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八路军，新四军资金来源真相
2022-06-18 10:23:19 来源：抗战史记 点击： 复制链接
“小米加步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国内意识形态对八路军发展壮大，解放军打败“蒋匪”军地统一解读。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内历史学术研究的恢复。对于八路军如何发展壮大，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小米加步枪”说也鲜有人再提及。
笔者基于已掌握的权威史料，整理成文。将回答两个问题：八路军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八路军的资金从何而来?
1936年初，中共利用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陕军的秘密合作，开始积极扩编。1936年底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放弃“联苏收共”政策，全面转向“联苏容共”政策。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形成。至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
为满足部队不断发展，1937年1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财政来源主要有国民党军饷，海外募款，苏联援助，地方实力派援助和其他渠道组成。1940年3月，国民党停止拨付军饷，地方实力派援助也减少。中共开始积极自力更生，精兵简政，并存在“YP”争议。
1.国民政府军饷及武器弹药拨付
1937年1月-7月，国民政府除按月向红军拨发30万元(法币)军饷外，另拨开拨费20万元，还有4.5万套军服，大米1580包;对当时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要知道，当时全面抗战已是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自身经费也是相当困难。
1937年6月上旬，周恩来向蒋介石第一次庐山谈判期间，提出《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3个师(甲种师)的番号，即129师，115师，120师，共约4.5万人。这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1937年8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将八路军每月军饷及米津提高至63万左右(含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并提供几乎全部的各种枪支弹药和军毯，军服，棉衣，皮衣，皮帽，钢盔，干粮代，防毒面具等，以及兵工器材，爆破器材，通讯器材和卫生器材等。其中，8月20日第一次就发放的弹药有七九步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枪弹20万发，手榴弹1.5万发，迫击炮弹620发，手榴弹1.5万枚。另外蒋介石还从苏援武器中拨200挺轻机枪给八路军，这些苏式武器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多，地方杂牌部队就更匮乏。同时命令阎锡山另拨数门山炮，200挺手提机枪，1000支步枪，2辆战车和50万发七九步弹给八路军。某些人所谓“抗战初期八路军1个连分不到一挺轻机枪”，显然是谣言!(1)
直到1939年12月，蒋介石在《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呈复核发朱德部弹药情形电》批示:“第八路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切勿再发械弹,并严令其强占绥德部队限期开回河东为要。” 至此，国民政府停止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供给。(2)
1940年2月，周恩来由苏联养病回国途经西安时，向蒋鼎文，胡宗南领取过部分八路军军饷后。国民政府就彻底停饷。即1940年3月开始才彻底停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共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据齐小林《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统计，从1937年8月20日至1939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直接拨付八路军子弹为995万-1063万发，手榴弹15.3万颗，各类炮弹1.6万发。这还不含地方实力派援助的武器弹药。
除军饷外，蒋介石根据中共要求和战争需要给中共一些临时性补助和奖励;比如1939年4月30日，新四军长叶挺要求蒋介石发放各种补助：“一、运输困难，恳赐发行动费2万元;二、请准予军司令部经费发给每月5600元;三、乞准设立医院一所每月经费1.3万元。”蒋批示：“照准”。1939年7月8日，何应钦向蒋介石请示“据肖劲光电请增发河防经费、沿河各渡口水手工人伙食、船只修理费、防毒口罩、加强工事费等共10.5万元。”蒋批示：“张治中代批奉谕照办”。 1942年九，十月间，陕北遭十年不遇的水灾。蒋介石特派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携款30万元赴延安救济。
此类临时性增补的费用在抗战前期还是有不少的。此外，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作战飞机24架，削弱了忻口战场上敌之日军的立体火力，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奖励了八路军2万元大洋以示表彰。
综上，国民政府因战事拨付给八路军的军饷，武器弹药和物资给养，偶有拖欠。但绝无克扣的情况。而且中央军谪系部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完全履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及承诺。
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合影
反观，1937年8月22日，陕北洛川冯家村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要用最大力量争取从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总目的是要“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料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欲达此目标，开始时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当天即电令周，朱，彭，任并各师首长，提出“华北正规战争阶级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级开始，这一阶级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师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这也成为八路军全面扩张的标志。
