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细菌部队给辽宁人民造成的伤害
2022-09-21 08:58:20  来源：辽宁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达到其侵略目的，曾在我国东北建立了一支极为秘密的细菌战部队。这支“恶魔”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残酷的实验手段，即直接用人做试验和活人解剖的手法来研制细菌武器，为达到此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曾残杀了我国无数的爱国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不仅如此，他们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研制、生产的细菌武器直接用于侵华战场，进行细菌战，其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各大战场，杀人之多无法统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细菌战部队的产生与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活动由来已久，日本在1918年11月前后就开始研究细菌，后曾一度中断。到九一八事变后，又继续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1932年8月，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由石井四郎(细菌战犯、被日本称为“细菌战思想家”)领导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3年，这个研究室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进行了扩建，改称为“防疫研究所”，实际上已成为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中心。

　　1933年8月，日本军部批准，将细菌研究基地建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一带。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匿名“加茂部队”，实际是细菌研究所。它的细菌实验场设在70多公里以外的背荫河。

　　1938年6月，石井部队的本部移驻哈尔滨市南郊平房镇，将匿名“加茂部队”改为“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三一部队”，1941年使用“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番号，1945年又改称为“满洲二五二○二部队”。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七三一部队经过几年的发展，具有相当的规模，下设8个部、4个支队。七三一部队的8个部是：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治疗部。4个支队是：设在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的林口支队、设在孙吴镇的孙吴支队、设在海拉尔市的海拉尔支队、设在海林镇东北6公里处后腰屯的海林支队(又称牡丹江支队)。

　　第一○○部队与七三一部队，是同一敕令建立的，其营地设在长春市孟家屯，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正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一○○部队总部设第一、二、三、四部和总务部。第二部设细菌、病毒、实验动物、有机化学、植物学、细菌战等6个分部，总务部还设有设计、研究分部及实验场等部门。此外，还在大连、拉古、克山等地设立了支队。

　　在辽宁地区，大连卫生研究所是细菌部队的一个分支，主要从事细菌的研究和制造工作。此外，在奉天满洲医科大学、北票炭矿台吉医院等地也曾进行过细菌实验。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1917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大连开业，其职责是经营南满铁路(今长春—大连)及一切附属事业。当时，大连地区伤寒、痢疾、回归热、天花等传染性疾病时有发生，患病率和死亡率较高。1913年，日本关东都督府成立了一个地方传染病调查委员会，但是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并未发挥作用。

　　1918年，日本人鹤见三三博士出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地方部卫生课长时，建议成立一个卫生研究所，未被关东都督府采纳。1924年，日本人金井章次出任满铁株式会社地方部卫生课长后，再次提出成立卫生研究所的方案。经满铁株式会社同意，决定在大连下葭町二十番地(今大连沙河口区五一路48号)建立满铁卫生试验所。

　　1925年3月，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强迫当地17户中国居民迁移，无偿征用菜园和棉田13亩破土建设，12月20日基本建成。1926年1月，“满铁”卫生试验所开始业务工作，金井章次兼任所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较小，力量也很薄弱，只有员工30名，其中日本人20名，中国工人l0名。主要生产牛痘苗、菌苗，供日军和“满铁”人员及日本移民使用。

　　1927年4月，“满铁”卫生试验所改名为“满铁”卫生研究所，扩大了卫生试验项目，主要开展对麻疹、鼠疫、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及血清和疫苗的研制，同时增加了水质、饮食卫生试验项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所长金井章次辞职，血清课长土谷钦一郎任所长，不久，病理课长儿玉诚接任。1933年4月至1945年日本投降，由欧美留学回所的安东洪次任所长。安东洪次系医学博士，细菌学家，曾任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细菌战犯。1947年潜逃回国。

　　安东洪次出任所长，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日益扩大，“满铁”卫生研究所的事业也急速发展，不仅两次增加人员，而且增设了生化、寄生虫等研究试验机构。1934年，新盖了注射室、采血室，扩建了小动物室。1935年，扩建了预防液制造室，新建了鼠液制造室。1937年，该所共占地面积38135平方米，建筑面积6120平方米，共41栋建筑。从业人员124人，其中日本人91名，中国工人33名。共设置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疫苗和庶务7个科系，下设8个研究室、5个制造室、7个试验室，附设动物室、仓库、警卫、牧场等。

