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三）
2022-06-27 17:12:0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作者 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相对缓和的局面

　　打退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从1941年下半年起，国共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走向缓和的明显趋向。这种趋向所以会出现，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

　　国内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基本状况“没有变”：一个是中日民族矛盾高于国内阶级矛盾没有变;另一个是国民党当局仍在坚持抗战没有变。

　　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刘伯承、邓小平：“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同一天，他急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因此，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应该把重点又放在“拉其抗日”上。

　　再看国际局势巨大变化的影响。中国的事情，不能离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孤立地考察。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也是如此。从1941年年中到年底这半年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这年6月22日德国的纳粹势力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另一件是12月8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发动对美国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战火迅速扩大，各国纷纷参战。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世界格局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德国进攻苏联是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开始的。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援苏政策。6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对苏援助。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是亲近英美，特别是美国的。美、英对苏联态度的变化，不能不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在22日当天日记中写道：“在此际，我方之政策应使苏联与英美接近，不能与日本妥协。故予于今日两度向蒋先生提议，我报纸一律表示同情于苏联之抗战。蒋先生亦同意。予于夜间通知各报务一律拥护此国策。”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向把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同如何对待苏联混在一起考虑。这时也是如此。既然要“一律表示同情苏联之抗战”，在国内就不能不相应地降低反共的调子。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之改变，急求妥协，此为俄与轴心之暗斗所致必然之趋势。然此时不宜固拒也。”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德俄战争非为我国一国利害而有所好恶，乃为世界全人类之生命将从此有一线光明之望耳。”

　　王世杰在7月20日日记中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今晨予电告何敬之，请其停止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攻击友军之消息，因国际反响已不甚好。何应允，但其部属率无政治常识，仍不肯中止此项宣传。新华日报之辩驳，则被检查机关删扣。外间人士所得之印象殊不好。蒋先生亦嘱陈布雷通知军委会停发此类消息。”这种事虽引人发笑，毕竟仍使国内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态度怎么样?在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急件致电毛泽东：“我们很难从这里提出什么军事方面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您必须果断地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一切可能的积极行动，尽管有种种困难。”战争爆发当天，他又致电中共中央：“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也是保卫各国正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解放斗争的人民。”毛泽东在第二天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指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同天，中共中央将这个指示报告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如果日本乘苏德战争的机会向苏联进攻，怎么办?这种可能迫使中国共产党需要作出更郑重的决断。毛泽东等致电在华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电报恰当地指出：“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国共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共中央作了清醒的估计，主动地进一步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判断：“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9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蒋介石派周励武等三人来谈，表示愿意转圜，要朱德去一次重庆。电报说：“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并不可能大举‘剿共’。”11月1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他在6日对蒋介石派来的周励武等三个联络员参谋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我们决不与蒋委员长为难。”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在同年12月8日清晨发生，美、英等国当日对日本宣战。第二天，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11日，美国也对德、意宣战。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宣言，“保证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决不单独与敌人媾和”。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盟军最高统帅。这样，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成员之一。这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自然产生重大影响。

　　蒋介石对国际局势历来极为关心，十分敏感。苏德战争爆发的前夜，他在5月13日日记中写道：“国际复杂，世局矛盾，莫甚于今日。而倭人南进与德之攻俄以及美之参战，若是皆已成定局。如无特殊变化，则此三者必于最近期内实现，可无疑也。”7月31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德俄开战已四十日，而俄至今尚能支持不溃，是世界全局转危为安之机也。”

　　蒋介石特别看重并期待的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他在8月2日“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要求美总统推动中英俄同盟或邀请中国加入太平洋联防会议，是抗战中最重要之政策也。”10月31日，他更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如美能协助我抗战胜利，则中国以后建立海空军以及海港，皆可与美国订立二十年共同使用之协议。以我国如欲建立海空军，论人才、物力与技术，皆非此不可。而且只有美国对华无侵略之野心。此战后外交与军事唯一之政策也。”

　　因此，美国参战对蒋介石来说，无异久旱逢甘霖。他兴奋异常，在12月8日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四时接董显光电话称，倭寇已于今晨一时轰炸檀香山珍珠港，不一时又接香港、菲律宾被炸之电，余即由黄山祷告后回寓，参加中央常会，决定方针。”9日日记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原来关系尚可的德、意宣战的原因：“本日决定对倭对德、意同时宣战，其用意乃在放弃其无关紧要与侵略暴行之德、意，而获得利益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对俄对英对美皆有发言之地位。此种大事，必须在大者远者着想，决不可留有余地后步，成为投机取巧纤细之心也。且此次世界战局，必为一整个之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也矣。”几天后，也就是1942年1月3日，他更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四国共同宣言，罗斯福对子文特别表示称：‘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愧而已。”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已有一定准备。日本东条英机内阁登场，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告诉他们：“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国民党正肯定(日军将)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战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际形势作了冷静的估计：“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这个估计是富有远见、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关系作出新的明确判断。一是：过去多少还担心会不会出现“东方慕尼黑”，还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对日妥协，现在这种可能不存在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下大势和那时不同了，蒋委员长不会投降。”“他要做民族英雄，而且今天他是四大强国之一。”“他还投降干什么?”二是：本来一直注视着国民党当局是不是要再度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现在作为盟国的英、美、苏都希望中国能在东方战场上更多地牵制住日军力量，反对中国发生内战，这在皖南事变时已多少表现出来，这时更强烈了，使内战危险大大减轻。太平洋战争一爆发，12月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际形势时就断言：“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这样，中国共产党便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大了改善国共关系的力度，并且采取了新的措施。

