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辉:：根据地救灾为抗战胜利提供保障
2020-03-18 09:31: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救灾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救灾过程中,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在最大范围内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生产救灾,确保生产自救运动发挥更大效用。

　　为保证救灾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地成立了各级赈灾委员会,各级党组织成为动员组织民众参与救灾的核心。因连年荒歉,陕甘宁边区于1938年9月成立边区赈济委员会。1940年3月,边区党委和政府发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县成立赈济委员会,以县委书记或县长为主任委员,负责领导与推动赈务进行。1941年底至1942年,旱荒肆虐华北,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决定将救灾作为中心工作,成立各级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开展救灾运动,各级党委和支部展开救灾工作的讨论和具体部署,各种群团组织成为政府救灾动员的有力帮手,各个系统的宣传队、慰问团普遍开展救灾的宣传解释慰问工作,形成救灾动员的联动机制。

　　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采取减免民众负担、妥善安插灾民、发放急赈钱粮、提供无息或低息生产贷款、以合作社形式组织灾区民众开展运输和纺织运动等多种救灾举措,始终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既解决了度荒难题,又极大地凝聚了民心,调动了群众抗灾救灾的积极性,使救灾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太行区政府在1943—1944年救灾中,减免公粮140500石,发放各种救灾贷款2000万元。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39—1942年间,拨付救济粮7227.4石、救济款809746.8元。晋察冀边区通过合作社组织根据地妇女开展纺织运动,不仅为当地灾民谋了福利,还吸引了敌占区居民。河北省易县某区虽然遭遇旱灾,但无一人逃荒。而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居民,因不甘受敌欺压,纷纷移往县联社所驻村庄附近,靠参加纺织维持生活。

　　在救灾工作中,根据地采取组织动员、典型示范、物质动员、精神鼓励、文艺动员等多种形式,激发和鼓舞社会各阶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抗灾斗志和生产自救的热情。太行区遭遇旱灾后,政府号召大生产、订计划、度灾荒,人民剧团把各村订计划的办法写成快板,举行公演。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时举行劳动英雄大会及生产展览会,3万多群众参加,200多名劳动英雄受奖。12月9日,毛泽东参观生产展览会后,还接见了17位劳动英雄,鼓励他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己的生产经验。在劳动英雄的感召下,昔日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主动投身于大生产行列。晋察冀边区为鼓励捕蝗,实行奖励的办法,如河北省灵寿县规定:每挖蝗卵一斤,奖小米五斤。太行区以开展剿蝗竞赛、奖励剿蝗有成绩的干部、给打蝗群众借粮、用打下的蝗虫换取粮食等方式,推进剿蝗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参加掘卵、打蝗、捕蝗的群众按日工计算有1000万人次以上。

　　政府主导是救灾胜利的根本

　　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经济、科技水平落后,资源有限,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但由于政府对根据地的物质资源和整个社会运转的有效控制,使得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政府即可以非常手段对有限的资源进行统一管制、统一调配、统一利用,从而能够在艰苦窘迫的战争环境中集中力量救治灾荒,使社会尽快走上正轨。

　　粮食是灾后最短缺和最急需的物品,政府对粮食的调控能力对救灾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酿酒和制糖是陕甘宁边区民间传统手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时期,边区有大小酒坊250余处,每年消耗粮食10万石以上。边区政府曾多次发布训令、布告和法律条例,禁止粮食出境,严禁蒸酒熬糖,“如有故犯,一经查获,粮食全部没收,人另惩办”。冀中在1939年夏秋大水后,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政府共动员62万人参加平原调剂山地的运粮斗争,完成1900万斤粮食的运输。太行区素有“东人吃西米”的传统,粮价东贵西贱,货币比价则是东高西低。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特征更加显著。1942、1943年旱灾发生后,太行区政府利用粮价和币值的差额,集中于西线购粮,到1943年4月,完成购粮210200石,超过原计划的40%。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区将12万石粮食调剂给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灾民,以换回必需品,调剂根据地灾区粮食共89133石,本地零星调剂6657石,总计95790石,为保障灾区人民度过灾荒起了重要作用。

