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筹建始末
2017-10-23 16:32:48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潘前芝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中共中央为便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南京、上海、西安、武汉、兰州等多个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其中，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因其独特的政治意义、地理位置和使命任务而在众多办事处中显得殊为不同。

　　筹备

　　当时的香港既属中国，又是英国殖民地，不归国民政府管辖，故而并不在中共中央最初考虑设立办事处的城市范围之内。后来，海外侨胞抗战热情高涨，有的出钱出物支援抗战，有的直接回国参战，这些人员和物资的转送在中国沿海口岸相继被日军占领之后就成为大问题。此时，香港成为内地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其在国内抗战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中共中央这才开始考虑在香港也设立办事处。

　　派谁做负责人，是设立香港办事处的首要问题。香港是英国人治下的国际城市，当地老百姓讲粤语和英语，港英政府办公语言为英语，这个负责人必须熟悉这两种语言，熟悉国际国内形势和香港地区的当地民情。当时提出的候选人有秦邦宪、伍修权、张文彬、潘汉年、廖承志等人。其中，秦邦宪有留苏背景，精通俄语和英语，参加过西安事变谈判;张文彬曾任毛泽东秘书，文笔好，七七事变后任广东省委书记;潘汉年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香港工作过，白区工作经验丰富;伍修权也曾在苏联留学，通晓俄语、英语。经过热烈讨论，最终确定由廖承志担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协助廖办理办事处的筹组事宜。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著名人物廖仲恺之子，当时虽只有29岁，但却已有10年党龄，且曾留学日本，在德国、荷兰参加过国际工人运动，通晓日语、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本身又是广东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从廖后来在办事处工作取得的成绩看，这一决定无疑是英明正确的。

　　廖承志彼时在延安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因精通外语，他在通讯社主要职责就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为中央领导编写国外新闻电讯。在当时闭塞的延安，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及时了解国际动态的渠道之一，很多领导经常来找廖看新闻，故而他深得各位中央领导的喜爱。据廖承志晚年回忆：“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的时候，毛主席一定来，来看当天的第一消息。”

　　廖承志赴港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谈了一次话。谈话后，廖承志清楚地了解了此行的四个目标，即：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事迹;团结在港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推动国共合作;联系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救国，开展国际统战工作;收集国际上最新动态，将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给中央做决策参考。此外，毛泽东还告诉廖承志，宋美龄及他的母亲何香凝等人士已撤至香港，他到香港后，要尽可能到宋美龄身边，配合她工作，担任宋与延安方面直接联络人。领受任务后，廖根据事先安排，离开延安奔赴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先熟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流程。在此期间，周恩来负责为办事处解决外事协调问题。

　　因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虽然不用国民党当局批准，但必须同港英政府打好招呼。周恩来在一次涉外酒会上与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将军相识，双方一见如故。1937年12月下旬，南京沦陷后，英国驻华使馆迁到武汉。周恩来拜访了在汉口的卡尔将军。双方在讨论了当前局势后，周对卡尔表示，八路军的抗战得到海内外赞扬，海外华侨捐助的款项、医疗和其他物资，都需要从海外转入内地，需要英国方面的帮忙。卡尔问，我能做点什么。周趁机说，我们想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负责办理接收来自海外的抗战物资。周恩来还强调，这个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只是秘密活动，并不妨碍英国当时的中立国地位。卡尔点头表示同意，并关照港英当局给予便利。万事俱备，1938年元旦后，廖承志在周恩来安排下，乘火车到达广州又转搭轮船前往香港。一周前，潘汉年与夏衍从上海出发，乘轮船赴港。

　　定址

　　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廖承志在香港九龙的一家茶楼与早两天到港的潘汉年、夏衍见面，商讨设立办事处的具体问题，包括办公地点和备用地点，如何在港英政府注册，人员安排，如何保密以及与中共中央驻港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处理等。会面后，潘汉年离港赶赴武汉，向周恩来汇报上海沦陷后的地下工作，同时请示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具体安排。廖承志则在香港展开工作，首先解决的就是办事处的选址问题。

