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何选择不抵抗？
2023-07-25 10:31:52  来源：方琢月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两种解释：

　　1931年9月18日晚上十点左右，日本关东军柳条湖分遣队的一个小分队偷偷来到东北军北大营附近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引爆了一颗炸弹，炸毁部分铁轨，并将3个乞丐的尸体放在铁路旁，穿上东北军的军装，制造出中国军人破坏南满铁路的假象。爆炸发生后，日军随即对北大营和奉天(今沈阳)发起进攻。这时东北军的统帅，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正在北平看戏，他接到在沈阳负责军防的参谋长荣臻的紧急电话，被告知日本正在进攻沈阳和北大营。在对日军意图尚不明了的情况下，张学良指示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荣臻遂将此命令转达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人营房，均可听其自便。”2据传他还给北大营第七旅下了一条稀奇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3但中国军队一厢情愿地隐忍并未产生任何回应，日军冲入营院后，枪炮齐发，举火焚烧，士兵束手被杀者甚多。王以哲随即又打电话请示张学良，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许抵抗!次日凌晨，关东军第二师团二十九联队占领吉林，并于同一天内攻占长春、安东、营口，21日又占吉林。三天之内就占领了除锦州之外的辽宁、吉林省要地。

　　根据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南京政府及外交部的报告，当时日本在东北共驻军14760人，再加上宪兵、警卫队、飞行员、警察等，总计有军事人员26882人。4而东北军方面，虽因中原大战及石友三叛变抽调了部分主力入关，但驻守东北的军队仍然有十余万。双方兵力如此悬殊，日军何以敢贸然挑起战争?为何又能在短短数天之内掠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这首先要归功于东北边防军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张学良于19日向南京致电报告九一八事变时说：“日军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5 9月24日张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文中又声称，“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6后来张学良与汪精卫交恶，汪根据这两封电报给张取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外号，张学良遂背上了不抵抗的恶名。

　　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

　　究竟谁应该为“不抵抗主义”承担责任呢?关于这个问题，通常有两类说法。

　　第一类说法，是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严令张不许抵抗，张学良只是执行命令，之后又替蒋背黑锅。例如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并且说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7又有一个传闻，说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曾宣读一份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即九一八事变时，蒋给张下达的不许抵抗的命令。还有人说，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打电话向南京方面报告，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熊斌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说：“不能打。”8此外，冯玉祥以及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也曾有过此类回忆。

　　第二类说法，是张学良因为判断失误而选择了不抵抗。这个说法主要是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提出来的。据说由于九一八之前，日本在东北常常制造事端，而张学良总是谨遵蒋介石忍让不挑衅的要诀，化解各种争端，以致对日方各种骚扰都习以为常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大家都以为这不过是日本人的又一次挑衅，并未将它作为军事行动来看待，事变后又以为日本会服从国联裁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为说服阎锡山一致抗日，曾对他解释过九一八事变时自己不抵抗的内情。到晚年他接受唐德刚采访时，又将这个话拿出来，他说：

　　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说你责备我不抵抗，不但你责备我，国民也责备我，我不接受。但你要责备我一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我说你责备这个，那我接受。9

　　这两类说法应该说都有偏颇之处。第一类说法显然是别人在为张学良开脱。张学良因为其日后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爱国者。中国人向来有道德至上的思维逻辑，人们都认为楷模都具有道德上的一致性。既然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是爱国的，则他九一八事变中，其实也该是个爱国者，他之所以没有做出爱国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而该由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坏人的家伙来承担责任。这个坏人自然就是蒋介石及他所代表的南京政府。蒋作为九一八事变中方决策的关键人物，当然对事变的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至今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9月18日晚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任何命令。事变发生当日，蒋介石正在乘坐军舰前往南昌的路上，根据现有的史料，事变后蒋给张最早的一份电报，是于9月19日晚8 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内容如下:

