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翎抗战小说的英雄书写
2024-06-24 10:31:11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5年第11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路翎对英雄极为推崇，对军人形象偏爱有加，但他笔下的英雄内心多狂躁不已、焦虑不安，拥有一个惧怕死亡又要战胜死亡的悖论心结，且在多重心绪的汇聚与挤压下，英雄内心的焦虑有时会外化成暴力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以缓释焦虑带来的巨大压力。由于路翎式的英雄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体验与理念设计，有时也具备“精神奴役创伤”和“原始强力”的精神特征，但英雄们仍难免常常扮演着怀揣英雄梦却又永不可及的零余者的角色，演绎着英雄的悲歌与悖论，折射出路翎英雄书写的情结梦。抗战胜利后，路翎尝试以幽默的手法解构这一心结，但这却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与荒诞中。这折射出路翎英雄书写的失落与错位。

　　[关键词] 路翎;抗战小说;英雄书写

　　路翎的英雄书写是与他的从军梦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抗战爆发时，路翎就希望成为一个飞行员到前线奋勇抗敌，所以，1938年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空战日记》就是以一名空军飞行员的爱国故事为主题的。可惜，事与愿违，路翎不但没能成为一名飞行员，反而始终与戎马生涯无缘。这对于小学就参加过童子军的路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路翎三岁时，生父服毒自杀。对父爱的渴望，对军人的憧憬，让原本就崇尚“原始的强力”的路翎，对英雄更是极为推崇，对军人形象亦偏爱有加。因此，当他有机会通过文学的想象放飞他自年幼时就不断滋长的英雄梦时，英雄书写就成为路翎抗战小说创作的重要情结。

　　本文拟从分析路翎抗战小说的英雄书写入手，探讨其英雄心结的内在要素与外化形式及其悲剧性构成，剖析路翎为解构这一英雄书写而形成的幽默特色，为人们重新解读路翎抗战小说的艺术特质打开新的视阈。

　　一、充满焦虑与悖论的英雄心结

　　众所周知，英雄往往与勇武过人、才能出众相关，与不惧生死、心理素质超常过硬相连，但路翎笔下的英雄却多拥有一颗狂躁不已、焦虑不安的心，拥有一个惧怕死亡又要战胜死亡的悖论心结。这种狂躁却又向死而生的心结，使他们充满焦虑与矛盾，有时甚至外化为暴力剥夺他人的生命以缓释自我的压力，触目惊心又令人慨叹。

　　上尉徐道明(《财主底儿女们》)是一个风度翩翩、注重享受却又自我约束的强硬派作风的军人。他的思想一直在人生虚无与现实功利间徘徊，他既感叹生命的易碎又绝不轻易伤害作为军人的伟大尊严。他一直演绎着他的矛盾，却不太明白他最大的焦虑其实是一种来自死亡的威胁，直到他负责指挥一艘装载着要塞器材撤退的船只在芜湖的岸边和敌人面对面火拼之后，这种最根本的焦虑才浮出水面，也让他同蒋纯祖们做出了这样一番告白：

　　虽然对人生会灰心，对人事灰心，对职务灰心，但是我总是在等待着;在我的心里有一种东西，就是它使我没有堕落，这种东西，是随时在等待一个命令!而直到今天，我是在芜湖的时候抱着一种感情，我是在后来替我底国家羞耻!我是痛恨啊!同志，为什么?谁的罪过?无数的人，不是都希望，都要生活吗?但是我心里却特别软弱，你们不知道的!我极严重地想，假使我在那个时候牺牲了，是应该的吗?我是军人，是应该的，为什么要儿女情长呢?我这样想——人生底一切都是偶然，但人群底一切都是必然!于是我得到了我底命令了

　　他谈到了刹那间对死亡的惧怕，就连军人的使命也无法控制的本能的恐惧，但马上“慷慨赴国难”的军人气概又占据了上风，他为自己的“软弱”和“儿女情长”而羞愧，为自己从前执拗于因没能得到应有的显赫便消沉而检讨，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命令——作为军人应当具有的敢于直面牺牲而绝不畏缩的使命与召唤!

