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当局对马步芳的秘密调查活动
2022-06-06 17:31:04 来源：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 作者:秦永章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阻断苏联与中国的联系，并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回回国”，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渗透力度，派遣特务刺探情报，拉拢、利诱回族上层人士。1938年、1939年日本外务省和“驻蒙军”分别派人潜入青海，对回族军阀马步芳开展了秘密调查及拉拢活动。马步芳对日本的策动和拉拢活动采取了敷衍、不合作的态度，这使日本当局利用马步芳切断中国西北交通线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抗日战争 日本 马步芳 秘密调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阻断苏联与中国的联系，并在西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回回国”，制造民族分裂，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渗透力度，派遣特务刺探情报，拉拢、利诱回族上层人士，日本外务省将这种活动称为“回教工作”。目前学术界对抗战时期日本当局策划实施的“回教工作”的研究逐渐深入，但日本军政当局专门针对青海马步芳势力进行的秘密调查活动鲜为人知。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资料，对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军政当局对青海马步芳势力开展的两次秘密调查及拉拢活动做一介绍，以期加深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日本军政当局调查、拉拢马步芳的背景
日本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气焰嚣张，他们企图侵占中国，进而控制整个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日本军政当局看来，众多的穆斯林成为“大东亚共荣圈”地域中需要被“拉拢”的不可或缺的力量。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一份纲领性文件——《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西北地方设立由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日本当局加大了对伊斯兰教研究的力度，成立了“回教圈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多种团体，外务省调查部还成立了“回教班”，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为了鼓吹大亚洲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携手合作，破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加强“防共阵线”，拥护“友邦仗义兴师”，为其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
处于中国西北的陕、甘、宁、青、新地区与苏联接壤，是连接中亚、西亚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聚集着数量庞大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穆斯林群体。因此，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对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十分重要。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陆军参谋部就制订了一份名为《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的机密文件，列举了很多条可以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的策略，其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的势力，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