　　本来，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现在，情况有了变化。1942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第二天，中共中央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重申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宣言中的四项诺言，写道：“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为着上述目的，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郑重形式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关系上争取和解的政治信号。

　　7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山东、准备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对此作了说明：“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之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至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继续合作的条件。”虽然以后局势的发展又遇到许多原来难以估计到的复杂情况，但它确实反映出毛泽东对战略性的大事总是想得很远，预先设想有几种发展的可能和应对的方案，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提出的合作建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等主张，并不只是宣传的手段，而是真诚的愿望。

　　7月31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说：“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称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停，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改善国共关系以至在战后有可能合作建国的难得机遇，尽管他清醒地意识到“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要做两种准备，但看重的还是“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只要存在这种机遇，就应该尽力试一试。这也是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这段时间内，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处在怎样的状况?

　　蒋介石在这时对国共关系作出一些和解的姿态，国共两党在一年左右里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局势比较平静。1941年11月2日，兼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今晨见蒋先生，谓参政会将集会，似仍应以委员长名义请共产党参政员出席。蒋先生同意。”4日日记：“今晨余代表蒋先生提共产党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大会。董(必武)表示似有准备出席之意。”17日日记：“今晨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开会。各党派原有不出席之拟议(民主政团同盟分子在港之主张)，今晨仍均出席。共产党董必武亦到会，一般均感满意。”同天，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集中谈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谈及国内的矛盾和冲突。

　　1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这是他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此次全会举行之际，正值敌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体，此诚我中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重要时机。”“今后对于党外之人才，凡忠于国家，而能服膺三民主义者，必须尽量吸收，多方延揽，俾能参加政治，共同担负国家之重任。”但他也不忘立刻接上一句：“更须一致认识全国军令政令必须统一。”17日，张群、王世杰请周恩来、董必武、张君劢、左舜生等共进午餐，藉商时局。王世杰当天日记载：“周恩来表示，盼望九中全会决定组织战时内阁，一新耳目，以振人心，并盼望能使国民党以外之人员参加其组织。”第二天，在蒋介石寓所商议九中全会有关事项。王世杰在日记中记道：“蒋先生主张恢复各党派及无党派者若干人参加其间。”

　　其实，这些都是蒋介石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向国内外作出的姿态，觉得处在他控制下的局面已相对稳定，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不妨比以前放松一点，并没有改变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这在他的日记中便不时流露出来。1942年3月12日日记中写道：“倭寇尚未驱逐，赤匪犹在猖獗横行。”3月19日的日记中讲得更直率：“对赤应随机处置，不宜整个破裂，以此时无彻底解决之可能。”当然，他在当时并不会把这些公开表示出来。

　　毛泽东对局势保持着冷静观察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乐观的。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作过一个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当然，他对谈判的结果，还只是“解决具体问题”，没有更高的期望。他在另一次致周恩来电报中又说：“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一年多来“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的情况下“又分两段”?原因在于蒋介石有个很大弱点：常因某些具体情况的一时变化而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策，表现得摇摆不定。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介石初期的期望很高，英美却实行“先欧后亚”的方针，在亚洲的作战接连失利。特别是在缅甸战场的严重失利对蒋介石的刺激更大：一是滇缅公路被切断后，英美对中国的物资调拨和军事援助遭受困难，明显减少;二是中国军队第五军等调入缅甸后，在盟国将领指挥下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在4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为缅甸战事，自本月以来心绪忧惶，朝夕不安者几一月矣，初未料失败如此之速也，以后对于军事力求自全，决不能为友邦关系以转变方针也。”在这次事件中，他对美国将领史迪威十分不满，又说：“丘吉尔十日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古人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吾今更觉英狯之不可共事也”。两天后，又写道：“近年来以此所受英美人士不德失信之刺激为最甚也。”5月23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又写道：“英美态势只有势利，而无盟约可信，在此半月是更益明了。”6月24日写道：“罗(斯福)丘(吉尔)与宋(子文)会谈仍为敷衍之词，对远东战局并未有任何改观。”而苏联卫国战争此时已稳定下来，经西北向中国运送的军事物资仍继续运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说蒋介石又持“亲苏和共”态度的由来。