　　该所在业务方面，分科研、委托实验、预防与治疗及实验用产品57种，并逐年增加;在研究方面，对猩红热、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传染病和食品营养及化学分析、住宅卫生、水质及城市煤尘等项目进行研究;在生产方面，有治疗用血清制品、预防用疫苗痘苗制品、诊断用菌液制品等3大类。除供侵华日军使用外，还在大连、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等地设店销售。

　　1938年，日军七三一部队本部移驻黑龙江省哈尔滨平房镇后，加紧细菌战的准备活动。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将满铁(大连)卫生研究所接管，使之成为日军石井细菌部队的直属机构，对外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对内则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其军内番号为“满洲三一九部队”，其内部设置亦有变化，设有研究科、制造科、总务科;人员数量也有增加，总计250人，其中中国人120人。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细菌试验

　　大连卫生研究所全部建筑和设施都被用3米多高的围墙围起来，围墙上面架有铁蒺藜。整个围墙有两个正门和东、西、南门与外界相通，正门平时关闭着，没有任何标志，由武装士兵警卫，24小时开放，但出入人员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或出入许可证。东、西、南门平时也关闭着，只是进出试验用牲畜和饲草时才偶尔开启。

　　研究所的二层主体建筑被称为“本馆”，呈“山”形，西面建有小凉台，为掩人耳目，北侧正门右边挂着“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牌子;两侧有弧形引坡，引坡两侧排列若干石桩，以粗铁链相连;在“本馆”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通用门与后院相通，这两个门平时也关闭着。“本馆”南侧面向大院有一后门，此门与北面正门相连;进楼后，中间有一楼梯通向二楼，楼梯上方的棚顶有一盏衬着黑底座的圆灯，这盏圆灯瞪着大似脸盆的白眼珠给人以阴森恐怖的感觉。“本馆”一楼东侧有一便门。楼内南北两侧的房门多为铁门，走廊上窗户为木制的。一楼主要是包装、灌装制造疫苗、药剂的车间。二楼分别是化学、鼠疫研究室，中央是安东洪次所长室和图书室。二楼西南角的课长室，间隔着一间暗室，暗室靠东侧小窗下有一个1米长、0.6米高的水槽和暗房，是专门冲洗拍照实验状况胶卷的。“本馆”南侧有炼尸炉，专为焚毁试验后死去的各种动物和感染病毒而死的人。院内南侧有马舍，马舍里喂养的马匹主要用于细菌试验之用，实验完后，便投入大院中央的焚尸炉烧掉。一楼东侧外有一供试验用小动物饲养室，还有一个解剖室。1944年，该所进行活人解剖时，就是在此进行的。在“本馆”的西北侧，畜魂碑旁有一更衣室。更衣室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换外衣的地方，二是换白大衣(工作服)的地方。大院内还有污物过滤室、血清采集室、隔离室、消毒室、兽医室、饲养员室、宿舍、牛舍、牛马检疫室、饲料仓库等。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管理比较严密。安东洪次规定：重要技术不准中国人学(实际上即使是常识性技术工作，中国人也不能接触);重要文献不准译成中文;重要发明创造不准公开发表;重要成果必须首先服务于军事。

　　为了保障细菌的研制，日本军部为大连卫生研究所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物资。在战时物资紧张的情况下，该所仍可以采购到繁殖细菌所需要的各种肉类、鱼、砂糖、淀粉，以及各种谷物等;供研究人员食用的鱼、猪肉、腌牛肉、点心、蛋糕也应有尽有。另外，从“大连卫生研究所全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连卫生研究所还在扩建。第二宿舍正在建设中，第二“本馆”已经做完了规划。可见，日本军部为了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是不惜血本的。

　　关东军七三一部队接管大连卫生研究所后，该所的一切研究项目均纳入石井部队细菌战研究的轨道。首先，调整了业务重点，将以研究为主，改变成“制造为主，研究为辅”。其次，明确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与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关系。规定大连卫生研究所血清原料供应不足时，由七三一部队本部负责补充;当七三一部队本部及各支队需要血清、疫苗时，由该所负责供应。血清和疫苗对七三一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七三一部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试验过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检验细菌或病毒的效能，又能够防止队员被细菌或病毒传染而丧命。随之，大连卫生研究所按照七三一部队本部的命令，开展了对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赤痢等10种传染病菌进行研究。其中，草味正夫主持的有机合成研究室较有代表性。草味正夫原系七三一部队毒物研究班班长，专门从事对活人进行毒品试验。他被派到大连任名誉研究室室长，大约每两个月从哈尔滨往返大连卫生研究所一次，平时担任该室室长的是军医少尉黑木正彦。该室研究人员精干，仅9人，他们每周都派人到七三一部队本部接受研究课题。1943年的一天，黑木正彦命令研究室里的一名研究者研究坏疽菌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菌，人体一旦感染上它，就会全身发热，局部红肿，肌肉出现坏死，治疗时大多需要截断四肢。