八路军也迅速从4.5万人，到1938年底发展到16万人。至1939年春扩充到22万。1940年6月，超过50万人(一说57万)。毛泽东还计划在1941年就扩张到100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军队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0万左右发展到127万人(另一说140万)，200万不脱产民兵。(3)
八路军的扩张，迅速引发国民党的恐慌。1939年1月间，在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使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逐渐白热化。中共利用日军敌后空虚和国军在华北失势之机，从陕北一隅迅速发展到整个华北地区，这使国民党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4)
八路军装备的苏械
2，苏联秘密援助及争议
据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考证，1936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提供了将近200万美元的财政资助。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由于苏德战争影响和国民党阻挠。苏联直接援助中共189万美元，另外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兰州开办了两所医院，并在迪化军校为中共培养400余名学员。还提供了一些物资给养。
不过上述说法完全基于国内已公开的官方史料，存在争议。特别是未公开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史料。据俄罗斯公开档案记载。抗战初期，苏联通过新疆到兰州的公路援助国民政府。这条公路线在1937-1940年间，几乎完全掌控在苏联手中，所以苏联“特意安排八路军驻新疆和兰州的办事处，承担了秘密接收、转运苏联武器的重任”;八路军自然从中运输大量苏械装备。譬如1937年12月21日，有“苏俄军车五辆，载纸张、白糖、步枪十五箱、子弹三十一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十六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1938年5月30日，“苏俄军车二十五辆，武器弹药、货物、食品等交八路军办事处转”。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开始强化监视苏联军运车队，并管制对延安的公路交通，秘密武器援助的纪录开始变少，但仍未断绝。直到1940年中旬，国民政府才彻底切断该秘密运输路线。
据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记载：周恩来1940年1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26.1万，新四军约3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49.8万人。中共1940年的预算显示每月赤字高达35.8万美元。同年2月间，斯大林批准共产国际每月补助中共3万美元。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3，海外募款渠道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先生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并在美国设立分处，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保盟”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在港期间，共收到现款总数折合18.85万美元，绝大部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5)另外中国工合也接受各类捐款2000余万(应为港币和法币)，“全部支援了中共”。(6)
另外还有120多吨医疗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绝大部分转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并于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创建首家国际和平医院，至1945年抗战胜利，共创建8个中心医院和42个究院。还按月资助每家医院1500法币。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宋庆龄和保盟在宋美龄，宋子文帮助下迁往重庆。并很快的完成重建。1942年“保盟”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提供7万多美元。1943年援助17万多美元。1944年资助30多万美元，49万多法币。1945年为87万多美元，2.1亿多法币。特别注意，大部分为资助国际医院，儿童救助和救灾工作。(7)
1938年1月初，廖承志到达香港。不久在中共香港市委协助下，在香港皇后大街18号设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充分利用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收汇款的地点，成为中共面向海外最重要的直接募款渠道。不久他还兼任宋庆龄领导的“保盟”秘书长，并参与香港侨委工作，开始与“保盟”和侨委合作，积极向海外华人华侨募款。
1939年2月，叶挺，项英以个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赔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8)1940年8月7日，周恩来就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指出：“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国外工作以香港为中心，由廖承志管筹捐，刘少文管统战，潘汉年管情报，文化”。 廖承志的筹款取得了不错成绩，如1938年发动“八一三”献金运动，获得各类捐款上百万，最为成功。1939年东江纵队收复淡水。南洋华侨一次捐款20万港币。1940年，南洋华侨又提供粮食，被服，药品等。另外为琼崖独立大队获得法向4万元和一批药品。仅1938年至1939年，就将五六百人侨胞送到延安和新四军。(9)
