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西安明城墙内的七贤庄,唐时属东宫外永昌坊。民国初年,这里曾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后被银行资本家用于房地产开发。1936年,十座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在这里落成,很是壮观气派。即便是如今来到这里,在一排排高楼环绕当中,绿树掩映下的七贤庄,仍然端庄雅致、毫不逊色。
这里曾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和红军联络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成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它是我党我军在国统区创建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办事机构,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里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有力堡垒,更是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南大门”。在这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曾演绎过一幕又一幕震撼人心的故事。
从牙科诊所到抗日救亡前哨
站在如今的“八办”纪念馆外,门边悬挂着的每一块牌匾,都被岁月刻下了斑驳的痕迹。其中有一块青铜色的匾额,上书“冯海伯诊所”几个大字。1935年,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许多士兵饱受伤病折磨。为解决医药用品和器械不足的问题,周恩来授意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贤庄1号院,建起了由德国牙医冯海伯经营的牙科诊所,而这座诊所的真实用途,是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的一座秘密交通站。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形势和蒋介石有关政策发生了转变,我党在这座秘密交通站的基础上,建立了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七贤庄1号院的门口,才正式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随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至此,“八办”成为了我党我军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的办事机构,也成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堡垒,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西安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示威游行、火炬游行、誓师大会、抗日动员大会、怒斥日寇罪行的声讨大会……对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八办”不仅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还最大限度地发动、组织各阶层、各方面的人们投入其中,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西安的抗日救亡团体有20多个,‘八办’与它们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西安“八办”纪念馆的讲解人员告诉记者,“‘西青救’、‘民先队’等救亡组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公地点,办事处安排他们到平民坊5号院的空房里办公,并将救亡团体的党团合编成一个党支部,与在同院住的宣侠父一起过组织生活。”宣侠父阅历丰富,常常给救亡青年讲解动态,分析形势,并在“西青救”创办的刊物《青年战线》上发表文章。这些和“八办”有着密切关系的救亡团体,成为了党和广大民众联系的纽带,通过他们,将我党的抗战主张、政策深深地植根在了群众心中。
“跑步!七贤庄办事处!”
抗战爆发初期,在“八办”的接待室里,每天都挤满了要求去延安的男女青年。他们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来到西安,满怀着抗日的一腔热情和报效国家的铮铮誓言,兄妹同行、夫妻结伴、好友相约,经过这座“延安南大门”的审查后北上,去革命圣地追寻光明和希望。
然而,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此时,“八办”就成为了他们最强有力的后盾。1938年,由重庆来的一批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去往延安,走到西安草滩一带时被国民党扣押。得到消息后,时任中共驻陕代表的林伯渠得知后,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汽车前往营救。到达目的地后,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不等对方回答,他就转身对青年们大声下令:“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闻声立刻列队,跑步离开,只留下国民党的连长面面相觑,碍于王荫圃是中校又不好发作,只说他们没法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之后,这批青年回到七贤庄,在“八办”的安排下再次出发,顺利到达了延安。
周恩来在“八办”:台灯下的不眠夜
在七贤庄1号院内,有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内仅一桌、一床、一个小小的书架,桌上一盏绿色的小台灯格外引人注目,墙壁上悬挂着的,是一张周恩来和邓颖超1938年在“八办”拍摄的合影。从1936年底到1946年初,周恩来曾在这座小屋里先后留住23次,他在此积极从事的革命活动,给西安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形势骤然紧张,城内和战的分歧越来越大。此时的周恩来临危不惧,迁往七贤庄居住,并以此为依托,他度过了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他置身危城却毫不畏惧,总是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地出现在各种场合,一片真诚地对待各界友人,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把一个一心拯救民族危亡的、活生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折服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界人士,让人们相信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诚意,为促成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天夜晚,我在办公室执勤,他突然亲切的询问我名字是哪几个字,我回答不知道,我不识字,他就拿起毛笔,写了我的名字。”李思明是周恩来在七贤庄留住时的一名警卫,谈起这段经历,他记忆犹新。“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啊,思念光明,我们就是要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帮助警卫识字,周恩来专门请来文化教员,每人发放一个学习本,并亲笔为他们写上名字,还经常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每天晚上,他都坐在台灯下写东西,我深夜12点下岗休息,他还在工作,第二天6点我起床了,那盏灯依然亮着没有熄灭。”李思明说,在“八办”留住的日子里,那盏绿色台灯下,周恩来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个不顾辛劳、日夜伏案工作的身影,唤起了全国民众抗战救国的热情和决心,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坚不可摧。
结束使命 时钟永远停留在10点
时间推移至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掀起内战,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因此破裂。国民党当局下令,各集团军设在各地的办事处要在3-5天内全部撤销,并以路途安全为借口,要求扣留办事处内所有枪支弹药。9月10 日下午,时任处长的周子健率领办事处全体成员,将可以使用的武器全部扔进院内的水井,把手榴弹挖坑掩埋,又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并将那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端端正正地挂在大门口,才带领留守的所有同志撤离驻地。即将走出大门时,他们将办公室西墙上那块长方形挂钟拨到10点,让“八办”的历史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
如今时过境迁,距“八办”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已经过去了近70年,然而这座肃穆的院落却依旧静静伫立在西安城内,也永久存留在了我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光辉历史上。它曾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围绕“八办”所发生的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至今仍鼓舞激励着我们,令人难以忘怀。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3 15: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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