　　制造科是大连卫生研究所内部最大的部门，拥有15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日本的青年女性，主要担负细菌制造、药剂制造、动物繁殖等任务。在她们工作的饲养跳蚤的房间里布满木槽，每个木槽的设计宽度以跳蚤跳不出为限，数万只跳蚤在木槽里乱蹦。跳蚤一旦吸食被注射上鼠疫菌的老鼠血之后，就成为可怕的鼠疫菌携带载体，成为传染源。日军再将这些跳蚤投放到中国内地战场上或其他地区，许多中国军民因此而残废，甚至死亡。由此可见大连卫生研究所已参与本部研制、生产细菌，用细菌作武器投入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在大连卫生研究所里，也时有因细菌感染而导致研制人员毙命的情况发生。有位研究员打碎了装有鼠疫菌的烧杯，杯里的水花溅到身上，他因此感染上鼠疫而死掉。

　　三尾丰(当年任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备科外勤曹长)于1994年曾寄来资料，说明七三一部队本部多次派技术人员并携带4台超声波到大连，其中有霍乱菌专家凑正雄技师和细菌班全体成员、昆虫班大部分成员。他们通过超声波来观察被强制接受细菌试验的人和生物体表的深部组织不同反射波型、断层切面图像和心脏、血管的搏动规律等，以此与正常人的生物切面图像和心脏、血管搏动规律加以比较来确定细菌试验的程度和效果。凑正雄到大连后，利用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强冷冻器开展霍乱菌的强冷冻试验。山口吾一军医中佐也率植物班成员来大连参加试验。昆虫班则“大举地来到大连，大量地搜集市内的老鼠，没有问题的做跳蚤、做鼠疫感染鼠，放到前线去”。这再次证实了大连卫生研究所参与本部研制、生产细菌，用细菌作武器投入侵华战争的罪恶活动。

　　田村良雄(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第一课柄泽十三夫大尉主持的柄泽班雇员)交代：1941年10月上旬，根据柄泽命令，“我和另外一名，将装有鼠疫病菌的试验瓶两瓶(每瓶能容纳5000CC)约10公斤，运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的仓内技师”。出于制造、生产各种细菌的需要，大连卫生研究所配有五六百个细菌培养罐。因这种培养罐系石井四郎研制的，在七三一部队内部又称之为“石井菌罐”。它是用铝合金制造的方形箱子，用以取代易碎的罗氏玻璃培养瓶，一个石井菌罐盛装的浓缩细菌浆液，相当于数十个罗氏玻璃培养瓶。可以想见，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细菌生产量是何等惊人。

　　高田国胜在1954年7月8日检举材料中说，大连卫生研究所“过去是进行细菌和病理方面试验研究工作的”。“大约1944年秋天，为培养细菌而饲养的老鼠逃跑了，以致于葭町一带的日本人住宅区被断绝交通，禁止出入达一周之久。”日本殖民当局将这一带封锁，为的是避免住在日本住宅区的日本人传染上鼠疫。对此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他们则不管死活，而且还封锁消息，以致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连最起码的预防措施也没有采取。

　　山内丰纪(系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渡边道博士的助手)称：“在该(大连)卫生研究所具有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在细菌室用于大量生产，日本投降时(由于来不及处理)全部扔进大连港外海里”，这给大连人民的生活带来了隐患。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大连卫生研究所同哈尔滨七三一部队平房本部一样，也极为残忍地使用活人作细菌实验。原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1954年8月11日口供称：“1944年2月至3月，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部队所辖的大连细菌研究支所，要求我批准用西堀红十字医院(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前身)的活人作细菌实验。我记得曾批准过一次，将一个人作了细菌实验。对这一行为，我应负直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研究准备细菌战的责任。”在大连这个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地方，大连卫生研究所通过不同渠道找来活人作细菌实验，当然不会有什么顾忌和困难。由此推断，大连卫生研究所进行的活人实验，决不仅仅是上述这一例。1995年10月5日，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来大连谢罪时(1943年他曾参与破获沈得龙大连地下电台一案)，曾亲口对大连史志办公室的人讲，当年他的一位朋友就曾在大连亲眼看见过用中国人作活体解剖实验。