除此之外，中共还积极面向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组织的募款。并派员加入或直接成立募款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泰国侨界，1938年，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会组成总会(简称泰国华侨总会)，由许一新，吴琳曼(均为中共党员)等相继担任主要负责人，一度成为中共在海外华人华侨间最重要的组织。但由于泰国政府亲日，限制华侨公开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故在著名侨领蚁光炎先生支持下，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泰国华侨慈善筹赈会(简称泰国华侨总会)，由蚁光炎先生任主席，许侠先生任总务主任。该组织除直接汇款给宋庆龄“保盟”“工合”和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外，还通过其他渠道直接资助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
如1939年6月在香港，蚁光炎先生将一笔捐款和物资亲自交给廖承志。同年11月21日，蚁光炎先生曾委托将2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交给廖承志;之后多次从曼谷直接汇款到广东，重庆的中共组织，作为抗战经费。另外又汇款给香港的宋庆龄和廖承志，转交给八路军和新四军。1939年11月12日，蚁光炎先生在曼谷遭到汪伪76号特务暗杀。(10)
1938年10月10日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会后决定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为主席，庄西言先生，李清泉先生为副主席，会址设在新加坡。南侨总会为全球海外华人华侨最大组织，也是援助祖国抗战贡献最大的组织。为“保盟”“工合”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海外最重要的募款渠道。1940年5月底至6月初，陈嘉庚亲率南侨回国慰劳团赴延安访问，据称也捐款一笔钱，具体数额尚不得而知。
1937年8月20日，由美国96个华侨团体联合组成旅美华侨统一捐救国会(简称旅美华侨救国会)。和司徒美堂领导的美洲致公堂等美洲社团组织均与“保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美国侨团也成为中共最重要的海外募款渠道之一。其中仅美洲致公堂就援助百万美元以上。
1936年8月24日，陶行知，王海镜(法国华侨)等联名发出《告海外同胞书》，号召全欧华侨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在巴黎举行全欧华侨抗日大会。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该组织成为欧洲华人华侨援助祖国抗战最大的组织，也与宋庆龄“保盟”保持密切联系，援助中共。
1944年8月，中共中山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派与澳门总督的代表，政治秘书慕拉士会见，双方达成合作协议，义勇大队帮助澳葡政府维持澳门及其外围的治安，澳葡政府则同意义勇大队秘密在澳募捐，购买武器装备，医药及电台等。澳门也成为中共在抗战期间，从海外募集经费重要口岸。(11)
中共除了与南洋华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大型海外华侨组织合作外，中共还与全球各类中小华侨组织合作，获取援助。但史料有限，且杂乱故本文不再详述。
综上，抗战期间。中共通过各类渠道和形式，从海外获取大量资金和物资;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全面扩张最重要的外援。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南洋速陷，曾一度使中共海外资金和物资渠道中断。但随着1942年“保盟”和“工合”在重庆恢复，迅速成为中共获取海外资金和物资最主要的渠道。而且募集的资金也上涨迅猛。
卫立煌访问延安
4，地方实力派援助
抗战期间，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华北各方势力为拉拢中共。提供不少资金，武器装备和物资。特别是因合作关系紧密的晋绥军阎锡山，傅作义，中央军卫立煌最为积极。
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随后卫立煌向八路军赠送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以及八路军3个师的夏衣、大批医药用品和电话通讯器材。是年10月9日，卫立煌又应八路军的提供七九步枪弹50万发，六五步机弹30万发，手榴弹2万发，驳壳弹5万发。(12)
1939年8月14日，卫立煌又向八路军援助子弹55万发，迫击炮弹2000枚，炸药200公斤，手榴弹1万颗，驳壳弹2万发。(13)
1937年9月16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与阎锡山协商，阎同意送给八路军七九子弹50万发，中正式子弹50万发。9月19日又交给八路军子弹50万发。11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傅作义将一时难以后运的30万余人(整个第二战区总兵力)份军用品及少量弹药全部送给了八路军。(14)
新疆军阀盛世才也曾无偿援助八路军。1937年底，盛世才赠送八路军4挺高射机枪，2万发子弹。由滕代远于1938年1月运抵西安。1939年7月8日，毛泽民在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发言中说：“在新疆省，开展过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募集到6万元。盛世才送给八路军5万件毛皮大衣，给了10万元，并将大衣从兰州运往前线。” (15)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
5，其它
个人和国内社会团体捐赠，也是重要渠道。1936年，宋庆龄应毛泽东要求。几经筹措，援助5万美元。
1938年至1939 年，上海租界区各界民众为新四军组织义演、义卖，共募集到几十万元，另捐赠一批药品和5万套军装所需布匹。
1937年秋冬，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杨家坡地主杨笃仁将出卖土地和城里商号所得的银元1.5万元全部捐出，黑峪口王家村的王则相捐出2000 银元和一条船，著名开明人士牛友兰不但捐出自己“复庆永”商号的货物，而且一次捐献银元2.3万元。到这年12月，兴县民众捐助八路军达6万银元、粮食700余担。各抗日根据地都有组织地开展募捐活动，如1938 年年初山东和冀中抗日根据地募集的抗日救国捐，1940年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献金、献粮、献鞋、扩兵的“四献”运动等。
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曾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请求，提供防毒面具1000套及其他物资。