　　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10

　　可见蒋介石在19日才得知事变消息，因此没有可能在事变当晚给张学良发电文，或向军委办公厅下达不抵抗命令。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在事变爆发的短时间内发那么多电报，也是绝无可能的。在事变发生直至12月8日前，也查不到张学良收到过任何明确的军事命令。期间蒋对张有过多次指示，但都是模棱两可，这些指示的内容基本上可归结为：(一)不许擅自签丧权辱国的条约，(二)尽量倚靠国联调停，(三)其余自己看着办。此外，张学良本人在晚年也一再否认这类说法。他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说自己不能把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后来接受唐德刚先生采访时，他又郑重说明绝无此事：“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按：指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11

　　在第二类说法中，张学良虽然主动承担责任，其实仍然有为自己开脱之意。他并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他所认为的“错误”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是在日军进攻北大营及沈阳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挑衅，而是蓄谋已久的军事入侵;第二，是已知日军侵略意图的情况下，他错误地判断日本会因国联的干涉而退兵。张学良之所以把这两个错误揽到自己身上，是心知这个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犯的，恰恰是他与南京政府共同存在的问题。日后他在《杂忆随感漫录》里回忆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言下之意说我不抵抗是得到了政府允许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种种迹象表明，在事变发生前，张学良对日本人的异常是有所察觉。此外，如果说9月18日至21日由于对形势判断失误，不及抵抗，还可以理解，但此后不战而退入锦州，就不是简单地判断失误说得过去了。尤其是11月初，马占山部在嫩江桥孤军抵抗日寇，打响了中国抗日的第一枪，全国为之振奋，但张学良仅仅是电令马“饬死勿退却”，自己却按兵不动。没有给马提供任何援助。

　　所谓判断失误之说最没法解释的问题，是张学良主动退出锦州，导致东三省彻底沦入敌手。沈阳沦陷后，东北军的公署和辽宁沈政府迁至锦州，此处是榆关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阻挡日军向华北入侵的咽喉。但张学良并不曾做死守锦州的准备，反而从11月底或12月初开始，打算撤出驻扎在锦州一带的东北军主力。为此顾维钧与12月3日急电张谓：“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 5日顾维钧和宋子文又联名致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13蒋介石也电张谓：“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14，但张依旧要从锦州撤出两个旅。顾维钧闻讯后又致电张苦劝：“惟当此国人视线群集锦事之时，军队稍一移动，势必沸议全国，为兄着想，似万万不可出此。……缘日人诡计多端，我退则彼进，彼时新政权统一东北，则不可挽救也。”15顾维钧早已看到日本有可能在东北建立伪政权，到时候再想收回三省就是千难万难了。南京政府也于25、30日接连电张：“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须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顿均有守土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16日军于27日左右开始进逼锦州，但此时张学良不顾各方劝告，中央电令，依旧继续撤军。1932年1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攻占锦州命令之时，东北军主力已撤出锦州一带，日军在略遭抵抗后，即于1月3日占领锦州。而张学良却谎报军情说：“我军奋勇应战，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弊野。卒以全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至于江(三)日失守锦县。”17以上种种事实，显然不是张学良晚年那套说辞能掩饰过去的。

　　二，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双方的政局

　　其实两类说法都折射出同一个问题，即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失误，究竟哪些是处理对日关系中，地方和中央共同犯的错误，哪些又是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时出现的问题，前一类错误可以看做是蒋、张共同的错误，而后一类问题，则是张学良自身的因素造成的。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困境之中。自1929年以来，蒋介石因裁军问题先后与地方实力派发生一系列混战。1930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又进行了一场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百万，战争历时七个月，波及二十多个省，给国家的经济和民生造成极大破坏。经过几个月观望之后，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向各方发出了“拥护中央”的巧电，随即率东北军精锐出关助蒋，致使战争局面急转直下。阎锡山望风而逃，冯玉祥部下纷纷倒戈，中原大战随即结束。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以及此次入关助蒋，都为蒋介石扫平了极大的障碍，蒋因而也有了很多感恩戴德的表示。张学良被任命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明星。从1930年10月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应该说是蒋、张最为亲密的时期。他们在1931年7月，还联合剿灭了石友三的叛军。这时候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存在着奇特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好如胶漆，情同父子;但另一方面，张学良毕竟是地方军阀，虽一再表示服从中央，在自己东北的老地盘上仍然拥有极大权力。这是蒋介石不无顾忌的。