　　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谈周恩来。第一次会面时，蒋介石说已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仍将去延安。第二次谈话时，蒋介石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且表示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会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立刻致电毛泽东，分析蒋介石这次约见毛泽东，“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他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一谈;二是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恩来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他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他这两点建议，事实上就是认为毛泽东此时去见蒋介石的条件并不成熟。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并在8月17日复电周恩来：“拟派林彪赴西安见蒋。”

　　周恩来对局势的判断，特别是对蒋介石动向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蒋介石日记来看，他主要注意力在处理新疆和西北问题上，对约见毛泽东这件事虽然说了，其实并不怎么看重。蒋介石在7月2日写道：“对共方针之检讨，应始宽而后严乎?”7月5日他又写道：“对俄对共政策之决定：对俄应宽严并用，对共则先宽而后严，应派定专员开始协商办法。”可见他对中共的“宽”不过限在“始”或“先”的阶段，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以后仍要归之于“严”。同周恩来的两次见面在他日记中都没有提到，至于想在西安同毛泽东会面云云也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没有郑重考虑，在日记中甚至完全没有提到。

　　为什么蒋介石这时如此集中地关注新疆，用了将近一个月奔走甘肃、青海、宁夏、陕西，还要宋美龄代表他去一次新疆?因为原来长期标榜亲苏亲共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在这年7月7日上书投靠蒋介石，使蒋感到西北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极为兴奋。宋美龄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后表示：“中央坚决信任盛氏，将来新疆各项工作需要中央协助与否，全由盛氏决定。”盛世才表示今后要“为国尽忠，为民尽孝，以及我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在这段时间内，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件事上，把共产党的问题暂时搁下，国共关系也比较平静。

　　蒋介石在向周恩来表示想在西安见毛泽东的第二天(8月15日)就离开重庆前往兰州。毛泽东最初曾倾向于去见蒋介石，以改善国共关系。9月3日，他致电周恩来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5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A.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B.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彪)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经过反复磋商，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林彪那时刚从苏联长期疗伤后回国。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同蒋介石有师生之谊。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应该去重庆见蒋。”10月7日，林彪经西安到重庆。13日，林彪由张治中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林彪的到来，兴趣并不大。据国民党方面的记录，蒋介石见面时先问了一句：“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滔滔不绝地大谈国际形势，然后说：“吾人要求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须国内能够团结，能够统一。”“过去外面传说国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二者皆可趋于一致，即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两党虽有分歧，我之根本思想，在于救国，决无改易。”“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此为中共之观察，特为校长呈明。”蒋介石等林彪说完后只说了两句话：“汝在重庆尚有几日勾留?”“在汝离渝以前，余再定期召汝谈话。”谈话就此结束，蒋也没有再提同毛泽东见面的事。这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只提了一句：“林彪奉其共党之命令来见，幼稚可笑。”见面后，蒋介石指定由张治中同林彪谈。

　　10月26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但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第二，他们所说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动防地为前提”。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而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让步。周恩来预计：“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尚嫌其早。”两天后，毛泽东复电同意。

　　张治中回忆道：“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的一栋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春天，才由周恩来先生把他们的最后意见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我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抄完后再念给他们听，认为无误，就是下面的四项：(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誊一次送给蒋看。蒋随即召集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应该先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和近视。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

　　拖到第二年4月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情况时，蒋介石批示：“必须其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在情形无从谈起。如共不来谈，则可不必再复。”这就关上谈判大门了。其实，当谈判刚开始时，蒋介石就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时对共党进行政治谈判，使之和平归顺也。”也就是说，谈判的目的只是要共产党和平签订投降书，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也预先注定了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只能是白费口舌、“虚此一行”了。

　　11月12日起，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中全会。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蒋介石的一段讲话：“对共党以后要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关于此点，会场中稍有异议，如吴稚晖先生表示：既均属同盟，不应自己减消力量，将来可在和平会议将此项提出。蒋先生以为目前如此表明政府宽大之态度，在另一方面我国共党内部颇为摇动，如我态度开明，使彼等有内顷之机会，较全用压力以促其团结者，或易收功乎。故决于宣言中表示之。)”可见，蒋介石所谓对共产党“要持比较开明的态度”还有一个目的，希图分化共产党，出现像盛世才那样“内顷之机会”。这自然是一种妄想。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仍一直力争国共合作，不仅合作抗日，而且真心实意地希望在抗战胜利后能合作建国。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的内部讲话中说：“我们的方针始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但有些同志对此问题不会全面去看。他们只要团结或只要斗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虽然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但人家和平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且很大。因为世界法西斯已垮台了，人家要考虑的。再老百姓都需要和平。根据此就决定了国内和平的方针。”他又说：“我们已派林彪同志去和他们谈判治本和治标的办法。治标办法是解决现在问题，治本问题是关于战后的和平问题。治标的办法是建筑在治本办法基础之上的。不懂得这点就是政治上不强，就应加强教育。这是我们的根本政策，一切都从此出发。”毛泽东想得很远，希望利用国内外形势中的有利条件，在抗战胜利后仍能避免内战，合作建国。只要还有一点可能，就要力争实现这种前途。他一度想去会见蒋介石，想同他谈谈，就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的。周恩来、林彪向张治中提出的四项意见，也是根据毛泽东12月18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提出的。