　　与徐道明不同，朱谷良(《财主底儿女们》)并无正规军的编制，却参与过许多战事，拥有着非他人可比的英雄经历。“一·二八”战争爆发后，他曾经是义勇军的组织者之一，在战斗中腹部受伤。随后他又参加了“八·一三”战事，与战友们失联后独自一人来到南京。在这里，他不幸目睹了最为惨痛和恐怖的局面：他看见了血的河流与尸体的山丘;看见了为求生而歇斯底里的疯狂举动;看见了悲痛欲绝的女人将自己的婴儿从轮船掷入海中，自己随后也投海的悲剧……朱谷良对于死亡和偷生有了大彻大悟的体验。而正是拥有了这种痛切的体验，朱谷良才显得比旁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克服此恐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为了生存，朱谷良冻结了原本渴望爱的内心，变得特别的冷酷。他学会了编织阴谋，用轻蔑来掩饰失去爱时内心撕裂的痛苦。他以自己血腥的经历否定过多空想的徐道明，又为徐道明对人生的告白而感动，却进一步深思徐道明人生感情的功利目的，以至引来蒋纯祖的畏惧和妒恨。他想以冷漠来对抗世事，以维系自我的生命，却又时时闪现着英雄的勇敢侠义情怀。例如与宪兵调换制服，不怕日本人的搜捕，利用假宪兵的身份救助一个无辜的家庭于危难之中;不怕对方的报复，放弃本可以复仇流氓兵石华贵;消除威胁自身可能性的机会，他打死了那个奸淫妇女的低级军官。可能连朱谷良自己也不清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已逐渐成为了真正的猛士，并且也找到了唯一能摆脱恐惧死亡的途径，就是真正的死亡。弥留之际就是他焦虑的泄洪之时：

　　朱谷良底眼睛模糊了，觉得有一个辉煌的、温柔的东西在轻轻地战粟着而迫近来，落在他底脸孔上。于是他感到这个辉煌而温柔的东西柔软而沉重地覆压着他。他觉得有更多的眼泪需要流出来。他觉得他要为那个不懂得这种辉煌的温柔的世界——那个充满欺凌与残暴的世界——啼哭。在他底灰白的脸上，最高的静穆和最大的苦闷相斗争;那种静穆的光彩，比苦闷更可怕，时而出现在他底眼睛里，时而出现在他底嘴边。[1](P.790-791)

　　朱谷良从生之焦虑中解脱，以死亡实现了他的英雄梦想。

　　黄述泰(《蜗牛在荆棘上》)的焦虑则显得不那么复杂，他已经学到了英雄为保持孤独和完整而必须毁灭一切、牺牲一切的态度。当他听到秀姑通奸的谣言告假回到乡场时，他的内心并没有受到煎熬，更多的是绝对复仇的豪爽和畅快。可当吴小烟出面澄清误会后，黄述泰却陷入了焦虑，不愿意表达出对秀姑的真实感情，因为随时而来的死亡恐惧引导着他走向悲观，对于死亡的预见使他害怕辜负了秀姑的青春，但他又被英雄的信念所牢牢吸引着，相信自己可以战胜恐惧。因此，在秀姑大胆向他示爱后，他表现出英雄的自信，让秀姑一直等着他回来。

　　不过，当英雄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对毁灭的勇气错综盘杂在一起时，往往会促使焦虑转化，变得更为敏感多疑，夸大或外化内在威胁。这时，他们往往会选择一种“自救”的方法，即通过外化变异为原始的蛮横的暴力以释解内心过强的压力。例如，奸淫妇女的低级军官枪杀裹着破军被的士兵，朱谷良枪杀低级官员;丁兴旺被团长枪杀，李光荣为丁兴旺报仇被枪杀，朱谷良又枪杀团长，后被石华贵枪杀;邱根固、刘继成和张述清为朱谷良报仇用手榴弹炸死了石华贵等。他们对英雄的实践，几乎都是在感到极大的死亡胁迫时选择以暴力剥夺他人性命的方式以保全自身，选择将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的深度焦虑外化为暴力抗压这一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令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让人体味到一种末路英雄的苍劲与凄美。

　　二、英雄的悲歌与悖论

　　在路翎的英雄书写中，还有一类军人虽然怀抱着“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英雄梦想加入到军队中来，但残酷的现实以及一些偶然或必然的因素，破碎了他们的英雄梦，他们不仅未能实现他们的满腔抱负，有的还陷入英雄的黑洞，孑孓独行，郁郁寡欢。

