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要有数目字”——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贯彻机制
2020-08-16 10:50:38 来源：中国抗战胜利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晋察冀的“一切要有数目字”
相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粗放管理方式，无论是组织，还是具体的管理者即干部，中国共产党都以精细管理为取向。早在1938年初，黄敬在晋察冀边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谈到：“今后工作必须有计划性，不要一、二人包办，手工业工作方式，而要把党的机构现代化。”要求建设现代政党，不独黄敬为然，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也提出：“把手工业方式，包办主义转变到集体的分工与现代化产业的工作方式。”
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要求中，不约而同都提到数目字管理。数目字管理思想的源头，和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不能分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绍文的讲话里透露了这样的源流：“我们以后一切工作都要用数目字表现出来，如苏联五年计划里边的数目字。”对于数目字的重视，宋绍文的讲话里表达得很清楚：“适当的分工，积极的负责，一切找原则、找体系、找数目字。一切工作都用统计表表现出来。……‘一切要有数目字’‘一切要具体’，这是我们今年提出来的两个口号。”具体而言，各级政权应该对区域内的各种数字有详尽的掌握，“村里边的人口数目，人的好坏，耕地面积，土地分配情形，产粮数量种类，村中副业，消费与运销，参加部队的人数，抗属人数，负担数目，文盲数目，学生数目”等。
晋察冀对数字的注重，被更高一级领导者所注意，杨尚昆在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上提到来自晋察冀的“一切要有数目字”，促进了数目字理念的推广。对数字的注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成为风气，八路军干部王紫峰在日记中自省：“今天赴军区政治部开会，八点到达，饭后就开会了。会上，首先由一分区政委罗元发做工作报告，他的报告准备充分，数字具体。这使我感到，我在工作中有时确实有些主观主义，不注意搜集数字和材料。”整风运动中，也要求“用统计的方法调查各种分子的比例、变化情况，指导各阶级的分子运动”。苏联五年计划的影响更直接地可以在根据地的年度生产计划中看到，1941年晋冀豫边区确定的农业生产计划为：“增加粮食10%，副产20%至30%”“种棉花50万斤到60万斤”，其中更具体规定“平均要做到1人养1鸡，3人至5人养1猪”。
管理要精细化，干部培养的计划处处可见数字
管理要精细化，有计划，纵的方向是要数据，横的方向则是健全制度和机构、加强干部培养。战争年代，尤其是游击状态下，像财政经济这样的领域，严格制度化确实存在困难，中国共产党制度化要求更显著的推进还是在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上。精细化管理要落实到人，数字和制度，都需要人去贯彻，如中国共产党自己所说：“只有上级正确的决议，下面如没有贯彻决议的干部，决议总是要落空的。”体现精细化管理原则，干部培养的计划处处可见数字：“两小时学习制度……干部一月能举行五次的集体读书，大多数排以上干部有日记和笔记，各直属队的集体学习比较好一些，一般每月能做到20次以上。此外，还在各种会议中进行测验，军区曾在几次大的会议中进行了测验。”风气所及，中国共产党干部养成精细统计的习惯，1944年张玺总结自7月26日到8月24日个人的生活流水，不厌其烦地统计出如下数字：“学习共4次，15小时，平均每日半小时，每次约4小时。开会共28次，166小时，平均每日约5个半小时，每次约6小时……”这些数字虽然枯燥，却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及其对时间的计划和分配有着怎样的自觉。
延安时期红军战士在学习。
干部培养应该有目的、有计划，中国共产党文件专门谈到“带徒弟”式的培养办法：“确立培养干部制度，如逐级培养及‘带徒弟’制度;坚持与固定中心干部。提拔制度，有计划地设副职，逐级提拔，从战争、中心工作及日常工作中提拔干部。坚持各系统培养制，干部一般不作系统的转移。”“带徒弟”的方式、副职制度、系统培养，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培养干部上所花的心思，背后则是精细化管理思维的作用。
精细化分工不仅体现在机构的设置上，还要求到日常事务以及同事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能不能按计划展开工作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战斗报》记者铁冲在日记中自我检讨道：“对工作多是热情，缺乏计划，……对自己的许多样的工作有计划的逐步的去完成还作的不够。”《解放日报》1944年刊出的一个典型家庭，重要经验就是“家庭内部实行了精细的分工”。
毛泽东对推进数目字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毛泽东表态：“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事实上，注重数目字管理的思路和毛泽东一直倡导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当时的文件明确把数目字管理和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提出：“一切工作要有数目字，一切工作要经过统计调查。”对数据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工作和思维方法中的一环。
为保证调查研究落到实处，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按照中央的要求，各根据地政府也成立相应组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要求“行署在民政处设统调科，专署与县级民政科应责成专人负责统调，区级由行政助理员负责”。不同级别调查机构职司不同任务，县级以上主要负责研究统计，区级以下则主要负责调查，提供材料。各部门都要编制系列统计资料，形成完整的数据链条。只有掌握了充足的材料和数据，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才有扎实的依据。
调查要有一套落到实处的办法，中共中央决定中讲到调查的七种办法，包括收集报刊资料、开调查会，写名人列传、口头询问、收集志书加以研究等。高鲁日记记载了调查村子富户的具体方式：“方山一区某村有一老财藉口没粮食不能献军粮，我们利用从前在他家受苦的雇工，知道了老财的粮，使老财被迫交粮。”当然，毛泽东也提醒：“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
1941年，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高克林写出关于边区组织运盐的调查报告，被毛泽东赞誉为“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加按语在《解放日报》发表。读一读这篇报告就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会欣赏它：“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个，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得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完全看你和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轮的割，草很多，吃不完。”该文简洁、着实，介绍的主人公城区副区长鲁忠才可谓中国共产党努力培养的干部类型：“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
中国共产党重视数目字，体现的是认真、负责、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背后则是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追求。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这些，和严密的制度、有令必行的贯彻体系又息息相关。数目字管理的成功，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理念和实践圆融交汇的有力例证。
(原载于2020年01月06日《北京日报》，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2-11-15 15: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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