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10月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只存续了一年时间。
那是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一年,也是万众一心、浴火重生的一年。
那一年,侵华日军步步紧逼,上海、南京先后沦陷,武汉成为全民抗战的中心、世界瞩目的焦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担当历史重任,成为中共在武汉推动统一战线、开展救亡运动的大本营。
在这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郭沫若、罗炳辉等人留下了战斗的身影。
中央派董必武筹建 先后选址汉口安仁里、长春街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先后设立了16家办事处。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有两处旧址:最初,在汉口一条叫安仁里的小巷内;后来,搬到原日租界日本大石洋行,即现在的汉口长春街。
安仁里1号即董必武旧居,安仁里2号则是他当年办公的地方,均为两层。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董必武从延安来汉,着手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他先住旅社,后在老乡帮助下搬进这条巷子。小巷位于闹市区,又相对隐蔽,便于开展工作。一个月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此成立,李涛任处长。
这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人员撤到武汉,加上陆续从各地调来的工作人员,机构扩大,安仁里越来越显得逼仄。汉口市政府遂将原日租界内日本大石洋行拨给办事处。当时,大石洋行已撤离,留下这幢四层空楼。1938年元旦,搬迁后的新办事处正式对外办公,处长改由钱之光担任。
长春街距安仁里不远,在东北方向约5公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原建筑已于1944年毁于战火,现在的纪念馆为1978年原址重建。这栋青灰色的旧楼,临街装有老式栅栏,乍一看像是仓库。但从东边侧门进去,发现别有洞天:厅堂前可见庭院,假山上缀以花木,水池里游着鱼儿,芭蕉叶的缝隙间,阳光静静洒落。
一楼,即“武汉抗战”展厅。二楼到四楼,董必武、叶剑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办公室兼住房布局陈设,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电台室、机要科、机关食堂乃至屋顶花园等,也一一复原开放。
参与台儿庄战术谋划 周恩来、叶剑英亲拟歼敌预案 长春街旧址纪念馆,这栋楼房当年藏龙卧虎,驻有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四楼是周恩来、叶剑英两位中将,三楼则有边章伍等四位参谋,为此,王明曾口占一副对联:“一门二中将,三楼四参谋。”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歼敌逾万,全国为之一振。鲜为人知的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曾参与战术谋划,并派高级参谋奔赴前线,通报敌情,协调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纪念馆史料记载:1938年3月,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对日作战。行前,他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制敌方略。周恩来列举了几条“可打”的理由:日军孤军深入;台儿庄一带是山区,地形于我有利;广西军队有战斗力。建议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的威信。
战前半个月,周恩来、叶剑英根据敌人动向和徐州地形,拟订台儿庄歼敌预案,派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的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赶赴徐州,亲会李宗仁,通报我方掌握的敌情,重申我方作战建议,促使李宗仁当机立断。
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更是直接参战,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实施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牢牢地钳制住敌人,使他们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
台儿庄战役,成为国共合作抗日的经典案例。大捷消息传回武汉时,10余万群众欢庆游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打着横幅,整装行进在队伍里,格外引人注目。
救亡运动大本营 郭沫若演讲时的西装成文物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时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成为中共在武汉团结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的大本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相关事宜也是委托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原计划去海外募集经费,后来遵照周恩来安排,来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1938年4月1日成立)厅长一职,开展抗日宣传。
第三厅由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分管,秘密设立中共党小组,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从此,郭沫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八路军办事处。
郭沫若富有激情,当时在汉的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拍下了他穿深蓝色西装在群众大会上慷慨演讲的镜头,剪辑进了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影响深远。
郭沫若穿过的这套西装,后来由其女儿郭平英赠送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为国家二级文物。“三件套,深蓝色,带灰色细条纹,裤子口袋的白布底子上,用毛笔写着‘白圭’字样,上面还有红色印戳。”郭平英现居北京,她通过电话向记者讲起西装的特征。“当年父亲常穿的西装共有两套,另一套现藏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郭平英说,父亲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从武汉到长沙再到贵州、昆明、重庆,辗转各地,母亲默默支持他,“西装能够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捐给纪念馆,算是最好的归宿。”
革命人才中转站 介绍880名青年去延安 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转,各路人员纷纷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或抗日前线。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办事处介绍,途经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多达880名,居全国各省之首。《续西行漫记》一书中的“神行太保”罗炳辉,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招生,向延安和抗战前线推介了大量进步青年。
1938年1月,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从延安抵达武汉办事处,任统战组长,后来协助董必武负责招生。2月底,他的妻子张明秀也调来汉办,先在机要收发室工作,后来也调到招生办公室。
遗憾的是,罗炳辉英年早逝。2011年,罗炳辉的遗孀、93岁高龄的张明秀老人也离开人世。
张明秀曾回忆:中央通过机要交通送来的文件交给我,我整理好后送给周恩来、博古等领导,由他们指示发放范围,然后分别寄送。为防止查抄,往往在文件的外面包上最反动的《扫荡报》,然后寄发。
张明秀曾讲到一个细节:武汉夏天热,罗炳辉有点胖,晚上难以入睡,常席地而坐,整夜看书,早上起来,地板上留下一圈汗水。
罗炳辉在汉工作10个月,或周旋于军政上层人物中间,出席各种会议、集会和宴会;或奔走于武汉三镇,参加各民众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常常是一身旧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布鞋或布筋草鞋,与国民党官场腐败形成鲜明对比。
一次军政宴会上,有国民党军官嘲弄他:“堂堂八路军副参谋长,这么寒酸。”罗炳辉正色答道:“如今国难当头,沦陷区父老水深火热,前线将士缺衣少饷,我罗炳辉这一身够阔气了。”一席话振聋发聩。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7-18 15: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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