　　得知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拒绝四项意见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又在1943年2月7日致电各战略区域：“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且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仍是力争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的，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作出重要让步，并且希望能把这种合作关系保持到战后的和平建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始终把共产党看作心腹之患，处处防范，只是迫于国内外特定形势发展的制约，在此时此刻不能不作出些“宽”和“开明”的姿态，在磨擦活动方面也有所收敛。蒋介石所说的“先宽而后严”，其实只是准备伺机下狠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样的谈判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可言。

　　走向抗战胜利

　　蒋介石的伺机下手，不久果然见诸行动了。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在征得各国共产党同意后，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其实，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抗战以来已发生很大变化。周恩来曾说：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特洛夫担任总书记。“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对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赞同的态度。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却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看作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难得良机。蒋介石一向过高估计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影响。周恩来曾指出：对于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这时，由于过分兴奋，蒋介石对共产国际解散这件事的作用作了极端夸大的理解。他在两天后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以后，无论其内容真假如何，但共产主义尤其是苏俄对其主义与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动摇。”“故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这说明他要“重新研讨”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计划”，并不只是要夺取“囊形地带”那样的局部性行动。25日日记：“检讨一个月之外交形势，以俄国对联盟国态度转变为积极合作及其取消第三国际之举为最重大。此实为划时代之历史，而其关键全在美国总统之运用奏效也。”31日所记“本月反省录”写道：“莫斯科‘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殊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予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

　　读读蒋介石这些极度兴奋的内心独白，并且说出“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这样的话来，才能真正理解他在前一段说过那么多“宽”和“开明”等好听的话，两党关系也一度比较平静后，为什么由于外部因素中一项不大的变动，转眼间便会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原因所在。其实，那正是他一直深埋在内心而到这时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动手的自然结果。而那两年多中，日本侵略军集中很大力量在华北反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行动，八路军处境困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也是他认为正是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机会的一个原因。

　　蒋介石首先抓的是宣传工作。5月25日，他召开“党务会议，讨论取消第三国际之态度与宣传方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随即给各级党部发了一个秘密指令，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鼓吹：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蒋介石公开鼓吹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也是在这时出版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就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主要在华北，第二次主要在华中，这次就直接指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在6月29日日记中记录：“胡副长官复委座手启条机电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个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七月勘日(指28日——笔者注)，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旋奉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先收复囊形地带”“再北进”，而不是满足于什么“收复囊形地带”。为了“极端秘匿”，这件事连蒋介石日记中也只字未提。

　　中共中央从情报和国民党军队调动、粮弹运输的实际活动中得悉这一动向。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揭露这一严重事实，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当天，毛泽东致电正在西安、准备回延安的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于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以强烈的语调写道：“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若遂发生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大业势将破坏，而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朱德致胡、蒋这两个电报都公开发表。在重庆的董必武立刻将这一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了英美有关人员，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

　　朱德致蒋介石电后六天，毛泽东在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起草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一开始就说：“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社论写道：“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这样指名道姓地公开质问国民党，并且直接提到蒋介石的名字，是第一回，但话只说到这事发生在“中国抗日阵营内部”，还是留有余地的。

　　中共中央尽管在舆论上发动了猛烈攻势，在军事行动上依然十分谨慎，特别是防止武装冲突扩大。第四天，中央书记处致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对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制止，这是蒋介石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次准备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在蒋介石眼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它寄以极大期望，所以特地把它放在西北监视中国共产党，但该部长期不参与抗日作战的结果，换来的却是战斗力的减弱和丧失。蒋介石在第二年日记中谈到胡宗南部对日作战不力时写道：“本日胡宗南所部在宝鸡虢略镇之线，其师长擅自撤退，以致所有计划完全无效。宗南专在西北训练军队而未使用者五年之久，预备其在最后反攻之用，中外人士皆以此军为生力最坚强之部队，而此次败退之军队，尤为其中最精强者，今结果如此。”“寸衷惭惶，实为从来所未有;而痛心怒愤，亦为从来所未有。”其实，不用来抗日而放在后方专用以防共的军队，它的结果如此，丝毫不足为奇。如果他们当时真向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话，其结果同样可想而知。