　　蒋介石在获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后志得意满，认为这是自己统一中国的最好时机，他声称“此次讨逆战事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18随即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开始计划制订约法、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结果遭到国民党内声望极高的元老胡汉民的强烈反对。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几日后又向外报道胡已辞职，引起国民党内矛盾大爆发。5月底，国民党内以孙科为首的改造派、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其他各派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并于28日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揭露蒋介石关押胡汉民、非法召开国民会议等罪状，限令蒋于48小时内下台。蒋介石此时正调集军队主力到江西搞“围剿”，无力对广州进行征讨。两个政府遂陷入鸡飞狗跳的争吵之中。日本军方正是看准国民党内斗不休的时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宁、粤双方都以此为口籍，相互扯皮，攻击对方。蒋介石指责粤方在日寇当前之际搞分裂，呼吁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而广州政府则坚持要求以蒋介石辞职作为合作的条件，逼蒋下野。这时蒋介石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深感力不从心，“夫我内乱不止……而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弊已极，虽欲强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19而张学良一则因东北军大部主力尚在关内，二则坚持认为只有在国政统一的情况下才能抗日，也不敢轻易动武。尤其蒋、张素来都对日本有畏惧心理，认为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败，败则必亡国灭种。

　　此外，由于田中内阁倒台，主张对华不干涉的币原喜重郎重新上台担任外相，中日关系出现缓和。在九一八之前，蒋、张心中的头号大敌实为苏联而不是日本。1929年7月，在蒋的授意下，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铁路事件，导致中苏绝交，双方更于十月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以中方败北而告终，东北当局被迫与苏联签订《伯利条约》，但南京政府却拒绝承认此条约，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东铁路的纷争依然没有完全解决。而蒋介石主张“攘外须先安内”，坚持对苏区进行围剿，其顾虑之一，也是怕苏联以此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日本的不断挑衅，他们唯有寄希望于力避冲突，仰仗国联。蒋介石在事变之前，一再叮嘱张学良对日军挑衅须忍让。如由日军挑起的“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让他“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为”，又叮嘱他“此非对日作战之时”20张学良随即通电东北政委，不能开战，只能据理力争。“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按：此即所谓“铣电”，但该电至今尚未发现)张又旋即电令东北各军负责长官一体遵照执行。21这种“力避冲突”的政策，在事变发生后又因对日方的意图不明及对于国联的依赖，演变而为“不抵抗主义”。由于“中东铁路事件”的教训，蒋介石于事变后又反复指示张学良要谨慎处理。他担心张学良如前事一般擅自与日方签约。如9月2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略谓：“若日本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22 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等人去南京汇报事变详情，当晚蒋介石与万福麟谈话，特意要万转告张不能与日本签约，“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希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23这种态度又加深了张学良对于服从中央，坚决不抵抗的立场。如前所述，这种局面正是蒋、张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造成的，本质上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刚刚统一，双方都不清楚彼此的底线所致。

　　为什么会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都会选择相信国联呢?首先此前国联和美国，对维护一战后按照华盛顿体系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并不是毫无作用的。例如，1922年美国迫使日本将胶州租界区归还中国，并组织签订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九国公约》，约定共同维持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1927年，国民政府向各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国联对日本的影响，又和当时日本复杂的国内形势有关。日本虽经明治维新走上了变法自强的工业化道路，但其改革的不彻底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很多隐患。1889年日本颁布了《明治宪法》，规定所有军队由天皇统帅，但天皇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这就导致军部实际上可以自行其是，脱离首相和内阁的控制。军部和外务部之间常常矛盾重重。虽然两者都有侵略扩张的意图，但军部更激进，而外务部则偏向于渐进的稳重策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尊重华盛顿体系，对华采取“不干涉内政”，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币原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由1924年出任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提出来的，他在就任后表示：“权谋术数之策略以及侵略性政策之时代已经完全过去，外交在于踏着正义和平之大道前进。”“我们绝不牺牲他国以满足自己非理性的欲望，也不为所谓侵略主义、扩张领土这种事实上不可能的迷梦所动摇。”24“币原外交”的形成，和日本历史上因急于扩张而遭受打压的经验教训有关。日本是个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在甲午战争时，就有过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挫折。1915年，急于灭亡中国的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无力拒绝，故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出去，引发全国舆论的强烈愤慨，同时也引起了英美等列强对日本的警惕。一战以后，日本对中国胶州、大连等地的野心，尤其引起了美国的反感。美国通过多方面的途径打压日本在远东的势力，甚至迫使日本归还了中国胶州租借地。而币原外交正是日本在赤裸裸地军事扩张受到阻拦后不得不另谋出路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币原外交的政策背景下，美国和国联对日本其实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币原喜重郎