　　大连卫生研究所置于军事体制统辖之下以后，各科、系、室负责人及技术人员、职员、雇员全部是日本人，连锅炉工、门卫也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做一些饲养大小动物、清扫卫生、货物搬运等勤杂工作。据国家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前身为大连卫生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记载：该所等级森严，保密制度极为严格，对中国人的戒备和控制尤为严厉，每天进出该所的中国工人，都要受到日军警卫的搜身检查。所长安东洪次还规定：重要技术不准中国人学，中国人在所里不准进入专为日本人服务的商店。日本人自恃高人一等，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随意辱骂和殴打，所得工资仅是日本人的百分之七。1938年，中国工人薛立新，在饲养细菌试验的猴子时不慎被猴子咬伤，不久死在所里。该所不但不给必要的抚恤，不给棺材，还“拟将他的肉做培养基用”。1940年，该所曾发生火灾，中国工人孙吉善因救火被烧死，该所却分文不付。

　　大连卫生研究所为了生产细菌饲养了大批动物，安东洪次为此在所里为动物建立了一个“畜魂碑”，每年3月20日和9月20日，中国人都必须在碑前集合、整队，给动物的牌位下跪磕头。每当此时，安东洪次一边假惺惺地大谈“日中友好亲善”，一边把畜魂碑作为处罚中国工人的场所。1940年，该所发生火灾后，该所当权者竟称是由于中国人不尊神所致，于是将全部中国工人召到碑前，罚跪、磕头、请罪。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时，他们一面在研究所销毁罪证，一面以“战争变化”为由，将全所120名中国工人全部开除，该所的中国工人受尽了欺压和凌辱。

　　奉天满洲医科大学做活体实验的残暴罪行

　　日本侵略者在研制细菌武器过程中，采用了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手段，即直接用活人做实验和用活人解剖。这种方法不仅在它的细菌战部队(七三一部队、一○○部队、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等)里进行，而且还在其控制下的满洲医科大学里进行。虽然以活人为“实验材料”的实验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它的罪恶历史是掩盖不了的，仅从已披露的材料就足以证明这些罪行。

　　满洲医科大学是1911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沈阳建立的。从建校之日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它们也把这所大学作为细菌实验、研究基地。七三一部队中的很多细菌战犯曾先后担任过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如七三一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少将)、大连卫生研究所长安东洪次(少佐)等。

　　北野政次，曾用名北野政藏，他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先后担任七三一部队长，任职期间，直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活人实验，制造与使用细菌武器，还培养有关工作人员。他任七三一部队长前，在满洲医科大学任教授期间就直接用活人(中国人)做细菌实验，这可从他1939年1月11日亲笔撰写的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的报告书中得到充分的证实。这份报告书是一个名叫张大华的中国人于1948年发现的。他曾在长春卫生技术厂工作过，在整理他的同事——斑疹伤寒专家、日本人河野通男的遗物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以人作为“实验材料”的铁证。报告书上的署名除了北野政次之外，还有该校微生物学讲师岩田茂和该校研究员渡边荣，他们是北野政次进行细菌实验的助手。

　　报告书是用日文写的，在封面上用红笔勾着“秘”字，全文约有1.5万字，附有50幅图表。报告书用六章的篇幅，详尽地记叙了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方法和实验成果。在该文的第三章“实验材料及方法”中写道：“我们在临江八道江获得10名‘志愿者’和3名死刑‘犯人’，得到了作人体实验的机会。……供试验的人体，系选用不曾得过斑疹伤寒及其他急性热性病的三十二至七十四岁的健康男人，除商人及工人各一例外，其余都是于五至三十年前由山东来到关外的农民。这些无辜被害者是：孙?菖鸣、齐?菖山、秦?菖贵、王?菖正、李?菖春、陈?菖如、宗?菖耀、曹?菖光、宗?菖勤、将?菖凯、李?菖一、李?菖春、韩?菖学。

　　北野政次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地记录了对每个无辜者进行“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例如，对齐?菖山的实验记录为：