　　各根据地安置、安插灾民的举措,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强大控制能力。一旦遭遇天灾,灾民流动势不可免,根据地政府即出台相应的灾民安置和流动办法。太行区曾规定,非灾区安置灾民的数目应为当地居民数的3%。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太行区安置灾民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为组织灾民迁移,太行区还在沿途设置很多招待站,每三四十里设置一个。安置灾民的地区,则组织灾民参加各种生产,介绍各种职业,发给必要的食物,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活动,使他们享受村民应有的权利。一位来自敌占区的灾民感动地说:“根据地是另一个新世界。”陕甘宁边区为妥善安置来自边区内外的难民,成立难民收容所,创办难民工厂等。1940年起,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对难民的移入和安置作出明确规定,使难民的移入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1941—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安置来自边区内外的难民85815人,使其很快融入边区社会生活中,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通过救灾进行社会改造

　　中共通过灾荒救治对根据地民众和社会进行了有效改造。全面抗战前,陕甘宁边区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二流子”多达数万人,“他们不仅不事生产,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命令”,对边区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构成巨大威胁,对中共在乡村的社会动员和控制力带来严峻挑战。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利用大生产运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改造“二流子”的运动,通过群众评议划定“二流子”、由区乡干部负责包干改造、给“二流子”分配土地、强制他们参加生产等方式,对“二流子”进行改造。到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2万余人,对改变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推动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从1942年冬天起,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妇女纺织运动。这不仅是重要的生产救灾措施之一,而且成为全面抗战以来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8月,仅晋察冀边区的易县、龙华、满城等12县,从事纺织的妇女达到38983人。1944年6月底,太岳区参加纺织运动的妇女达7万余人。各根据地通过组织妇女参加以纺织为核心的生产救灾运动,不仅帮助很多家庭度过了荒年,而且改善了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发展。

　　由于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很多老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不能打,越打越多。当蝗虫渐趋成灾时,他们就在田间地头进行祭拜,或者搭台唱戏酬谢神灵,有的地方还举行抬“蚂蚱老爷”神位游街的仪式,祈神显灵。但是,蝗虫仍然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太行区数十万亩农田的禾苗被很快吃光。太行根据地党员干部运用事实教育、树立模范、口号宣传等方式,进行宣传动员,终于使根据地民众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变化,先后有上千万人次参加灭蝗运动。林北县在组织打蝗的初期,几个巫婆主张祭拜蝗虫,叩头烧香,遍地插旗,装神弄鬼,希冀以这种方式消灭蝗虫。为了揭穿巫婆的骗人把戏,党员干部就约巫婆进行比赛,一边是打,一边是“祭”,比一比谁的方法有效。就这样,当着群众的面揭穿了巫婆的把戏。第二天,参加打蝗的人数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太行区组织的大规模剿蝗运动,不仅使根据地摆脱了蝗虫的肆虐,而且打破了人们视蝗虫为“神虫”并对其顶礼膜拜的迷信思想,有的地方还把蝗虫变成救灾代食品。

　　保障民生是救灾之本

　　早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把“赈济灾荒”作为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把“救济难民灾民,不使流离失所”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水旱蝗灾的肆虐,提出“保证不饿死每一个肯自救的人”;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在“救济灾民难民,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施政纲领下展开救灾防灾的各项工作。

　　1940年,陕西省发生春旱,国民党统治区饥荒严重。陕甘宁边区虽然也困难重重,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自然灾害进行艰苦斗争,最终战胜灾荒。面对如此迥然相异的结局,陈果夫对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感叹道: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食粮缺乏,岁又歉收,民已有抛子入河,全家饿毙者”,而陕甘宁边区“大都丰稔,谋生较易,人民之逃迁边区者日见其多”。于此亦可见中共开展的救灾工作在保障民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仅有900万亩耕地。边区通过奖励垦荒、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方式,鼓励开荒种地。到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多万亩,比全面抗战初期增加了500多万亩,增产粮食90万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防止了陕北历史上因灾害和饥馑而导致的“饿殍载道”悲剧的重演。

　　各根据地政府以“为人民负责,与人民共艰苦”为原则,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符合民众实际利益、加快经济建设的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社会的生存条件,提高了根据地民众的生存能力,把灾害带来的人力和物质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军民取得了救灾事业的伟大成就,在中国赈灾史上堪称奇迹,它不仅取得救灾度荒的胜利,也使得中共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同时,生产度荒运动又进一步发展了根据地的农业、手工业、副业等,为发展经济、保障军需、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基础,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3-18 09: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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