　　汪卓伦(《财主底儿女们》)是一位难得的冷静而谦逊的军人。他被任命为一艘陈旧的江防舰的代理舰长后，指挥舰载高射炮、高射机关枪与敌人的轰炸机较量。他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勇敢、沉着和清醒的军人品格，但他的牺牲却是那样的无声无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身边，也没有得到应得的荣誉。特立独行的朱谷良，习惯了各种孤胆英雄的行为，他一直试图不断地抛弃平庸，却连一个军人的头衔都没有获得。为了追逐英雄的理想，他带着毁灭上路，但他所选择的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悲剧。王青顺(《悲愤的生涯》)是个凶悍的老兵，凭着二十年的军龄当上了班长，但他却闷闷不乐，因为他已经离开战场三年了。由于原属的队伍被改编解散，他被安排在一个他极端轻视的新兵补训处。“他一天一天觉得心里有更深的疲劳，好久以来，他对于他身边的任何事情都不大关心——他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暗暗地觉得自己是已经衰老了。”[2](P.34)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只有秉承着“向死而生”、“舍生取义”的执念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才可能实现，但王青顺却连看见敌人的机会都没有。他觉得很委屈，二十年前的他，“总抱着一个悲凉的雄心，轻视家乡的人们，并希望能够在宽阔的天地中，如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所说的，成立功名。如果在那些机遇里能够及早地回头的话，那么他在现在这样的凄惨的晚上当能在和平如梦的灯下，住在亲人底身边了。”[2](P.37)如今，他只能以嘲讽的口吻唱起了《铁血歌》和《满江红》，留下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怅然若失的背影。

　　有时，路翎还赋予英雄以“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原始强力”的精神特征和品格，以暂时满足他们的英雄欲望。石华贵(《财主底儿女们》)是一个粗矮鄙陋的军人，他随意地奸淫妇女，欺软怕硬又恃强凌弱，阴谋狡猾又心狠手辣，是“中国所养育出来的最好的流氓之一”。他是吉林人，是张大帅的手下，石华贵特别服从于他，虽然曾经历几乎被张大帅枪毙的遭遇，可他对张大帅却有一种超越上下级的亲人情结，有一种对领袖的奴性依赖。但另一方面，石华贵也是一个勇敢的反抗者，虽然在上海战役退败以后变得消沉，开始流浪，但是内心始终有一把复仇的火焰在燃烧。他和朱谷良一样，也努力反抗着死亡带来的恐惧，反抗着一切加诸于心灵流浪者身上的不公，有着不言明的英雄意识。川籍散兵李荣光，他矮小猥琐，从形象上就是那种被“精神奴役创伤”所侵蚀的窝囊军人，他谨小慎微地跟随着蒋纯祖他们流浪，在与另一个小团体火拼时，爆发出了他的强力。农民出身的黄述泰习惯在遭受到压迫和不公时忍气吞声，非常懦弱和顺从，在拉壮丁的阴谋降临时，他也是始终一声不吭地忍辱负重地默默离开，但当他找到了军队和英雄的支持后，爆发出了“原始的强力”，变得敢怒敢言，咆哮地控诉了绅粮和乡长的斑斑劣迹。

　　值得注意的是，路翎不仅记录了战争年代壮志未酬者的英雄悲歌，还写下了和平年代的英雄悲歌。《英雄与美人》表面上是一篇以幽默笔调书写一个求爱不成反而狼狈逃退的故事，但实际上作家所表达的却是一个严肃的主题，即：战争结束后还处于战争模式的英雄如何迅速地调整他们的心理以适应社会。长期的军人生活使邓平仍旧沉浸在战争带给他的英雄快感当中，依旧习惯于依靠军人“命令”式的强权与蛮横的手段解决问题。殊不知这种自我英雄意识的膨胀与作风并不能给他带来他所需要的一切，相反，越发体现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与心灵的空虚以及远离社会法治秩序的距离。因此，这看似只是在爱情上的小受挫，却提出了邓平这种战争英雄的“遗孤”在和平年如何摆正心态健全自我的重要命题。的确，战争孕育英雄，英雄为了和平，但英雄却不适应和平，英雄竟是战争与和平的双重牺牲品，确实令人悲叹。其实，问题不在于军人是否有一颗追求英雄的心，军人的将军梦与英雄情结永远是他们最高的向往，也不在于英雄是否会被和平所训诫，而在于路翎式的英雄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体验与理念设计，没有具化的标本可以依凭，也没有可见的榜样予以参照，只有宏大而抽象的整体感觉飘乎在军人的意识和想象当中。因此，一旦他们的英雄情结泛滥，就只能像四处漂泊却永远无法靠岸的船，终生徜徉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中，承受终极的孤独和永无止境的心灵漂泊，成为挥之不去但又缥缈无垠的苍凉梦，英雄也成为怀揣英雄梦却可望而不可及的零余者。这正是英雄的悲歌与悖论。