八路军大生产运动
6.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
1939年底开始，国共两党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中共军队快速扩张，引发了国民党的危机。遂开始逐渐减少军饷，武器物资供应。至1940年3月，国民党完全停止发饷。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实质性分裂。军饷，武器物资补给自然无从谈起。地方实力派绝大部分也跟随国民政府的政策。
而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香港，南洋先后沦陷。海外募款渠道一度中断。苏联也因苏德战场吃紧，而有心无力。
中共只得依赖向根据地征收公粮，发行公债边币和生产经营来缓解危机。但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加强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封锁，“扫荡”。中共财政陷入空前危机。
因征收公粮，发行公债边币过重。以致1941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开会讨论征粮时，天下大雨，一位与会县长被雷击死，有位农民竟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当时保卫部门要把这位农民当作反革命处理，被毛泽东阻止。他公开表示：“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到1942年毛泽东甚至认为57万军队，80万党员要减半。(16)
为了生存，毛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大生产运动;一是精兵简政。同时保持公粮征求，即不减负，也不增加。1942 年1 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1942年底，边区经济困难才略有好转。为了继续缓解边区的困难，这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还批评了那种不顾环境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同时，他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17)
同时，还积极开展生产经营，贸易活动。如西北盐池、定边、绥德是有名的产盐区，边区政府就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如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税收成为1941年后，中共财政最重要的收入之一。
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组织领导招远金矿的矿工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由于一路上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因此选派的八路军战士一般都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携带10两左右。这就形成了著名的“黄金部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YP”争议。本文无法详述，请参看金以林《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载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史馆藏《叛告妓伪整顿三风运动后其表现之种种情况》，毛笔抄件，特字029/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17页。
进入1943年，中共不仅度过了财政危机。而且迎来了第二个大扩张时期。
史料来源
(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50页。
(2)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14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231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2版。
(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333页。
(5)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载邓广殷《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始末》，1996年第2期第12-13页。
(6)《中国大陆研究》第35卷第1期载张虎《抗日时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动》第98-99页。
(7)李耀椿《宋庆龄在重庆纪事》，中福会资料到藏第19，26，33，37页。
(8)《大公报》1939年2月5日
(9)夏衍《廖承志在香港》
(10)蚁锦中《蚁光炎传》，中国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10，97，101，120-137，151-155页。
(11)欧初：《炎黄春秋》载《孙中山故乡抗日斗争二三事》1995年第11期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丝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88页载《左权关于到渑池领取弹药致伍云甫，叶季壮电》1938年10月10日日，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3)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04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丝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机构》3载《彭雪枫关于与阎锡山商谈共同建立五台山根据地等致毛泽东电》1937年9月18日，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丝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894页。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4: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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