日本军政当局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与汉族不同，因此“先天就是反共的”，而且具有亲日感情。同时认为，具有强大实力的回族军阀即“西北五马”，与国民政府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于拉拢。因此，在西北地区割据一方的回族军阀势力成为日本军政当局进行分化和拉拢的重要对象。为此，日本于1938年5月7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并在《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中向“西北五马”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那的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日本当局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挑拨离间回汉关系，鼓吹“回民自治”“回人治回”，软硬兼施，拉拢一些阿訇、教长等宗教上层，要求他们呼吁“‘西北五马’在友邦日本协力之下，建设西北回疆乐土，即以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为范围，以全体回民为基础，以其部下为中心势力，拥戴一有利首领，建立一回族新式政权，而为东亚防共之一环。”在这种背景下，“西北五马”中偏居西北一隅，时任青海省代主席、新编第2 军军长的马步芳成为日本当局重点调查和拉拢的人物之一。日本驻厚和(今呼和浩特)领事胜野敏夫评价西北“诸马”时，对马步芳给予很高评价：“推行仁政(虽然在青海那种地理条件下难以做到)，以回民为首，在蒙古人中也有很高声望。我认为他是将来能成为西北回教徒领导人的唯一将领。”
虽然日本当局集中调查和拉拢马步芳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进行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与侵华日军就已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二马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曾于1936年末至1937年5月，从日军那里购买了数量可观的武器及弹药。出于利用马家军打击爱国抗日武装，并在我国西北地区扶植亲日势力的目的，侵华日军对马家军阀的武器要求尽力满足。
从日本档案资料发现，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加紧调查和拉拢马步芳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企图利用马步芳切断苏联援华物资西北交通线。抗战初期，苏联援华物资入境新疆伊犁，再经哈密汇集于星星峡，由此中转进入甘肃境内，经河西走廊到兰州，再从这里转运到内地其他地方。来自苏联的大量援华物资对当时抗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抗战初期，青海“马家军”驻守并控制着苏联援华物资陆路交通线的核心地带——河西走廊，“青马”对援华物资顺利进入内地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日本当局企图利用马步芳切断这条苏联援华交通线。1938年3月2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日高信六郎在给广田弘毅外相上报的电文中明确指出：“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就切断了苏联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等于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而且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因此是一个十分切合实际的措施。”外务省决定立即对马步芳实施“怀柔”之策，“作为怀柔马步芳及甘肃、青海回教徒的第一步，要印刷用中文、土耳其文书写的传单，主旨是日本同情回教徒，共产军和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苏’联邦正在经由兰州给共产军提供武器，回教徒们起来应该对‘苏’联提供武器给共产军进行阻止等，让海军飞机撒播到甘肃、青海等地，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鉴于拉拢马步芳的重要性，日本军政当局以外务省和陆军“驻蒙军”为主，展开了调查和笼络马步芳的工作，他们不仅从活动于内地的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口中刺探情报，而且积极网罗一些投日的民族分裂分子，秘密派遣他们潜入青海展开活动。外务省从上海派遣维吾尔族人席立夫、“驻蒙军”从厚和派遣维吾尔族人易卜拉赫姆分别潜入青海从事拉拢马步芳的活动。
二、日本外务省派遣席立夫入青活动
抗战时期，外务省是日本政府方面具体策划和执行“回教工作”的官方机构。据日本外务省机密文件《关于席立夫的青海事情报告》(1939年1月18日)记载，1938年4月，外务省派遣新疆喀什出生的维吾尔族人席立夫(26岁)潜入青海，对马步芳进行调查及拉拢活动。
外务省选择席立夫作为调查马步芳的人选，大概是与他此前去过青海、比较熟悉马步芳有关。据日本外务省机密文件透露，席立夫是1933年新疆哈密事变首领麻木提(1887—1944)的部下。1934 年麻木提被盛世才收编，任省军第6 师师长，驻喀什。1937年4月，麻木提在英国领事馆的策动下举行反盛活动，兵败后与席立夫、巴义、哈米德哈吉等亲信逃往印度。麻木提逃亡印度后，很快投入日本当局的怀抱。南京政府获悉麻木提逃亡印度后，通过驻加尔各答领事再三催促麻木提来南京。麻木提担心自己去南京后会受到监禁，于是称病，派遣巴义、席立夫(亦写成塞勒夫)、亚生三人赴南京。三人于1937年7月从印度出发，9月2日抵达南京，17日受到蒋介石接见。麻木提“为了实现新疆、甘肃、青海的回教徒结成联盟”，又于1937年12月派遣席立夫、木哈买德从南京出发奔赴新疆活动，但两人在兰州遭到当地官员阻止，于是改道去青海西宁，12月末会见了马步芳。随后席立夫离开西宁，经由西安，于1938年2月4日回到汉口，再到上海。与席立夫同去的木哈买德滞留西宁，后被马步芳聘请为“西宁清真大寺”的阿訇。
