地面积1776.96平方米,建筑面积2252.6平方米。原建筑于1944年日军占领期间被美国飞机炸毁,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1979年3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叶剑英为纪念馆题写馆名。
旧址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内复原陈列的有副官室、接待室、会客室、电台室、机要科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办公室兼卧室、董必武办公室兼卧室、叶剑英办公室兼卧室、秦邦宪办公室兼卧室等十三间展室。一楼陈列“武汉抗战展览”。另辟有《武汉抗战》、《新四军与武汉》、《孩子剧团》等辅助展览,同时对外放映抗战初期的资料影片。纪念馆通过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展示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这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动员民众,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为推动国民党一致抗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以及武汉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业绩。纪念馆编辑出版的主要书籍有《武汉抗战史料选编》、《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国第二届“八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人民爱国故事选》、《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纪念馆藏有文物84件,其中有周恩来用过的毛毯、董必武用过的公文包、钱之光的证章、第十八集团军证章、抗敌宣传二队队旗、长江局交通用的皮箱等6件国家一级文物。
献金运动从这里影响全国 抗战物资从这里运往前线
八路军驻汉办 抗日烽火中的汉口长春街57号,一栋灰色的四层小洋楼,气质笃厚,安静。如果不细看悬挂在大门口的招牌,很难将它与
一段激荡的烽火岁月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楼,伫立于此已有七十余载,几经沧桑:它是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和见证,目睹了武汉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等诸多革命领袖抗日救国的身影。
它,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的旧址。
小楼藏着动人心魄的岁月
7月15日,江城暴雨如注,楚天都市报记者走进武汉“八办”。
如今,这座4层的小楼已变成一座抗战旧址纪念馆。一条“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展”的横幅格外醒目。
二楼,正在举行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展览。展柜内,陈列着侵华日军生化部队使用的清毒喷雾器、防毒面具、铁蹄靴等实物,屠戮百姓、砍杀头颅,焚烧尸体……一张张侵华日军的暴行图片让人静默沉思。
大雨倾盆,仍抵挡不住市民的观展热情。家住汉口三阳路的张实先生,读初中时多次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八办”,了解抗战历史。如今,他的儿子张昕炎已经8岁了,他第一次带儿子到这里,“希望儿子也能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闭上眼,那些曾经的历史仿佛呼啸而来,硝烟炮火、摇旗呐喊、抗日歌声都一一穿透岁月,直抵耳畔。时间,在这里一下子回溯到78年前。
印章见证抗战物资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10月,经董必武积极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安仁里一号(今长春街57号)正式成立。
武汉“八办”是八路军在国民党管辖区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最初,它的重要任务是通过与国民政府联系,领取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粮饷和武器装备。
当时,这些物资的领取,必须出示收据,加盖“八办”和处长钱之光的印章。领到物资后,钱之光同志还要负责联系运输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将物资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
记者看到了该馆珍藏至今的这枚水晶印章,虽然年代久远,但印章仍晶莹剔透,印面为正方形,上面刻有“钱之光”三个字。如今,这枚印章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汉“八办”纪念馆宣教部主任傅少瑾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至1938年间,共运送上万套军服,大批枪支弹药及各种救护用品,为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运送了数十万斤大米和面粉。
四楼总有一间房的灯亮着
在武汉“八办”的四楼,除了电台和机要科,同时也是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住宅和办公点,一般人不许进入,整个办公楼有众多警卫把守。
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府军政中心撤至武汉,在野党派的领袖、社会各界名流以及抗日团体都集中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在“八办”办公,楼内设有一座电台。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整个“八办”大楼内,有一个房间的灯总是通宵亮着,那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所和办公室。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居所,放着两张单人床铺,同时,这里也是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上,周恩来通宵达旦地工作,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1937年12月,邓颖超随周恩来到达武汉后,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运动工作,也经常与周恩来一起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内加班工作,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
周恩来曾在此接待国际友人
“八办”顶楼有个露天花园,如今被荒草淹没,大门紧锁,依旧显得神秘。当年,那里是周恩来、叶剑英等接待国际友人的场所。同时,这里还装着一台发电机,确保电力系统被破坏后,长江局还能从这里向外发送电报。
1938年9月,来自印度的柯棣华和他的援华医疗队到达武汉,长江局就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此后他们奔赴抗日前线。而在八个月前,也是在这里,周恩来把来自加拿大的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送往延安。
“武汉‘八办’是中共当时从陕甘宁边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桥梁和中心据点。”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徐明庭介绍,1938年5月至8月,经“八办”介绍,途经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00多名,居全国之首。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八办”才不得不撤出武汉。至此,武汉“八办”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使命,从此逐渐淡出历史。而今天的“八办”,也非当初的“八办”。1944年,原“八办”的四层小洋楼毁于战火。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成为如今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的纪念馆。
人不再,物已非。但那段历史,永远值得铭记。
讲述
年近九旬的武汉老者曾见证江汉关献金
50余万人献金逾百万元
“当时的献金运动,武汉全民参与,轰动全国。”昨日,谈到武汉“八办”,武汉市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如今已89岁高龄的徐明庭对他亲历的献金运动如数家珍。
徐明庭回忆,1938年7月7日,日军逼近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组织了号召市民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八办”所有人带头捐献,武汉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原定三天,没想到捐钱人太多,活动不得不延长到7月11日。当时,除了江汉关、三民路、水塔、五芳斋、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等固定献金台外,路上还设了一座流动献金台。
当年12岁的徐明庭,读五年级。“听到大人们都在谈论献金的事,我从屋子里翻出存钱罐,在巷子里将其摔碎后,尽是些零钱。后父母凑了一些,共凑了五十块,去江汉关献金台”。“自发去献金的人已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场面动人。”徐明庭老人还清晰记得,一位60多岁的爹爹,全家就靠他儿子摆香烟摊过活。爹爹把自己的寿材变卖全部捐出。
据了解,这次献金活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上到军政要员,下到人力车夫、工人、小贩等普通百姓,共有50多万人参与献金运动,武汉市民献金超过100万元,有效支持了抗日战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7-17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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