　　8月30日和9月1日，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报告。他说：“蒋的思想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对中共估计也常常估计错误”。“但他的行动是实际主义的，当他做不通时也常常会改变策略的。所以他的两面政策，虽有反共的基本方面，但一切问题都是采用两面政策的。”对今后的工作，他说：“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一、主张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二、坚持团结，不怕分裂。(林彪同志对蒋、胡说明我们不怕内战，内战起来对国民党不利。)三、要求平等的合作。(蒋一贯要我们屈服于国民党，抗战初期要朱、毛出洋。蒋对林彪同志谈话时也说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四、要求真正的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五、对外援：要求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对党内教育口号：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争取工作的发展。”

　　蒋介石这个时期确实一直在“两面政策”中摇摆不定：他的内心一直要消灭共产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碰了钉子，或者发觉主客观条件不容许，又赶快缩回去，装出笑容，或改为虚声恫吓，伺机再干。读读他在七八月间的日记，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独白。7月24日：“共匪既非仁义所能感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如此只待其时而已。但时间未到，唯有十分隐忍，必以犯而不校之态度处之，不可小不忍以乱大谋。”7月25日“上星期反省录”：“对共党当乘机反驳与劝告，使其内部早日崩溃，使中共明了我中央宽大宗旨也。”7月28日：“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乱，乃比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故对共除军事防范特图严密，其他一切皆应放宽为主。”8月20日：“对共匪之计划，到此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长此以往，则我愈迁就退让则匪更放肆猖獗，而且对倭寇、对美国、对俄国皆明目张胆暴露我内容、弱点无遗，复何掩饰之可能。如匪果有力作乱，则早已向我根据地进攻。此其声势如此凶横，尚不敢来犯，则可知其无力作乱，我亦有恃无恐。”

　　在这段时间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正在急转直下：苏联红军继取得斯大林格勒大捷，迫使德军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后，又取得库尔斯克战役的重大胜利，继续向西推进;美英军队登陆西西里岛取得全胜后，迫使意大利在9月初投降;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给了日本的海军和空军以毁灭性打击。整个战争已胜利在望。

　　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却急于把反共问题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他在8月31日“本月反省录”中写道：“自本月战况之效果而论，我联盟国之胜利基础已经确立，而且最后击灭轴心与倭寇之期亦可如所预料，当不出明年之内也。自此我国受倭之危险虽未能完全祛除，然已减少大半。今后之问题全在对内之共匪如何肃清，国家统一之基业如何巩固，以及对外之俄英如何使之不再干涉我内政。此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兴亡之唯一关键。但共匪不灭，则对内对外之隐忧，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问题皆应集中于剿共一点，能不为之戒惧乎哉?”

　　这些话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说得一清二楚，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消灭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他心目中的“唯一关键”，这个根本点他是决不会有丝毫改变的，但他没有公开说出来，只是写在日记本上。他说要使俄英“不再干涉我内政”，其实当时对他起着最大制约作用的是美国。当对日战争正在进行、日本陆军主力还集中在中国大陆，为了迫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投降，美军不得不考虑在中国登陆作战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国军队全力以赴地对日军作战，美军在登陆后必将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这涉及它的重大国家利益，因此不能容许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而全国老百姓在国难深重时自然强烈地反对内战。国民党自身实力有限，内部又矛盾重重，这些都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他在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约集文武干部，检讨对共决议文，最后决将隔绝匪区与取消其军队名号之处分二点完全取消，以国际环境与战争局势尚非制裁之时机，故暂不加以处分，但将其罪恶仍全部声明以明功罪与是非也。”

　　以后，在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下，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长期视察，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确实有着很强的战斗力，以后当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作战时将起重要的作用。这样，蒋介石更难在此时单方面对中共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只能在表面上仍作些敷衍，继续扮演“两面”的角色。

　　经过制止国民党当局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意图和手法已看得十分明白，对蒋介石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也看得更加清楚。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是不要破裂的，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蒋介石)外面说政治解决，骨子里实际准备打。蒋介石就会这样的表里不同的两套办法。我们同志中许多是老实人，看不清楚这两面手法。”“挽救破裂危机的可能性也有。英美苏反对中国内战，中国人民反对内战，再则国民党有许多困难，而最重要的因素，即是如果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准备，挽救危机的可能性是有的。”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大革命右倾错误的血的教训：“使全党催眠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毫无准备，而人家却有准备，结果大革命失败，这次我们有准备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打来了，也赚不得钱。”

　　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完整，首先是“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只要蒋介石还在抗日，只要“挽救破裂危机的可能性也有”，就要努力争取这种可能，同时也要作好应付坏的准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宣传部致电各地党委：“《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中共中央还公开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这为下一年5月林伯渠去西安、重庆谈判作了铺垫。

　　这次谈判和以前历次谈判有明显的不同。只要把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的谈判状况同它以前比较一下，不难看到政治气候已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以后，蒋介石一心考虑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等待的只是适当的时机，并不准备在谈判中解决什么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这一点，抱着高度戒备心态，但仍力争使局势多少有所缓和，减少磨擦，避免破裂。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正式开始就被迫收场了，但它对国共关系留下的难以忘却的伤痕是十分显然的。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参谋郭仲容——笔者注)见我，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不需要重复说明的是，这两项方针当然以国民党当局不要悍然对共破裂为前提。六天后，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当时主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邓小平、滕代远：“敌有打通平汉进攻西北消息，蒋甚惧，欲以反共缓和之。去年七月向边区威胁，受到英美及国内责难，目前国际情势更不利于大张旗鼓反共。”“延安正在筹备宪政，准备派林伯渠去重庆。”

