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油画鉴赏：《1937·南京》
2014-03-24 09:37:44  来源：博宝艺术网 百度百科  点击：  复制链接

　　油画作品：《1937.12.南京》（又名《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

　　作者：许 江 孙景刚 杨奇瑞 崔小冬 邬大勇

　　材质：画布 油彩

　　规格：360cm×900cm

　　创作年代：2009年

　　大型历史画《残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的构思与探索

　　许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画从语言形式的表现到题材处理的视角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优秀的历史画脱颖而出，开拓了历史画的新领域和新境界。新的开拓同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作品真实的关系?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如何在历史逻辑叙事中呈现?历史逻辑与历史建构又是怎样的关系?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当代艺术家在历史画创作中不可回避的。这次由国家有关方面启动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本世纪伊始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溯历史、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进行全民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为当代历史画探索提供了新的契机。由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合作的大型历史画《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即《1937·12 南京》的创作过程就为我们思考当代历史画创作提供了启示。

　　历史与事件

　　广义地说，一切已经过去的都是历史，它是由诸多彼此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组成的，在这些“事件”中，人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历史的基本条件决定了历史画既离不开具体的史实，也必然是与对人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困难的是，一切已经过去的历史和人物都可以成为历史画的对象吗?在理论上可以如此，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那样，历史画就只能具有历史照片的价值。由此看来，历史画所面对的并非一切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并非由所有毫无关联的“事件”所组成，而是“事件”与“事件”之间有意义的关联。对这种有意义的关联的发现就是历史学诞生的原因。在历史学的两大任务史实考证和意义阐释中，后者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没有意义的阐释，史实考证只能是一堆死物。而意义阐释就是寻找杂陈于诸多“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

　　当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接受历史画《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创作的时候，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把握“事件”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南京大屠杀作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受到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关注，人们通过电影、文学、美术等媒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还原和解读。特别是许多画家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这既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参照，也增加了创作的难度。

　　南京大屠杀既是一个已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也是一个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其中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认知和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民间情感问题。要处理好这样的历史题材并不容易。为此，创作组按照许江的总策划在孙景刚的组织下多次集体商讨，经过对相关资料的细致考证和深入研究，他们初步确定从两个民族和时代交织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还原历史，以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中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意义阐释。在这里，“事件”的整体性而非具体情节成为意义阐释的切入点，即区别“事情”与“事件”，借助“事件”在有意义的关联中探寻其背后的历史逻辑。通过大量的史料查询和创作过程，也更加使他们认识到：“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历史的杀人铁证，是人类史上一场罕见的屠杀。用画笔再现这一惨绝人寰的现场，揭示这一历史暴行，让中国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铭记不忘，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历史的建构

　　2006年9月，以许江为首的创作组开始按照初步确定的方向设计草图，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在中国地图和南京城的背景上展开事件，通过日军杀戮、强奸等暴行以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等场景来展现其整体的面貌;另一个是在死尸堆积的“坑”前，以相对集中的场景来展现杀戮后的惨相。应该说，这两个设计各有特色：前者象征的手法更有利于时空的展开和对整个事件的把握，后者的场景展现则更能以其客观性和现场感把观者引入情景而产生视觉上的震慑力。然而从作品的立意看，前者可能会丢失了历史的现场感，而后者或许更能发挥视觉艺术的直观性和语言魅力。同时在对大量资料的梳理中，他们也日益感受到了“坑”的意味：“坑”上“坑”下的对比和对峙，以及“坑杀”所产生的历史真实和历史悲剧性。但他们也意识到后者所存在的不足，即易于如一般历史画那样陷入具体情节之中而削弱了最初的立意。不过，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肯定了后者。在大方向确定之后，孙景刚和崔小冬、邬大勇再次分别查找和补充资料，并对构思和构图进行了调整，围绕“坑”的意旨重新设计出“坑上”和“坑下”两个构图，并画出了数十幅草图和油画变体画。这时的构思和画面形象都开始逐步清晰起来：“坑上”以南京城为背景，大视角地展现杀戮现场;“坑下”则以仰视的构图，在历史照片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衍化，加强了对整个事件的把握和现场气氛的烘托。“坑杀”的方案后来得到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专家组的认可。

