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2018-07-18 16:01:19  来源：武汉延研会 ，作者 谢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武汉八办成立背景及组织机构沿革

　　1937年，日寇发动卢沟桥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中国的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认识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形成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1936年12月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蒋介石放弃了一味对共产党的灭剿行为，并最终接受共产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从1937年2月中旬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先后举行了6次谈判。同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交给蒋介石后，又重申了中共的三项要求、四项保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一宣言。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告形成。

　　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八路军)，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同时，国民政府允许八路军总指挥部分别在南京、武汉、安庆等地设立办事处，以处理八路军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部之间的有关事宜。

　　1937年秋，中共中央委派董必武到武汉负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筹建工作。1937年10月下旬，武汉八办在汉口府西一路(今汉口民意一路)安仁里1号董必武住处挂牌成立，由李涛(李湘龄)任处长。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撤到武汉。董必武、叶剑英经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将南京八办与武汉八办合并，仍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2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汉后，当即决定由李克农、钱之光等人负责抓紧解决办事处的办公用房问题(原办公用房因人员激增，工作职能变化等原因而显不足)。经过多次和国民党当局交涉，终将当时地处中街89号(即今长春街37号)原日租界日商的大石洋行，作武汉八办办公及生活用房。1938年1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亦在武汉八办内办公(中共中央长江局处隐蔽状态，1938年10月，武汉八办撤离武汉时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周恩来和长江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罗炳辉直接领导武汉八办的工作，钱之光任办事处处长。武汉八办下设总务科、经理科、文书科、运输科和副官室。后考虑到安全问题，增设警务科和军务科。办事处警卫班负责长江局和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八办是在武汉沦陷前最后撤离的机构(10月23日晨撤离)。在此之前的1938年8月，武汉八办已先期在湖南湘乡设立八路军湘乡临时办事处，并派各类办事人员30余人于该临时办事处接待武汉八办撤退下来的人员、档案和各类物资，使整个撤退工作紧张有序。在长沙大火那样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从长沙出发，坐镇在湖南的下摄司两河口处，指挥武汉八办人员的撤退和物资的分发转移。同时，叶剑英、李克农则在湘乡指挥湘乡八办临时办事处经湖南宝庆(即邵阳)去衡阳，整个过程临危不乱，安全有序地实现了人员和物资的大转运，并最终迁至重庆，改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担负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

　　武汉八办紧张有序的工作生活

　　武汉八办办公用房原是日本商人的大石洋行，该房屋是一座砖混结构的四层楼房，房屋的正面是商店的大门，有铁栅栏。

　　大石洋行表面是一家经营日用百货的商店，而据亲历者回忆，当李克农等人先期至该房屋收拾打扫房间时，房间内一片狼藉，日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已纷纷逃离(日寇在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于1937年7月29日通过了《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准备在加紧进攻平津的同时，把战火引向长江流域。为此，日本政府作出了撤退长江沿线日侨的决定)。在四楼的一间房屋内还发现了一张“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表”和一些情报资料。说明所谓的大石洋行实为日本设于汉口的一个情报和特务机关，而中国共产党已成了日本特务机构研究关注的对象。

　　武汉八办迁入新地址后，办事人员一般从侧门进出。当时因日本人于匆忙之中逃离，以至于一楼的铺面还遗留有不少的衣物、毛巾、钢精锅等诸多日用杂什。武汉八办搬进时，有个别工作人员翻越铁栅栏入内拿这些杂什。事情传到周恩来那里，他连夜召集工作人员会议，严厉批评了此种行为，并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周恩来在大会上说：“这些东西虽然是敌人留下来的，但我们不能随便拿，一切缴获都得归公”。他要求大家将所拿之物送还原地。后来，这些物资经清点后，装箱运到了延安。

　　在武汉八办内，周恩来居住在四楼，董必武住二楼。一楼是救亡室(俱乐部性质)，后面楼上是招待所，有办事处内设的医务室。国际电影摄影大师伊文思在汉拍摄的关于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记录片《四万万人民》中，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汉口介绍敌后战场形势的镜头，就是在这座房子拍下的。

　　在全民团结抗战救亡活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国民党仍不放弃对共产党的监视和骚扰。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为方便对共产党和武汉八办的监视，专门将自己在汉的一处住所设在武汉八办对面的一栋楼房里，并在其屋内设监视暗哨，昼夜监视武汉八办的活动和进出人员。在武汉八办的右侧，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据点，这里经常有特务对武汉八办的工作人员进行拉拢骚扰，全天候窥视武汉八办的活动和人员进出。