　　三、对英雄的解构与错位书写

　　英雄书写曾给路翎带来极大的欢悦，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路翎更尝试着用轻松的笔法传递出他内心难以按捺的喜悦，但他很快发现，欢乐只是短暂且浮面的，抗战的胜利绝不等同于人民的胜利，英雄的浮沉使他那敏感的灵魂再一次感受到甜蜜中浓烈的苦涩。于是，他开始转换视角，尝试以幽默的笔法解构英雄，以错位的、反讽的笔墨书写大后方的小人物，暗示人们在战争阴影下精神的萎靡不堪以及战争本身的荒诞性。当然，这种解构并非是像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如闹剧般的荒诞，而是一种有节制的简洁，一种相对突兀的荒诞，一种英雄想象式的反讽，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又忧郁沉重。

　　县政府雇员张伯尧深夜本打算发奋读书却被耗子惊扰，只得暂停对“梦想四部曲”的憧憬开始与耗子作战。在“酣畅忘我”的人鼠大战之后，他马上又产生成群的老鼠前来报复的恐惧心理。在尝试了用诸多方法分散注意力失败后，他假意将表哥叫醒展示他的“战绩”，实则是为自己壮胆(《秋夜》)。周善真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逃难来到这个小城，靠经营一家旧书店艰苦过活。自从美国大兵入驻这个小城后，周善真就凭借自己的学问当起了翻译，并用咖啡店代替了旧书店，煊赫了起来。一天，醉酒的美国大兵成斯一时兴起，邀请周善真充当翻译，以小城居民为听众进行临时的、“伟大”的演讲。周善真却因为害怕耽误了大兵们去他咖啡馆用晚餐而失掉这笔生意，就胡乱进行互译。他将成斯对中国文化、政府、人民和抗战同盟所表达的认同与赞美，不断地翻译成驱赶围观群众的话语，甚至威胁，又转而告诉成斯“这些人很愚蠢，听不懂你底话”。他将“要不得”说成“顶好”，又诱导一头雾水的围观群众一齐摇手说“顶好顶好”欢送大兵。他用自以为是的行为导演了一场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闹剧，让人好气又好笑(《翻译家》)。同样具有荒唐色彩的邓平，这位告假回家的青年知识军人在车上邂逅了“快乐”，被胜利和军人身份冲昏头脑的他展开了恋爱的臆想，他将自己突发的爱情遐想移情到对方身上，预判可以得到同等的回应。岂料“快乐”对他非常冷淡，但邓平并不罢休，他决定在“快东”下车后将自己的幻想付诸行动。自然，这场精神求爱记迎来了狼狈、喜剧的结尾——伴随着“快乐”的大哭大叫，邓平被吓得落荒而逃(《英雄与美人》)。《求爱》也是一个求爱被拒的尴尬故事。体育老师胡吉文爱恋着音乐老师林凤山，为向林老师示爱，他以体罚学生来显示自己的威风，本想以此和林凤山套近乎，却没想到这种既幼稚又哗众取宠的行为招来了林老师的讥讽与反感，让他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就尝到了告白和失恋的滋味。