　　“第二例(皮下注射疫苗1.0CC)：齐?菖山(死刑犯人)，男，四十一岁，六年前由山东来西安炭矿做工，素健康，不曾患斑疹伤寒及其他热性病。无弟兄。

　　1/XⅡ左肩肿皮下注射疫苗1.0CC，30日后注射M.91。传60代之海猪905心血1.0CC，于右下膊皮下。注射后热型如第7图人体2。

　　注射疫苗后，压痛继续1日，并无红肿硬结及全身反应。

　　注射病毒后第十二日，体温37.5℃，第十三—十四日升至39℃上下，十五～十六日达40℃，第十七日处置，解剖。

　　注射病毒第十四日厌食头痛，眩晕，第十五—十六日已不进食。

　　疹于第十三日发现数个，十五日增至数十个，并有出血斑，十六日，数量更多延至上膊。

　　注射病毒前第Weil-Felix反应阴性，十七日后200倍阳性。

　　发热第四日静脉血给海猪接种，一匹于第四日死，另一匹(951号)于第八日发烧继续六天。此951发热第二日，采心血1CC。注射957亦发典型热……”

　　其他几个人的情况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在北野的报告中有十分详细的记录。而北野用活人做实验，绝不只是这13名无辜者，他们只不过是无数牺牲者之中的几个而已。

　　在伪满医科大学解剖室里，日本侵略者还进行过活体解剖，究竟活活地解剖过多少人很难统计，据当时在解剖室任实验手的张丕卿于1954年揭露：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伪奉天南满医科大学解剖室，先后进行过5次左右的活体解剖。受难人数，约为25名左右，一次是3人，一次是7人，一次是12人，另外两次约2至3人，均为男性，年龄在30至40岁左右……有朝鲜人1名，德意志籍人1名，俄国人5至6名，其余均为中国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控制得非常严密，当时这些人是从哪里抓来的，他们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都严加保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张丕卿说：“这些受难者都是在夜间由日本宪兵押送到学校，当夜即进行解剖，届时解剖室的周围都由日本宪兵进行严密的戒严……解剖完全由日本人进行，其中由解剖教授铃木真吉做技术指导，解剖者为照井?菖?菖(日本人)和助手西村?菖?菖、板东?菖?菖等人。解剖的目的是取活体的脑、脊髓、内脏、肌肉、皮肤等，进一步做成组织切片，进行研究。所有整理工作都是在次日上班以后，由我、刘学琪(实验手)、西村?菖?菖等人来做。在这同时我亲眼看到，受难者的头颅已被锯开，大脑被取出;背部正中也被锯成一个深沟，脊髓被取出;胸、腹腔均被剖开，心、肝、脾、肺、肾、肠均被切去一部分，作为研究的材料，甚至双眼也被挖去，整个身体无一完整之处。在尸体上、解剖台上、地下均是血迹淋淋的鲜血(鲜红色)，皮肤颜色和硬度与活人差不多(这些均与尸体解剖的情况不同)。情况的凄惨，真是目不忍睹。”

　　这些被日本侵略者活活地残杀在解剖台上的人，用日本人西村的话说“是从衙门送来的”。西村指的衙门是日本宪兵队。他们之中不是抗日志士，就是无辜的百姓。由此推断，日本侵略者用活人做实验，或将活人解剖进行各种研究，绝不局限于满洲医科大学中，做实验的也绝不仅是上述的13名，做活体解剖的更不仅仅是张丕卿记住的那25名。这38名无辜者，只不过是无数牺牲者之中的少数而已。

　　细菌实验造成的灾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七三一部队慌忙撤回日本。为了掩盖其罪行，在撤退时，他们杀死了关在监狱里的所有准备进行试验的人，炸毁细菌实验基地，但一些带各种病毒菌的小动物并未被全部炸死，致使一些带鼠疫的老鼠到处乱跑，传播鼠疫，造成了1946—1947年东北不少地区鼠疫流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维。

　　1946年夏季，阜新县泡子乡田家窝堡村鼠疫流行，据说是一个名叫邵四的农民从外地带回来的。染疫者迅速死亡，村民张守忠的妻子由炕上下地盛饭，就瘫在地下，不一会儿就死了。王振武的妻子染疫后，约10分钟就死了。郑锡荣一家死了5口，连请来治病的巫医杜锡九也死于鼠疫。此时田家窝堡人心惶惶，想方设法躲避灾难。街道上用秫秸做成路障，禁止通行，几乎家家户户的房门上都挂上“铧子”，说是能“避瘟疫”;有不少人家贴红春联表示过新年，说是能躲过“瘟疫年”;有的人不敢在家里住，全家人到野地里躲避。尽管作了上述努力，但也逃不了厄运。这个村的中街有18个大院，只有两个大院没有死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死人40余口，占全村总人口的1 / 10左右。田家窝堡乡的鼠疫流行也殃及阜新县旧庙乡，该乡7个村屯，共有96人染疫，9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96%。