　　4月上旬，日军在中国大陆开始大举进攻，准备打通平汉铁路甚至粤汉铁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又致电八路军敌后领导人：“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除非顽部进攻，我可在自卫立场上打之。其具体作战，亦须取得中央同意。”可见中共中央当时对国共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仍力求避免发生冲突。

　　4月6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报告：林伯渠将在12日从延安启程赴西安、重庆，但蒋介石这时正关注日军在河南的动向和新疆问题，而且他对这次谈判本不重视，并未进行研究，到21日才决定派张治中、王世杰为代表，飞西安同林伯渠谈判。王世杰对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信心，认为不会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予曾面告何部长，此次商议开议后，如完全无结果，对外将表现无‘政治解决’之能力，在宣传上也不合算。”他在去西安同林伯渠见面的前一天，日记中又写道：“予对于赴西安与中共代表磋商解决之任务甚觉无把握，但仍愿作严重之尝试。”

　　5月4日，双方在西安开始商谈，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予等询中共对于解决目前僵局之方案。彼谓彼并未带有新方案，彼等之意见已由周恩来、林彪于去岁提出，迄未经蒋先生批复。彼愿政府对该方案予以答复。予等当嘱其电延安问毛泽东等有无新意见。”他们既不对过去周恩来、林彪已提出的方案作出答复，更没有对他们所谓“政治解决”提出什么具体方案，事实上也没有准备什么方案。这样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谈判中，你来我往也有不少回合，其实，从国民党来说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外人看看，不值得用很多篇幅去细细叙述它了。

　　林伯渠三次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毛泽东在15日复电：“王、张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两方面的意见，合起来共二十条。“为顾及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几天后，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说：蒋介石“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对林伯渠此次谈判，他说：“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可见中共中央仍是力求通过谈判“解决部分问题”的，但也预见到前途可能“仍是拖”。因为林伯渠从西安前往重庆，没有及时收到毛泽东15日这份电报。直到22日林伯渠才将二十条意见删去三条后交给王世杰、张治中。而王世杰、张治中“对彼所提十七条款拒绝接受”。这样，谈判实际上很难谈下去了。

　　第二天，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电报分析当时形势，指出蒋介石现时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困难：第一，河南战争失败;第二，英美舆论对共产党的同情与对国民党的抨击日益增加;第三，财政经济上的无办法，通货膨胀，负担太重，人民不能忍受;第四，对共党无办法，想打又不敢打;第五，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队各个人中间的倾轧，离心离德。“蒋在目前对这种情况相当恐慌，曾在国党中央内表示要改变办法，实行民主，来缓和各方。”对谈判方针，电报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的情况。”“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每条的精神”，“昨天将此文件交给张、王，虽然张、王坚决拒绝接受转递给蒋，但一定会向蒋报告的。估计蒋会咆哮起来，会逢人骂我，说我无诚意。但客观形势，使他仍不敢公开和我决裂，更不能打我。新的麻烦是会有的，我们早准备了。我们早就确定问题的解决还要拖一个时间”。6月3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2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周、林在延安、重庆同时发表谈话，声明谈判距离尚远，但可继续谈。”

　　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想在谈判中解决什么问题，也没有认真准备，只是想做些样子给国人和外国人看，谈判虽然花了不少时间，却没有多少成果可言。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客观形势接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上，4月间开始的河南战役严重失利，激起民众强烈愤慨。国民党中统局的河南调查统计室给局本部的报告说：“敌人由中牟渡河时只××人，我豫东之河防部队则不战而逃。其后，郑州、新郑、长葛、淆川等县亦无抗拒。”“我军闻风而退。每退一地，即宣布为军事区域，强迫所有富户外逃，而掠其所有财物。”“此战表面看很大，可是实际很少见到伤兵，一般人无不认为奇耻。”接着，战局又迅速发展为令全国以至世界震惊的豫湘桂大溃退。

　　豫湘桂大溃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一号作战”计划而出现的。日军发动这场攻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打通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以贯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另一个是摧毁设立在湖南和广西的盟国空军基地，阻挠盟军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这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失败前的垂死挣扎。

　　在这场大溃退中，日本侵略军以50万兵力在短短八个月内先后攻占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等重要城市，占地20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中国同胞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日军前锋在12月2日直达贵州独山，控制了黔桂铁路的末端，重庆陷入严重恐慌中。