　　就在对后一个构思设计进一步修改的时候，他们得知青年电影导演陆川也正在进行电影《南京·南京》的拍摄，便邀请陆川进行了交流。后来他们又应邀观看了陆川的样片，并再次交流。通过这样的交流他们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并进一步深化了构思。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它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这种方式既是其所长也是其所短，关键是要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孙景刚说，在与陆川交流和看了样片后，创作组成员深切地感受到电影在表现中国军民面对杀戮时孱弱却又顽强的民族精神的魅力，电影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陆川希望通过最普通的人及其性格塑造推及历史的真实，并在对历史的重新建构中探寻历史内在的逻辑——这也是他一贯的手法。然而，这种细腻的表现对于美术作品而言往往是难以达到的。但是，反过来看，电影是流动的画，而绘画则是凝固的电影。绘画与电影也有相通之处。陆川的电影和想法也给予他们以启示，使他们不仅更重视绘画自身的语言特征，而且更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并通过形象的强化和有意味的组合来深化意义的阐释。

　　历史画的任务就是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或“事件”给以客观真实的呈现，并在这种呈现中建立起自己的历史观和意义阐释。但正如前面所言，这首先就遇到了历史的真实与作品的真实的问题。美术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还原”历史并做到客观?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诸多的争论，但历史画必须尊重历史，它的任何创造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展开。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只能被动地受制于历史的真实，它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还有广阔的阐释空间，这正是它面对历史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建构历史的信心所在。温克尔曼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断言，并非虚妄地篡改或扭曲历史的托辞，恰恰证明了这种历史建构的可能和价值。《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试图在这方面给出自己的回答。或许它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显然已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的形式探索，与其主创者许江一贯的大历史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它在这种大历史意识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历史阐释模式，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了历史画创作的崭新面貌。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在两年多的构思和设计中，创作组数次前往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收集文字和图像资料，与相关专家和学者交谈。在这期间，他们前后共画出了大大小小上百幅草图，最后才使得构思和构图设计逐步清晰起来。他们曾对作品构思做了这样的描述：从“坑”下向上望，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站在了坑下的某个位置，真实地目睹这样一场血腥的屠杀。坑内死难者的横躺与坑上杀戮者的竖立形成对比。尽可能让日本军队简括，让死难者的身躯表达一种历史性的悲情，以此来震撼人心。城墙和城市的远影点出了屠杀的地点，天上的残日被弥漫的硝烟遮蔽，只隐隐透出黯淡的日影。本构思拟定名为“残日”，一方面指明事件的惨无天日，另一方面指向残酷的日本军国主义。

　　从这段对画面的直观描述中可以看出，创作者力图将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历史表象直观地呈现在观者的面前，来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真人大小的被虐杀的中国平民和军人堆积在我们面前，而嗜杀的日军以胜利者的姿态伫立在“坑”上，“欣赏”着自己的“战果”，这种景象给人所带来的视觉和心理上的震撼甚至超过了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但这绝不是一件纪实性的作品：阴暗的色调、惨淡的日影、被屠者坚定凝视的目光、厉声啼哭的婴儿和顽强挣扎的士兵等等，这一切都以其象征性而引发人们的思考——作者希冀还原历史的尝试不过是要把人们带入历史的真实情景之中，并在历史之中思考历史。在这历史表象的背后，不仅是一个民族悲怆的记忆，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长鸣警钟。这记忆和警觉早已化为不断奋进的动力，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前进的力量。这也正是《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及其作者要向我们警示的。

　　南京大屠杀历史回顾：（日语：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溃退，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多处军事要塞无人防守，军队几乎全部撤退到南京外围。[1]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中国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从1937年8月到11月，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中国军队的撤退变成了无比混乱的溃逃。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

　　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中国统帅部在12月初日军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1月20日，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南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南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还有46.8万至56.8万人，这还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难民。 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南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生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在淞沪 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全面越过“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人，还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5 1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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