席立夫回到上海后，马上投靠日本，于3月22日造访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书记生高桥，向高桥汇报了从马步芳亲信处了解到的关于青海的现状及马步芳的对日态度等。高桥听完席立夫的报告后命其再赴青海，向马步芳传达以下内容：一是日军关于“七七事变”的“真意”;二是日本拥护回教徒的精神;三是要求马步芳与日本当局联络事宜;四是关于“额济纳事件”，日军没有怪罪马步芳的意思。
席立夫受命后，带上了麻木提写给马步芳的亲笔信函，1938年4月11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汉口、西安、兰州，于5月11日抵达西宁。在西宁期间，他受到马步芳的款待，马将其安排在青海饭店住宿，并聘请他为“青海省政府咨议”。席立夫在西宁活动4个月后，于9月12日踏上返程之路，经兰州、西安、宝鸡、成都、重庆、昆明、海防，于12月14日回到上海。抵沪后，席立夫马上给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他撰写的《青海调查报告》。该报告共20页，分旅行路线、青海事情、结论三大部分，其中的“青海事情”是该报告的中心部分，由“马步芳”“青海回教徒”“苏联对中武器运输”“甘肃的苏联势力”四部分内容组成。以下对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做一个简要介绍。
席立夫的报告记载了会见马步芳的相关情况：“上次去青海，与马步芳已有会见，因此这次受到欢迎。由于马步芳办公的地方有从中央派来的陈姓人士，平常监视着马的言行，因此到马的私宅会见数次。我给马步芳谈到日本非常同情回教徒，现在应该在日本的援助下谋求独立。马步芳回答说：中央政府对我的监视相当严密，去年5月派遣白崇禧动员一致抗日，今年5月从绥远省来了一名回教徒代表到兰州，被官府方面的人逮捕，中央政府怀疑自己(即马步芳——引者)和此人有何关联，特派人起誓效忠。另一方面，苏联对我的行动也非常关注，在哈密约有一百架苏联飞机，骑兵两千余人，平日对我示以威胁，因此我不得不慎重行动。如果日本军队进入宁夏、甘肃，对我们进行直接军事援助，假如我们举起独立的旗帜，就会受到中央政府及苏联飞机的轰炸，因此从成功考虑，只有等待时机的到来。中央严厉要求我们保护经由新疆运输的武器，如果对此进行妨碍的话，威胁我们会立即遭到轰炸。”
席立夫的报告还对马步芳的性格、军队及装备等作了记述：“马步芳今年三十六岁，有极强的宗教心，富有积极的实行力，日常生活非常简朴，对军队的训练非常严格。”“军队有三万二三千人，大部分是东干人(即回族——引者)，汉人在全军中约占三成。装备方面有迫击炮二十台，机关枪约有千把，步枪约有一万，型号不一，有苏联造、德国造、日本造等多种。事变(即“七七”事变——笔者)发生后，马步芳受中央政府之命对东干人实行军事训练，受训人数达两万五千人。”
关于马步芳与苏联的关系：“马步芳禁止苏联人进入青海，禁止商人与苏联人交易，因此苏联对马步芳尚未伸出怀柔之手，现在苏联对离间马步芳和马步青之事颇为用力，对马步芳的部下将领赠送物品，从背后对马实行怀柔。去年八月苏联对驻屯于甘肃的一个旅长赠送了外套、长靴等物品。……马步芳非常厌恶‘苏维埃’，对苏联势力的入侵处于高度警戒中，除非苏方使用武力，否则很难让马步芳服从。……甘肃对于苏联具有重要的意义，马步芳对我说：‘如果爆发日苏战争，苏联肯定把甘肃作为右翼战线，从背后打击日本军，那时我们的命运如何难以预测。’”
席立夫对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的关系及回族的对日态度做了调查：“马(马步芳)与马鸿逵的关系相当好，去年六月马鸿逵派人到西宁，商谈日本人侵入宁夏时的应对措施，商议的结果是不抵抗日军，马鸿逵集结部队撤到甘肃，与马步芳部队会合。”“我(席立夫)在西宁的时候经常与回教徒中的名人交谈，他们把日本当作救世主，对日本非常憧憬。我在西宁时，他们说日本是与共产主义战斗的唯一国家，而且同情我们回教徒，因此如果日本人来的话，我们会开道欢迎。” 作为双方的联系手段，马步芳还对席立夫说：“在绥远有一个名为‘德和塔’的东干商人，他是一个可信的人，以后通过此人与我联系。”
关于马步芳对国民政府态度：“中央对马的态度如前所述，相当警戒，即派遣陈等人对其行动给予监视，并多次派人让其表达忠心，贡献物品，马对此心中非常不满，对中央派来的人员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席立夫)在西宁时，马对到来的抗日宣传团极其冷淡。”
根据席立夫的报告，日本外务省做出了相应的对策：“马步芳害怕苏联及中央政府，由于距离的原因，我方不可能对其给予军事援助。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利用马步芳阻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乃至赤化势力的东进。如果放任不管，恐怕会招致苏联对甘肃势力渗透的加剧，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同时，甘肃对于将来日苏之战具有战略意义，可将其作为北支那防卫、乃至对苏战略准备的一部分。鉴于此，对甘肃方面的工作和对策须愈发谨慎地加以研究。”
三、日本“驻蒙军”派遣易卜拉赫姆入青调查
外务省派遣席立夫潜入青海的次年，即1939年12月，日本陆军“驻蒙军”也派遣了一个名为易卜拉赫姆(汉名马明德)的维吾尔族人从厚和出发，进入青海调查马步芳。关于这次调查，日本“蒙古军军事顾问部”根据易卜拉赫姆的报告编辑的《西北回教族动静调查书》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该调查书和盘托出了这次调查的目的、方法及实施情况。
据该调查书记载，日军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实施“西北工作”，具体的调查事项有：1.以马步芳为中心的青海、甘肃地方的回族动向;2.从青海回族派遣代表到厚和之事;3.在青海安装无线电与厚和联络之事;4.以防范共产党为借口，强化和怂恿马步芳期待日本空军援助的想法，并调查其态度;5.调查关于青海、甘肃地方的“回教族”及哈萨克族的动静，调查此项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了解其与住在青海、甘肃的回纥族(即维吾尔族——笔者)之间的联系，二是向他们传达日本“保护”回教徒的意图。