　　蒋介石在6月13日日记中已写道：“潼关危急，湘战正烈，实为战局最不利之一日。”7月24日日记：“召见二十余人，所见所闻皆为败象坏事。”徐永昌在8月25日日记中写道：“敬之(何应钦)迩来每遇不合理事，辄加慨叹曰：我看要亡国。”9月13日日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9月30日日记：“近来由于舆论之恶孔及军事责何之日甚，更有讥骂二陈者，外报因亦有必去孔何二陈，中国乃能言改革之言论。日来议者以为蒋先生若不能去诸子，其自身亦不能见谅于国人云。”

　　虽然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出现这样的大溃退震动了全国。大后方人心受到强烈刺激，对国民党当局的看法和态度发生巨大变化。这是抗战开始以来不曾有过的。

　　战时政府，因为大敌当前，一般比较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和支持。大后方人们最不满意的是物价飞涨、豪门资本大发“国难财”和特务的横行不法、为所欲为，但那是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不少人已习以为常，期望在抗战胜利后能改变这种状况。而人们在战时最关心的是军事问题，军事的大溃退是令人最不能容忍的。这种失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经济等种种弊端的集中表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德、日法西斯势力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这个时刻，中国战场上发生那样的大溃退，使人格外觉得难以忍受。

　　于是，大后方人们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的呼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高涨起来。昆明、成都、重庆等地的民主人士、大学教授、作家、青年学生等纷纷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民主，力挽危局。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在时事座谈会上说：“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说：“政治问题是整个的，要是枝枝节节地说，枝枝节节地去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乃是应付的态度。这种态度，应为我们所不取，因为这只是枉费精力。”“归根结蒂，关键是在民主。只有民主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是大后方人心的大变动。中共正在考虑的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民众中已呼之欲出。

　　这种人心大变动，直接导致国共关系的变化。林伯渠刚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争论得最多的还是军队的编制和数量、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军队和政权这些国共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但所谈的毕竟还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还没有能提出成立联合政府这样的全局性问题来。这时，国内民众中结束一党专制的呼声已日益高涨。美国政府因日本陆军大半集中在中国，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如此大溃退，也在考虑推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以便能有更多兵力与在华日军作战(后来美国的政策又改变了)。

　　9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提出各党派组成真正的国民政府是否已成熟?各小党派是需要的。”“美国有训令给(驻华大使)高士，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们口气：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毛泽东接着又说：“打不打共产党?一定要打是蒋的愿望，可能不打是五个条件(美、日、共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也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上。”“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毛泽东不久后还作了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好久未想出来，不易。这是由于国民党溃退、欧洲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三者而来的。口号一出，重庆如获至宝，人人拥护，没料到。”

　　1944年9月5日至18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本来只是一个咨询性机构，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它的成员由国民党当局指定，大多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但毕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社会影响的人参加。这次会议上，许多参政员受到豫湘桂大溃退的强烈刺激(那时日军还没有大举进入广西)，群情激愤。特别是汤恩伯率领4个集团军约30万人，不战而失地30县以上，却只受到撤职留任的名义上的处分，更引起公愤。“河南参政员、国民党员徐炳昶老先生说：‘对汤恩伯的如此处置，我死也不甘心。如果当局肯枪毙汤，我情愿陪他同死。’郭仲隗老先生特意由河南赶来开会，说‘汤恩伯无恶不作，见敌即逃，如不枪毙是无天理。’”

　　这次参政会上还提出一个大问题：国共关系问题。国民党过去一直希图把国共谈判情况对外隐瞒起来，以便他们单方面向社会进行宣传。这时，国际国内形势逼着它将谈判情况公开出来。会上，由林伯渠和张治中分别代表双方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引起极大的轰动。《大公报》报道说：“昨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两次公开大会，呈现了自该会成立以来的未有的盛况。所有报到的参政员大致全体出席，旁听席都坐满了，又在隙地加凳，还有坐不下的就站着听。”连蒋介石第二天到会报告时也说：“我觉得林参政员昨天在会场的报告，其观点与主张如何，姑不具论，但其态度甚好，我甚为佩服。”会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许孝炎特别嘱咐各新闻部门：“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千万不要见报。”中央通讯社在报道中将林伯渠这段话全部删去。但9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还是全文发表了这个报告。“报纸贴在街上，围看的人很多。报纸多销了几千份。”外国记者也纷纷向海外发出新闻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对拥蒋、拥政、四项诺言都继续。但如何拥法?要在民主之下来统一。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得很快，过去只是未料到如此之快。”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取在国民参政会大会上报告这种方式来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董必武作了说明：“我们如想将召集国是会议改组政府的主张，用提案方式提出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敢联署。如在会议外提出，国民党又会污蔑说我们阴谋要夺取它的政权。因此我们对时局的方针，在会上用报告的方式提出最恰当。”

　　“联合政府”的主张一提出，就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它抓住了当时国共关系甚至中国发展前途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上激起巨大反响。在这以前，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即便提出，也不能得到如此多人的支持。它使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以后，还有一段小插曲。

