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始末
2018-12-24 09:38:58 来源：贵阳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于2月4日到贵阳狂轰滥炸，市中心成为一片瓦砾。我们考虑到,交通站还必须在贵阳城外找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用来存放物资和汽车材料，所以准备再租一间房屋。通过我父亲严伯寅(永年药号的挂牌中医)了解到，永年药号的职员宋鹤轩先生在威清门外刚建好一幢三间开木结构房屋，除他家自用两间外，其余可租给交通站使用。我们查看了那个地方，不仅面积够用，而且最理想的是靠近公路，在房屋与公路之间还有个很大对垃圾的地方，可以平整为车场，还可以建立车库，于是我们决定租下这所房屋，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地建立我们的车场和车库，把这里建为城外接待站。
交通站从站长到会计、出纳、收发、公务员、警卫员，以及司机和押车员、副官共20多人，大家齐动手，参与修建车场和车库。首先花了两天时间，借了把锄头，用了20把铁镐，一镐一锄把垃圾堆平整好，作为车场。车场相当大，可以同时停放好几辆汽车，还可以掉头、转弯。我们还利用垃圾堆原来的斜坡，搞些碎石修了一条公路，直通威清门外公路干线。这条简易公路坡度相当陡，行驶很困难，如果司机技术不好，很容易在半坡熄火。但是，能够把垃圾堆地平整为一个停车场，也是一个胜利。
接着我们准备建车房和修理间。我们考虑到，如果要雇工、买砖、买材料、买瓦来修建，得花一大笔钱。八路军的军费很紧张，应该把军饷更多用在前线，用在同敌人直接作战的同志们身上，我们在大后方的这些机构工作，必须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来办事。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建车库。
我们派人到贵阳次南门外的竹木市场，买了一批粗竹子等材料，用自己的卡车运回来。没有请人设计，没有请人描图，只作了一个大体的规划，按照卡车的长度和宽度，考虑能够同时停放3、4辆车，还有一间摆工作台、放修理工具的修理车间，我们在地上画了线，就立柱子，绑竹子。我们对于用竹子绑托房屋完全没有经验，绑扎了一阵，总绑不好，只得去请一位懂得扎竹屋的人来指导。大家一起动手，先把房架建起来，把立柱、撑杆绑扎好。最困难的是盖屋顶，几经琢磨，我们把竹子劈成两半，打开竹节，互相扣着来作瓦。这是高空作业，爬那么高，还要把这些竹子一片片扣好，可真不容易呀!警卫员刘文钧、冯元孝，还有年轻的公务员李玉生等，他们爬上屋顶去干这个艰苦的工作，其余的人在下面劈竹子，打竹节。我们每天工作几十个小时，大概花了个把星期，才把停车场和修理车间建好。大家都很辛苦，但也很高兴，很满意。
不久，我们又在车库的西北角上，用砖垒了一个小仓库，用来停放过往的、暂时运不走的物资，也存放汽油。这也是自己动手建起来的。
我们的停车场、车库和修理车间建好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9年的夏秋之间，我们从香港买了一大批汽油和机油，经西安办事处的王超北副官和重庆办事处的龙飞虎、邱南章两位副官到海防把这批油料运到贵阳，然后转运重庆，送往延安。如果不建车场，就无法接转这批物资。我们还接转了从武汉办事处撤下的人员和物资、档案，这是长沙大火后撤到衡阳，经桂林转到贵阳的。廖承志同志和宋庆龄夫人在香港募捐到的许多药品、衣物、毯子，还有国外捐赠的一些东西，都在各个时期经过贵阳运到重庆转到延安。我们的车辆，除在武汉撤退前有马来亚、柔佛士乃捐赠给八路军的一辆斯蒂倍克牌救护车改装成的卡车外，国外华侨在1939年又捐赠4辆雪佛兰、1辆万国牌，我们还自购了5辆道奇卡车。车多了，车场的作用就更大了。有时一来就是4、5辆，有的要保养，有的要小修，有的还要大修，都在我们车场里修理。由武汉跟我们下来的沈宝贵和华侨端乐毅会修理汽车，我也会修车，有时候我也帮着修。1939年夏秋，一直到冬天，我们的运输任务很繁忙，一方面是上面所说的这些物资要转运，另外新四军到重庆、延安，或者延安派到新四军的往来人员也比较多，都依靠我们的卡车来回运送。
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苦。八路军在前方，在根据地，实行供给制，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也实行供给制。我们没有工资，不发薪水，每个人按照统一的规定，多少油，多少菜金，多少粮食，都按定额核定，每人每月只发一点零用钱。我们贵阳交通站也参照原来武汉办事处的供给标准。像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这些领导同志，每个月是5块钱零用钱，贵阳交通站站长，每个月4块半钱零用钱，其他的公务员、干部，3块、3块半、4块不等。而在国民党区域，特别是1939年以后，物价不断上涨，法币不断贬值，我们的伙食钱就很难应付了，买了米，买菜、买油的钱就不多了。后来，买不起猪油、菜油，我们的炊事员和采购员鲍启文同志，只得去买牛油来炒菜。特别是一些从国外来支援我们的华侨，吃这样差的伙食，我们很过意不去。后来向重庆反映，南方局和办事处才决定适当增加伙食费。我们的办公经费也很少，空闲的时候就把重庆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寄信来的旧信封翻过来贴好糊好使用。我们的一切开销都非常节省。
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平江事件，不久又发动了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开始逆转，形势逐渐紧张。我们采取各种方法，顺利完成了运输任务，但重庆到延安这条路上的扣车事件不断增多，好几次在宝鸡、汉中、咸阳我们的押车副官和来往人员被扣押，几经交涉才得到释放。
1939年，繁忙运输任务告一段落，我们开始精简人员，将许多同志调到重庆办事处或转到延安，留在贵阳交通站的，只有十多个人。到一九四零年初，我们把高言志同志租的六座碑的房屋退了，全部人员、全部工作转移到威清门外。物资运输任务比较少了，主要是转运人员。这期间新四军经过桂林到重庆、延安去的，或者是延安、重庆经过贵阳、桂林到新四军去的，往来也不是那么繁忙了。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便加强学习。
1940年元旦，我们在宋鹤轩先生家的房屋的后门，也就是我们租用部分的大门上贴起一副对联：“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倒退，反对分裂。”横联是“抗战到底”。形势逐渐向坏的方面发展，我们在贵阳坚持工作的同志始终做到严肃紧张、团结活泼，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虽然人数少，但我们团结得很紧，也能严格遵守纪律，坚持工作，并继续输送了一些同志到延安和新四军方面。
1941年1月5日，周恩来副主席叫人从重庆打电话给我，要我赶紧去贵阳。我6日离开重庆，11日，便传出皖南事变的噩耗。我向周副主席要求回贵阳收拾烂摊子，准备撤退。周副主席不同意，要求我留在重庆。23日，我得知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武装查封，7个同志被捕，全部枪支弹药及物资被查抄。这些同志被捕后，一直很坚强。经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在重庆多方交涉，1941年8月，我们的同志李配之、鲍启文、李玉生、刘文钧、张兴彪、鲍世泽、肖一志才获得自由。贵阳交通站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根据袁超俊同志谈话录音整理)
(图：袁超俊)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2-24 09: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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