　　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以及美国对日本扩张政策的反复打击，使得日本国内的法西斯思想急速升温。由此形成了外务部与英美妥协的“币原外交”，以及军部与英美对抗的亚洲门罗主义之间尖锐的矛盾。在对华态度上，前者主张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合作的方式发展中日关系，后者则主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7年4月，拥有军方背景，并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田中上台前夕就发表了攻击币原外交的演讲，强调“因为中国的政局正在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所以日本有必要从‘自卫的立场’出发，与各国协调，采取适当措施。”25上台不久，田中就组织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确定满蒙是日本发展的极重要目标，必要之时将予以武力干涉。中国媒体更谓在“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入侵满蒙的全盘计划，即所谓《田中奏折》。(按：关于此奏折的真伪，目前尚有争议。有人为人是国民政府伪造的。)为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田中义一还下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但即便以田中的强硬，也仍然满足不了军部急于发动战争的要求。田中主张协助、扶植张作霖，扩大日本在满蒙的利益;而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激进将领，则想要推翻张作霖，另立傀儡政权。这样，在外务部和内阁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擅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1928年6月3日凌晨将东北军统帅张作霖炸死，并伪造现场，事后说成是“南方警卫队”所为。河本的原意是想乘张作霖之死制造混乱，然后让关东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满蒙。但东北军各将领成功制造了张作霖未死的假象，同时秘密通知张学良化妆潜返沈阳，继承父职。因为摸不清张作霖的伤势，关东军不敢擅自行动，而田中义一又否定了出兵的议案，26河本的计划不但没有得逞，反而促使张学良痛下决心，于12月底宣布东北易帜。田中在查知“皇姑屯事件”始末后，坚持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惩处肇事者，但受到陆军部的重重阻挠，最后只能象征性地给河本大作一个停职的处分。由于“济南惨案”导致中国日益高涨反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浪潮，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皇姑屯事件”又引起日本政界的轩然大波，不久后，田中内阁就倒台了。继任的首相滨口雄幸继续任命币原喜重郎为外相，于是“币原外交”再次上台。1929年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表示支持裁军，中日关系又趋于缓和。但内阁裁军的举措，越发激起了军部的不满，使得他们加紧策划入侵满蒙的计划，并让关东军在东北频繁地制造事端，寻求挑起战争的机会。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的火车

　　正如“皇姑屯事件”那样，“九一八事变”也是在日本外务部和内阁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的几个参谋擅自发动的。事实上，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尔等人原本计划在9月28日发动事变，但日本军部考虑到日满关系日趋紧张，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视察，结果消息泄露，板垣等遂决心乘建川前来传达命令之前，提早行动。因此，九一八事变是以特殊形式爆发的战争，事前没有经过日本政府上下的一致协商，所以事变发生之初，军部和外务部之间就显得矛盾重重。事变次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币原外相连发了30多封电报，并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的行动”，27同时，林还对板垣征四郎说：“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尽量不将事情扩大，应通过外交机构处理时间”，他还向币原建议，“希望政府也采取紧急制止军事行动的适当措施。”28同一天内阁就事变召开会议，若槻首相在会上说：“这次事件真的是中国士兵破坏铁路，并攻击防守铁路的士兵引起的吗?真的是正当防卫吗?如果不是，而是日本军队的阴谋活动，我国将如何面对世界?我非常遗憾发生这样的事。”29币原外相甚至在26日的内阁会议上说：“现在关东军把多数兵力部署在吉林，这将给外交谈判带来极大的困难。如果陆军不肯从吉林撤退，我将辞职。”30内阁根据内相、外相的意见，决定了“不使现今事态扩大”31的方针。这一方针暂时延缓了关东军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当时的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若是在场旁听，恐怕都要感动得流泪了。