　　那年9月6日，曾经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少将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他在一份电报中概括自己来华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蒋介石”和“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这两条。

　　11月7日，赫尔利从重庆飞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并提出一份他起草的协定草案。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头两条是：“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赫尔利去延安时，主要目的是寻求能同中国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他从西方的习惯来看，以为用一些“民主”“联合政府”之类的词句无关紧要，因而表示同意。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这个协定文件上签字，还留下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地。当天，赫尔利和周恩来同机离开延安，飞往重庆。

　　中共中央早就预计，蒋介石决不会同意这个协定。果然，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余初认为赫尔利之经验与老成，与中共交涉，必不如其他知识浅薄者流，易为共党所诱惑，殊不知竟大谬不然。尤其将毛泽东所要求之条件签字后，竟将其携回也。”他随即找赫尔利谈话，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立刻背弃在延安时的承诺，同意蒋介石的意见。11月21日，完全改变了态度的赫尔利将蒋介石的三条意见转交给周恩来。它的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先将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军事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即为实现三民主义。双方的距离如此之大，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谈判已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便在12月7日返回延安。

　　但中共中央仍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完全关死。不久，周恩来再次应赫尔利电邀，重赴重庆。谈判仍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这年上半年，战争局势已经明朗，不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看得很清楚，都在考虑战后的问题。共产党在这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七大，国民党也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六大。两个会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

　　共产党的主张是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全国总的任务是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样讲，美国、蒋等可都放心，即七大都要采此态度。”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他说：“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又警告说：“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他又说：“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

　　蒋介石早已打定主意，在战后消灭共产党。他在这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共匪骄横猖狂，鼓吹党派会议、国是会议与联合政府谬论，中央概置不理。”2月写道：“与雪艇(王世杰)谈共党交涉似已停顿。”又写道：“我深信俄国亦决不敢以武力助共，对共问题只要美国不为共党声援或袒护，则我必能自了之。”国民党的六大，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内战准备工作。”国民党六大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讲话。这些人大多是军校毕业的，是他的学生，所以话就讲得很坦率。他说：“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要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们以为如果不乘此时机彻底消灭本党和我们革命的武力，就不能达到其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家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这些杀气腾腾的话，无异在抗战胜利前夜已在向他的将领们进行内战的动员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到来的。

　　回顾八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虽然中间波澜迭起、险象环生，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了下来。历史事实证明：在国难临头的时刻，同为中华儿女，合则两利、分则俱伤。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合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有全民族(汉奸当然在外)联合起来，共同奋战，才能打败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保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在抗日战争中，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如果没有其中的任何一方，日本侵略军都会腾出手来，全力压向另一方，增加另一方的困难。这两个战场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完整的壮丽画卷。尽管抗日战争初期和后期的情况有明显的差别，但国共两党的关系始终没有破裂。

　　经历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屠刀下有过血海深仇教训的共产党，要把这种合作在八年内坚持下来谈何容易。何况事实表明：蒋介石始终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处心积虑地要在抗战过程中防制、削弱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为此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有时仿佛合作已濒临破裂的边缘，但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战争，局势最后总能化险为夷，重新缓和下来。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客观上，一个民族敌人深入中国内地，使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威胁，是决定一切的，蒋介石的算盘也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主观上，对共产党来说，能够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统一战线中如何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说你好，就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说你不好，就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至于在联合时怎样进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在斗争中时怎样仍能保持联合的局面，就更不清楚了。结果，犯了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吃了大亏。

　　历史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如果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或者因为害怕妨碍联合而不敢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旦对方翻过脸来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就只能束手待毙，大革命失败时共产党人流的血实在太多太多了，那就是右倾的错误;反过来，在抗日战争中，如果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甚至发展到破裂和内战，也会像“鹬蚌相持、渔人得利”那样，使民族敌人得利，造成惨祸，那就是“左”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猛一听，仿佛不易理解，实际上是一句充满辩证法的至理名言。它不是谁闭起门来进行推理式思考的产物，而是以往多少血的代价换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经历了多少次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斗争后才对这个问题完全明白的。

　　对同盟者中的顽固分子应该怎样进行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这三项原则，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作了透彻的说明。联系抗战八年中的丰富实践，不难看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有理”，才能博得人们特别是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不管对方施加什么压力，不管对方用怎样的甜言蜜语来引诱，决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放手发展进步势力，放手争取中间势力，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顽固派的两面政策，不打无计划无准备的仗，不做吃亏买卖，这是“有利”。再加上在斗争中，时时顾及全局，周密思考，不顾一时得失，适可而止，有些事要留有余地，当某一斗争告一段落时主动地采取实际措施，缓和局势，这是“有节”。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国共关系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而斗争的目的仍是为了保持团结，保持合作。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回顾这些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的过人智慧，依然可以使我们获益匪浅。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6-27 17: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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