这项调查任务的执行者易卜拉赫姆(音译)，据调查书介绍，此人汉名马明德，38岁，出生于新疆吐鲁番，有伊斯兰教阿訇资格，此前务农，于1937年4月2日从新疆出逃，经由印度、上海，于1939年12月25日来到厚和。到达厚和的当天，他加入到汉族商人刘某负责的骆驼商队。由此可知，易卜拉赫姆是受命后特意从上海赶到厚和的。1940年2月5日，易卜拉赫姆抵达镇番(今甘肃民勤县)，在这里他被误认为是土耳其人遭到七天监禁，后以刘姓商人的证明获得释放。3月2日抵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在这里他听到重庆方面要逮捕他的消息，于是在3月7日匆匆离开凉州，经平番(今甘肃永登县)，于3月18日到达西宁，住进一个姓马的回族阿訇家里。
抵达西宁后，易卜拉赫姆迅速与获得马步芳信任的维吾尔族人、东关清真寺阿訇木哈买德大毛拉取得联系，说出了来青海的目的，要求他协助拜见马步芳。但木哈买德告诉他，由于受到重庆方面的严密监视，现在会见马步芳很危险。于是易卜拉赫姆托请木哈买德向马步芳转告他来青的目的。易卜拉赫姆从木哈买德的口中了解到马步芳对日本抱有好感和敬意，然而处在重庆、共产党及与苏维埃三种势力的包围中，马步芳的行动受到限制，其立场也十分困难。随后他听从木哈买德的劝告，于3月26日离开西宁前往西宁之西60里的鲁沙尔，寄居在当地一个名叫西台团长的回族人家，滞留3个多月，并以此地为中心，与居住在青海、甘肃的维吾尔族人秘密联络，搜集当地及新疆省内回教徒的动静，他在这里还见到了哈萨克族头目等人。三个月后，易卜拉赫姆打算按原路返回厚和，但木哈买德劝告他为了安全起见利用海路从印度返回。1940年6月29日，易卜拉赫姆与木哈买德一起离开鲁沙尔，经由拉萨、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于1941年6月27日抵达上海，8月1日从上海出发北上，8月5日抵达厚和，并向日本军方报告了此行的收获。
从《西北回教族动静调查书》分析，易卜拉赫姆的这次青海之行不能算做成功，虽然他在青海居留了三个多月，但他一直没有见到其调查和拉拢的对象马步芳，关于马步芳及其他相关情报基本上都是间接了解到的，其中麻木提派遣到马步芳身边的木哈买德是他最主要的情报提供者。另外，木哈买德是否向马步芳转达了易卜拉赫姆的意图也令人存疑。据该调查书记载，根据易卜拉赫姆的委托，木哈买德对马步芳讲述了回民独立的必要性，为此有必要行使武力，日本可以用空军支援，尤其是如果青海受到共产党的压迫，那就必须这样做。关于青海方面派一名代表到厚和担当联络之事，以及在青海安装无线电作为通信联络的手段，马步芳回答说：“现在这里人非常多，我受到严密监视，因此和客人(指易卜拉赫姆)不能面谈，也保护不了客人的安全，因此不得不迅速去鲁沙尔。如果将此消息泄露给重庆方面的话，我的正在重庆留学的长子肯定会受到监禁。据消息，长子预定一个月后返青，等到那时商议后再答复。但是，鉴于目前的上述情况，没有派代表到厚和的想法。”木哈买德还告诉易卜拉赫姆：“眼下马步芳受到重庆的蒋介石、兰州的共产党、新疆的苏联三种势力的监视，行动非常困难，因此与厚和方面不能直接联络，只有等着日本军进驻到附近再说。”可见，马步芳对易卜拉赫姆采取了避而不见的态度，对日军的诸多建议也是敷衍了事，未予答应。最后，易卜拉赫姆悻悻地回到厚和交差。
结 语
总之，全面抗战期间，尤其是初期，日本当局为了隔绝中苏联系，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回回国”，针对主政青海地区的马步芳军阀势力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渗透和拉拢活动。其实马步芳对日本当局的险恶用心具有清醒的认识，并怀着高度的警惕，他不想成为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正如他当年在对省垣师生的讲话中所说：“伪满和外蒙，都是受到了敌人的离间而分裂起来的。但他们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无非是替人做傀儡，苟延残喘。况且倭寇多少年来，处心积虑，要分裂我们，使各民族自相背叛，他好从中渔利;便是对他反侧，他也可以各个击破。他过去在自己的国内建立礼拜寺，和派遣多少人以信奉回教为名的奸细，到中国各地煽惑回民，要组织什么回教国等欺骗阴谋，无非是一个分化的政策。”当然，马步芳作为主政西北一方的军阀，具有强烈的自保意识和抵制外来势力的意识，主观上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私家地盘，维护既得利益。因此，抗战期间马步芳虽然有不少慷慨激昂的抗战言论，但他对抗日采取了消极、观望的立场，对日本侵略势力的策动和拉拢活动也采取了警惕观望和敷衍应付的态度，既不合作，也不公开对抗。马步芳的这种立场客观上也使得日本军政当局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分裂图谋难以得逞，日本当局企图利用马步芳切断苏联援华物资西北交通线的阴谋也以失败而告终。1940年以后，日本当局“回教工作”的实施重点从中国西北转向了东南亚，在中国的“回教工作”渐趋式微。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经营努力随之烟消云散。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6-06 17: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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