　　根据潘汉年的意见，办事处最好设在市中心，便于各方面人士进行联络;同时，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一定要有后门，便于出现意外情况时撤退。据此，当时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吴有恒带着廖承志在九龙弥顿道先后找了两个地方，但都不符合要求，最后，他们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2楼的一座临街两层楼。春节后，潘汉年从武汉回港，看了他们选的这套房子，也觉不错。不过，根据多年的白区工作经验，潘汉年提议再找几个备选地，平时作为活动基地，紧急时可作掩护。于是，他们又另选了两处地点。其中一个是香港医生柯麟及其弟弟柯正平在深水?犊?办的“南华药房”，柯家兄弟俩都是党员;还有一个是廖健的“印尼办庄义顺源”。办事处成立后，廖承志派连贯负责“南华药房”据点，李少石负责“义顺源”。

　　就这样，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正式成立了，按照不公开挂牌的约定，挂着“粤华茶叶公司”的招牌，一楼摆放各种茶叶，由大革命时期烈士之子陈新与其母亲负责经营;二楼则是办事处会客办公之地。当时尽管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对香港已是虎视眈眈，在香港的日本特务特别多。为防止敌特破坏，潘汉年组织工作人员学习隐蔽斗争方法，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定：一切工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准照相和送照片给人，办事处成员不得与亲戚、朋友、同学通信，出门或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尽管已得到港英当局同意，但工作环境之复杂险恶，比之内地的各办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他们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危险。办事处工作很快引起日本和国民党驻港人员的注意，他们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1939年3月11日晨，港英当局派出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5人，借口是“查禁从香港邮寄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英宣传品”。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向时任港督杨慕琦抗议。港英政府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经反复交涉，4天后，连贯等人才被释放，并归还收缴的文件。经此事后，粤华公司撤销，办事处改为分散办公，以华比银行写字楼作为办事处的联络点。 　　工作

　　驻港办事处的工作内容主要分三块。其一是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动员港澳和海外侨胞共同抗日。廖承志、夏衍等人在港创办了《华侨通讯》，利用这份油印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国内抗战实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杀敌的光辉战绩，发行量达3000多份。上面的文章被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商日报》、古巴的《前进日报》等转载。办事处还组织乔冠华等将抗日文件和毛泽东有关著作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皖南事变后，为打破国民党对抗日报刊的新闻封锁，办事处在爱国华人邓文田、邓文钊的支持下，筹办了《华商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对外宣传的据点，廖承志负责政治指导，夏衍主管文艺版，销量达数万份。

　　其二是开展对香港各界、海外华侨以及国际友人的爱国统战工作。1940年，办事处协调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内地慰问视察，并到延安参观。陈嘉庚目睹了国民党的贪腐，回南洋后，向侨胞如实介绍他的所见所闻。此事引起重庆当局的不满，暗中策动反对陈嘉庚活动以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困难时刻，办事处给予了陈大力支持，请示党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陈以巨大鼓舞。办事处对前文提到的邓文钊的统战工作也很成功。邓是廖承志的表亲，他不顾香港政治环境复杂和个人安危，积极支持办事处工作。办事处成立后面临的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华侨捐款的汇寄问题。当时在香港任何一家银行要代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并冒一定的风险。在邓文钊支持下，办事处利用他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办事处的通讯联络站，以崇德堂在香港华比银行的户头接受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捐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一难题。

　　其三是接收、转运海外华侨捐赠的款项、物资和回国参加抗战的技术人员。如1938年冬，办事处将收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装了130箱，走水路经淡水、惠州、老隆运至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再转运到延安。次年11月，办事处又将大批西药和一批大卡车、小轿车经桂林办事处送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除了物资，办事处还为抗战输送了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1938至1939两年里，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参战的便达6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急需的司机、医生、护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当然，还有一件事颇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日本攻占香港期间，办事处奉命营救在港未来得及撤离的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香港地下党和地方游击队的全力协助下，办事处先后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范长江等三百多名被困香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到东江根据地或桂林等安全地域，一起脱险的还有国民党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以及近百名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国官兵等。在完成这次营救任务后，1941年1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也完成了他的全部历史使命，工作人员撤离香港。

　　最后，再交待一下从1938年至1941年的近四年时间里，除了廖承志、潘汉年外，在办事处工作的其它人员：连贯、梁上苑、潘柱、罗雁子(罗理实)、张淑芳、冯劲持、杜埃、余明、李少石、张唯一、杨琳、熊志华、谭乐华、钟路、高直、陈永生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23 16: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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