　　武汉八办的工作人员生活比较艰苦，实行的是包干制，而且官兵一致。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主要领导人每月津贴为5元，其他工作人员分别为4.5元、3.5元。每人每天除主食外菜金平时仅为5～6分钱，招待客人为8分钱。为了支援抗日前线作战，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仍然在仅有的几分菜金钱中打算盘，尽量节省每一个铜板。周恩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薪水较高，但他分文不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武汉八办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是严谨的，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坚持学习，了解时局和时事。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还身体力行地为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时事报告，讲解抗日战争形势，使全体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明确的工作方向，也掌握了较高的工作技巧。

　　武汉八办当时的工作虽终日繁忙，但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工作人员没有星期天和上下班之分，经常是白天、黑夜连续干，如机要科、电台室的工作人员则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武汉八办全体人员意志坚定、情绪高昂，在繁忙之余，还设法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文娱活动，如下棋、唱歌、打乒乓球等。他们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些话报剧(小型话剧)。

　　在武汉八办的救亡室内，工作人员自办了墙报。大家因陋就简先在墙上挂上一块红布，然后把写好的稿件一叠叠的挂到红布上，颇具特色。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积极投稿，连勤杂人员也不例外。稿件多为学习心得体会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内容，有时还有漫画等，形式很活泼。周恩来对墙报很关心，他时常去看阅，还提出改进意见。

　　武汉八办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武汉八办在汉虽仅有一年的时间，但在中华民族的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作出了辉煌的业绩，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武汉八办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的联络中枢作用

　　武汉八办是当时全国通往延安的交通总站。武汉沦陷前凡由华中、华南、西南各地到汉向中共长江局汇报或联络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干部，均由办事处秘密接送。其中有包括中共江苏省、中共河南省、中共广东省、中共湖南省、中共贵州省的省委书记或者工委书记。延安派往南方各地的重要军事、政工干部，如项英、张云逸、曾山、周子昆、袁国平、聂鹤亭、张经武、张国华、萧望东、陈康等人由此中转到工作的目的地。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本质上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仍是敌视的，因此他们在抗战中对共产党采取的是外松内紧、阴奉阳违的政策。除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外，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身份一旦被发现后即遭逮捕。为此，武汉八办也做了许多营救工作。

　　2、武汉八办发挥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的物资转运和调拨中心作用

　　抗战运动如火如荼，一批批物资、人员通过武汉八办源源不断输往延安。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弹药均由国民政府供给。武汉八办负责每月到国民政府军军需署领取军饷，在军政部有关司署领取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及卫生药品、医疗器械等，还到车站联系车皮和其他交通工具，将这些物资分送各地八路军、新四军。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国民政府每月给八路军军费63 .85余万元。据不完全统计，经武汉八办运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抗日前线的物质有步枪、轻机枪、重机枪、战防炮等。同时办事处经常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转呈八路军、新四军战况报告，及时通报八路军、新四军战绩。长沙、广州、香港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处)募集到的物资也送到武汉集中，再送往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五、六月间，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捐助八路军的款项和实物送到八路军广州办事处，旋即被送到武汉，武汉八办即派人将其火速送往八路军前线。由于国民政府时有不按规定发放八路军、新四军军需给养的事情发生，办事处还需临时采办各种急需的军用物资。从1937年开始办事处派人并通过香港、长沙、广州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筹集和购买了300吨大米、400吨面粉，3000件雨衣以及机械、通信器材、日用品、枪支弹药、经纬仪等各类军需物资，然后运到武汉，再转送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除军需物质外，办事处还经西安向延安运送机床、修造机械及小型民用手工棉纺织厂、皮革厂、造纸厂、毛毡厂等设备，以及一批工业生产所用钢材、生铁等工业原材料和一些零部件，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3、武汉八办发挥了从国统区向延安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优秀人才的中转基地作用