　　1946年夏季，瘟疫病在我国东北大肆流行。三四个月时间开原县人民死亡约3000余人。这次瘟疫的流行是日本细菌部队罪恶的又一直接后果。

　　1946年7月至8月，由于第一○○部队将大量霍乱病菌投放东北各地，致使开原老城镇内瘟疫流行，从镇内西街石塔、扶余，遍及南街，一直蔓延到东关、教军场各村。两个月时间，由于瘟疫肆虐流行，死亡达700余人。清河畔黄龙岗墓地埋葬中华儿女尸骨的坟包暴增，致使一些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悲惨情景令人目不忍睹。一时间，老城镇街头，出殡报丧的人群接踵而过，几家棺材铺的棺材抢购一空，专以轿房抬杠为职业的轿夫，生意兴隆。一些患了瘟疫病而死人的家里没有棺木，不得不用木柜改制棺椁。家境贫困的，用炕席卷尸，用破被、褥单裹尸。苦难的老城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的血泪账。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官吏对此熟视无睹，根本不加理睬。城内居民家家大门紧锁，轻易不敢出屋，唯恐染上瘟疫，闹个家破人亡。

　　老城镇首例瘟疫病人发现在西关外一个姓陈的家里，全家五口人，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个吃奶的男孩儿，外加两个上了年纪的老人。1946年7月的一天，老太太突然发病，拉肚子、呕吐，不足半天时间便故去。家里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于是儿子和父亲张罗料理丧事，到镇上去买棺材。不料老头和儿子把棺材弄到家，没两袋烟工夫，老头也与世长辞了。儿子哭得死去活来，无奈还得去买棺材，把棺材拉到家里没多长时间，见到媳妇又病倒了，不一会儿也咽气了。结果仅仅一个上午，这位可怜的男人竟也一命呜呼了。5口人中剩下的吃奶男孩，被亲戚抢先抱走，才幸免一死。就这样，一条不足百米远的西关小巷，仅仅四五天时间，因患瘟疫病竟相继死亡90多人。几乎家家都摊上了，活着的人所剩无几。当地老百姓说，那些天里，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头一天还在一起唠嗑，第二天竟突然死掉。人死了开始还有人帮助出殡，后来人死多了，也就没人帮助给出殡了。

　　石塔街当年染上瘟疫病险些丧生的张凤琴老人回忆，她当年是个14岁的童养媳，一天去市场买菜回来磨米，突然感到头晕，嘴角麻木，吐绿水，拉肚子，病倒后昏迷，人事不省。家里人准备了棺材，屋里只剩她一人，房子被人用草绳子圈上，戒严封锁起来。她苏醒后，使出吃奶的劲儿，挣扎着爬到屋外。后来由亲戚用药，止住了腹泻，才获得了新生。

　　扶余街瘟疾病流行得也很严重。据张鸿超老人讲，当年他们院内5户人家，不到10天死了5口人，人死后，吓得没人敢给往外出殡。可见，当时的情景多么悲惨。

　　老城镇东郊教军场村，1946年，全村人口约七八百人，当年秋天，街面上一位从沈阳来的过路人，因病死被扔到村东大坑里，结果，成了教军场瘟疫侵入的传染源，闹得瘟疫流行达一个多月，波及全村20多户人家。首先从村东头一些人家开始，逐步往村西方向蔓延，有的一家人死了3口。王富春老人当年17岁，他回忆说，他父亲、母亲得病后，家里由于贫寒，根本无钱买药治病，老父发病3天病故，不大工夫，年迈的老母也咽气死去。第二天，帮忙料理丧事的叔叔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王富春老人本人当时也染上了瘟疫，病势也比较重，多亏本家的叔叔、婶婶请了医生及时诊治，才幸免于难。村西头一家姓朱的5口人，竟在一天之中发病死掉了四口人。可见瘟疫在当年是多么残酷无情。

　　当时，受到瘟疫感染的地区绝不仅限于阜新和开原这两个地区，而是波及整个辽宁乃至东北地区。1947年9月20日，《东北日报》以《辽吉鼠疫愈趋严重，二十县死亡近万人》为题，对疫情作了报道。可见，灭绝人性的细菌部队给辽宁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深，波及范围之广是不可想象的。

　　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部队给辽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如同噩梦一般带给人们无限的惊悚与恐惧，如今，虽然噩梦已醒，但留给人们的却是不可泯灭的记忆与无限深沉的思考……

　　(本文摘自《历史永远不能忘记——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图文纪实》，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1 0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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