　　就像当时的国民政府存在地方与中央、南京与广州的分歧一样，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外务部和军部的对立。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张学良在东北经常和日本人打交道，对日本的国情和动态相对了解。日本想利用宁、粤分裂从中获利，而蒋、张也希望通过国联的调停，影响日本外务部，迫使日军撤兵;他们以为在币原外交的政策下，日本依然会服从国联的调停;各国为了维持华盛顿体系以及在华利益，也不会愿意看到日本坐大。张学良晚年反思这个问题时说：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怎么站得住脚?32

　　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还曾暗地资助床次竹二郎参加竞选，试图以此影响日本政局，结果床次不争气没选上。事变后他又想凭和日本人的关系，抛开国联直接同日本谈判。中日双方彼此都试图利用对方的矛盾展开博弈。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明显的局面，身在局中的蒋、张看来却是十分复杂，张晚年回忆他的判断失误，一再强调他当时“情报不够”，其实是说起来，还是情报太多了。尤其是日本外务部和军部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好像北宋靖康之变时，金国的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一个唱红脸喊和，一个唱黑脸喊打，搞得钦宗小皇帝又害怕，又心存侥幸，反复忽悠下六神无主，终于自毁长城，亡国被俘。日本当时也是这样，关东军一闹事，外务部就出来制止，将军事冲突外交化。因此包括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很多人在内，都习惯了通过外交途径去和日本交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怎么能开枪呢?一旦打起来，就不是外交事件了，就是战争了，而在他们看来，中国当时实力是根本打不过日本的，中国唯有尽量控制事态，让军事外交化，外交国联化。在蒋、张看来，外务部恐怕要说：张副司令你别动，你动了，我不好跟军部交涉了;当时所谓《非战公约》根本没有区分侵略战和自卫战，国联恐怕也要说：蒋先生您别动，动了就违反公约了，我们就没法裁决了。因此蒋介石在事变次日的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33张学良也于20日致电吉林公署：“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34他在晚年回忆时也承认：“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35然而日本军部势力不断扩张，1932年5月，狂热的军人闯入首相官邸，杀害了打算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犬养毅首相，自此内阁彻底法西斯化，日本最终于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因此，中日关系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中国方面的态度由“力避冲突”，演变为“不抵抗主义”;日本方面则由外务部控制军部，演变为军部控制外务部。由此，九一八事变后就出现了日本战而不宣，中国假装没开战的古怪局面，导致东三省和热河省逐次沦陷。

　　因此，恐惧日本军事实力，迷信国联调停，对币原外交心存幻想，这是当时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处理外患时共同的错误，应该说，不全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在这些问题上，张学良的不抵抗，只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他本人也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关于此类问题的具体表现，已有许多著作和论文讨论过，限于篇幅，本文就不拟详细展开了。

　　三、张学良个人的私念

　　那么张学良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张学良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严格遵照此类指示办的，且看张在事变次日给南京政府的电报：

　　日军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5

　　电文中“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等词，显然是自认为处置得当，完全按中央指示办，甚至有点邀功的感觉。

　　这天他又对《大公报》的记者说：

　　君来为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十八晚)十时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袭，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36

　　二十日晚，张又于协和医院对中外记者发表讲话说：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37

　　显然这时的他深信不抵抗是正确的，不但向上级汇报，而且要向媒体宣扬，谈到各种不抵抗的举措，他都要强调是“余下令”，甚至坦言“当被击毙三人”，仿佛毫不还手至被敌人打死，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牺牲。