　　表面看来，他们的行为滑稽愚蠢、荒唐疯狂，其实这都是在战争的摧残下萎靡不堪的灵魂的外化与折射。无论是张伯尧、邓平还是胡吉文都是失去亲人之爱的年轻人，他们在战争的无边苦海中踽踽独行，他们既要背负男人的社会责任，又渴望单纯脆弱的心能得到爱情的补偿。他们或是长期处在四川盆地这个封闭压抑的环境中，或是被动地被卷入战争之中，与正常社会脱节，备受社会失常与精神孤独的戕害，自我想象与现实发生了严重的错位，丧失了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内心变得萎靡扭曲，时时闪现出癫狂偏执的气质。邓平在幻想遇冷后，随即产生了极端的想法：“别人都是这样成功的，而且她是很骚的!我跟她下去!……不怕，反正我身边有钱，我今天不去带她开房间就不是人!……不管!哪个干涉我我请他吃枪!而且如果她不爱我，我就用枪打死她再打死我自己!”[2](P.114)展现出了一种嗜血战争留给他的无端的蛮横与残暴。可在向“快乐”示爱的时候，邓平却又瞬间变成了一个乞讨者，“而我是一个军人，也许明天会死了，我求你可怜我!我又年轻，我从没有自由，受过那么多的苦!”[2](P.115)表面上看，这种反差会形成一种喜剧的冲突，但这并不能博君一笑，反而造成一种荒诞的错愕感，令读者唏嘘于邓平的外强中干与灵魂的变形。胡吉文也是如此。一般而言，人们在面对心爱之人时常常以展示自己的特殊才能作为示爱的方式，但胡吉文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最暴虐的一面——体罚学生——作为其魅力的展示。最可悲的是，他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行动是多么的黑暗罪恶。这个看似傻傻不明恋爱法则的胖男生所掩盖得是一个难以填平的灵魂深渊。周善真虽然不缺失爱，但却被金钱所奴役，利用自己的温良的天性和面目进行自我麻醉。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像是唯一的知情者，控制着局面，讽刺美国大兵，嘲笑蔑视愚蠢的中国看客，殊不知自己其实也是被幽默讽刺的对象。整个的翻译风波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副荒诞的社会场景：中美虽然缔结为同盟，大后方的美国兵们终日享乐酗酒，与本国的寄生虫毫无差别。当他们伪善地滥用大美国主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地位高人一等时，周善真已将其彻底颠覆。在周善真眼里只有利益的交换而无知识分子的担当。至于老百姓，更是一个可以完全放弃和忽略的无知群体。路翎嘲讽了周善真这种自以为是又可笑可耻的丑恶行径，调笑了巴蜀百姓那种喜爱围观“稀奇”又愚钝滑稽的可悲现状，将这个后方小镇里处处都是屏障，处处充斥着文化、职能、阶级的差异，无法沟通理解这一可悲而荒诞的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但这种对英雄的解构与错位书写又使路翎陷入更大的痛苦与荒诞中。

　　路翎是天才的、可爱的，又是悲剧性的。他像是一个编剧，又像是一个演员，在他自己创造的文学王国里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他虽然对英雄偏爱有加，但也只能通过文学的想象找回自己年幼时丧失的归属感与崇敬心。他努力践行他的文学英雄梦，但他笔下的英雄内心却多狂躁不已、焦虑不安，拥有一个惧怕死亡又要战胜死亡的悖论心结，且在多重心绪的汇聚与挤压下，英雄内心的焦虑有时会外化成暴力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以缓释焦虑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缘自于他们对军人归属感的认同与超越。由于路翎式的英雄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体验与理念设计，有时虽也具备“精神奴役创伤”和“原始强力”的精神特征，以暂时满足他们的英雄欲望，但英雄们仍难免常常扮演着怀揣英雄梦却又永不可及的零余者的角色，演绎着英雄的悲歌与悖论。抗战胜利后，路翎尝试以幽默的笔法解构这一心结，但这却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与荒诞中。这折射出路翎英雄书写的失落与错位，但也为人们重新解读路翎抗战小说的艺术特质打开了新的视阈。

　　参考文献：

　　[1]路翎.财主底女儿们(下册)[M].上海：希望社，1948.

　　[2]路翎.求爱[M].上海：上海海燕书店，1946.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4—3926(2015)11—019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2YJA751003)、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skzy2015-sb1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思广(1964-)，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四川 成都 610064 刘笛(1988-)，女，四川成都人，语文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 100010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5年第11期 P191-194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24 10: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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