　　1938年2月1日，中共长江局成立了以罗炳辉负总责的招生委员会。之后，武汉八办就担负起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招收学员、组织输送等具体工作。许多青年纷至沓来，积极报名。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办事处工作人员与报名者逐个谈话，详细了解报名者家庭及本人情况。经审查合格后，将报名者集合起来奔赴延安，人数逾千。除了招生工作外，由中共组织和工运、学运、妇运等群众组织介绍的大批男女进步青年，常常以二、三十人，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集体形式。由武汉八办安排赴延安和抗日前线。通常采用的转运形式是：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放军服及零用钱，送至江岸车站，再送上火车。武汉八办还向延安输送了一批科技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介绍和转送国际友人，一些英、美、法、苏等国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在短暂的10个月中，经武汉八办介绍送到延安或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人数，大约在1万人左右。武汉八办支持和帮助中共地方组织培训军事政治干部，动员武汉学生和平、津、宁、沪等地流亡学生到训练班学习军事技能，如绘制军事地形图等，为抗日游击战的开展蓄积力量。

　　4、武汉八办发挥了团结民众、组织街头抗战文化的宣传鼓动作用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抗日救亡的群众文化团体，如抗日救亡演剧队就有好几个。各战区，各军队都有战地服务团。在此期间，这些救亡团体几乎都到过武汉八办。有的甚至多次登门寻求帮助与支持。周恩来、董必武都是带领武汉八办的工作人员予以热情接待。对有些遭遇国民党迫害的救亡团体，他们到办事处后，周恩来等还对他们授之以工作方法和策略。

　　1938年1月，武汉八办迎来一群可爱的孩子，这就是从上海逃难来的孩子剧团，由失学儿童和小难民组成。在武汉八办的欢迎会上，当孩子们唱起自编的莲花落：“我们都是没有家的穷孩子，穷孩子，爸妈都被杀，鬼子毁掉我们的家……”在座的大人都禁不住流泪了。冯玉祥难过地说：“大人们不能把国家弄好，使这些天真的孩子作了流浪儿，而且还担负起救亡工作，这是任何人都会觉得惭愧的。”由于武汉八办的组织、宣传，孩子剧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地纷纷成立了儿童剧团，成为抗日文化宣传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1938年2月，当时武汉聚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周恩来请老舍出面，将流亡在武汉的文化人团结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成立后，抗战文艺宣传风生水起，动辄举行几万人、十几万人的集会，周恩来、郭沫若在集会上演讲，冼星海指挥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民众抗战热血沸腾，歌声响彻楚天汉水。武汉八办所在地的江岸地区亦成为当时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动民众最为活跃的地区。

　　5、武汉八办发挥了团结全国爱国人士交流沟通的桥梁作用

　　武汉八办在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积极同包括张自忠、张发奎、吴奇伟、董琪翔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周恩来、叶剑英等积极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参加统一战线。当时闻名全国的爱国人士，又称爱国七君子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等就多次到武汉八办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交谈，并为抗日统一战线呼号奔走出力。那时，尽管在武汉八办的周边有特务，有监视岗哨，但仍阻拦不了人们对正义的向往、支持与追求。武汉八办的门前每天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

　　6、武汉八办发挥了汇聚国际友人到抗战前线的中转作用

　　为争取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和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周恩来等还做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当时，到武汉的国际友人很多，周恩来多半时间是安排在武汉八办与之相见(有时在武昌珞珈山)，这其中有著名的外科专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摄影家伊文思，印度友好人士柯棣华率领的援华医疗队等。1938年1月，白求恩取道香港抵达武汉，谢绝陈诚要他在国民政府就职的邀请，去武汉八办会见了周恩来，后赴晋察冀的抗日前线并最终牺牲在那里。在武汉八办白求恩捐赠了一台X光机，这台X光机成为晋察冀八路军抗日前线医疗卫生的珍贵器械，提升了晋察冀抗日前线医疗卫生的水平。被称为“白求恩第二”的柯棣华大夫也经武汉八办介绍，由重庆转赴延安。他爱中国，娶了一个中国姑娘为妻，最终牺牲在中国。

　　当年还有不少外国人来到武汉八办，要求去延安采访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在其回忆录《影艺六十年》中有过一段这样的描写。“1938年，在一个星光黯淡的夜晚，我乘坐周恩来同志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为国民党当局严格禁止的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他就是伊文思。他将摄影器材和两千英尺电影胶片交给我，并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我无法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握了握他的手。”这是荷兰著名摄影师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已经拍摄了台儿庄战役，本打算再去延安拍摄，但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当他从武汉八办得知吴印咸要去延安，便将随身携带的“埃姆”35毫米摄影机等慨然相赠。吴印咸到了延安，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7-18 16: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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