　　为什么他要把不抵抗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甚至还积极对外宣扬呢?这首先是因为他当时深信这是最有效的举措，并希望以此引起国联的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他个人进一步的用意。张学良终身致力于国家的统一，痛恨分裂内战，这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他在1927年奉军与北伐军交战时，就力劝张作霖息兵罢战，甚至还曾计划发动兵谏。他一生之中的重大举措，如东北易帜，出关助蒋，最后不惜发动西安事变，都是为了结束内战，统一中国。他多次在回忆中表达对内战的厌恶之心，如在《杂忆随感漫录》中，他曾动情地写道：

　　我初为军人，存学剑一试之心，经过连年内战，身经目睹，感慨多深，使我心情上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无目的的互相厮杀，忽而为敌，忽而为友，双方所牺牲者，多为英俊有为之士，自相残伤，实深痛心。

　　(二)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挑拨待机，某夺权利，我曾为南京，济南事件，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全国放弃阋墙之争，一致团结对外。

　　(三)因军事之破坏，殊少建设，大伤国家元气。人民流离失所，老弱转于沟壑，沉思反问，这是何人之过失?时而疚心如焚。

　　(四)死伤官兵，虽有抚恤，皆无完整妥善的处理，尤以失败的军队，伤患官兵，时流为街头乞讨，虽系敌人，但皆属同胞，同系中国军人，触目伤情，不能自抑。更进一思维，此种无畏死伤英勇壮士，是何为乎?

　　(五)物力人力，如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使那些英勇军人，为国牺牲，忠魂可慰，而况外患频仍。我们何苦自相削弱，为仇者所快乎?

　　基于上述种种的心情，我遂立下决心，不再从事内战，致力团结统一，建设地方，促进民主，竭力图强，以御外侮。

　　在张学良心中，统一的重要性是无以过逾的。此时的中国大战刚刚结束，又因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引发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公开对抗的局面。1931年7月，广州政府还成功策动了石友三叛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之间不但不能团结一致，抵抗外辱，反而借机相互攻击要挟。张学良对此种局面极为愤慨，他在10月12日致何柱国的信中说：

　　现在最重要者，要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强敌，内可以除卖国贼。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类者，确愿做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点小利禄，言之不觉泪下。夫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

　　此信写了三天，今日忽接唐少川电，又唱高调(蒋下野，另组新政府)，可叹!到这步田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丧】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爱戴，敌人之看不起也。38

　　李完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分裂状态，宁、粤双方迫于压力，不得不摆出愿意和解的姿态，但广州政府坚持要求合作须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蒋无奈之下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作为爱国的军人，张学良觉在危难关头，各方不但不拥蒋抗日，反而乘机逼领袖下台的行为，这种行为无异于卖国。他在《杂忆随感漫录》曾回忆当时的心情说：“但使我最心痛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政府”。因此张学良之所以忍辱退避，坚持不抵抗，且对外不断宣扬，是认为自己在以实际行动拥护中央，维护国家的统一，更是为此时争吵不休的宁、粤双方做出表率，这和他在中原大战时发“巧电”用意是类似的。又由于在事变前，南京政府及蒋介石一再指示张对于日本的挑衅一定要忍让，则这种顾全大局，痛恨分裂的心理，无疑会促使张学良对于不抵抗的政策执行得更彻底。

　　出于对日本军力的恐惧以及全国应统一抗战的想法，张学良认为，抗战需以政权统一为前提，张曾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39这其中自然有为自己保存实力的考虑，说到底，张学良终究是军阀出身，在军阀看来军队就是一切，他日后在西安阳奉阴违地搞西北大联合，同样有不愿消耗实力的因素。王化一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张学良说过这么一句话：“汉公表示‘不为瓦碎’的主张。他说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40所谓“瓦碎”，就是指东北或锦州单独抗战，而“玉碎”就是指全国统一抗战。这又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这时的张学良对南京政府以及蒋介石都有猜疑，尤其是张多次要求政府支援锦州抗战，而政府除了象征性地派遣一支航空队外，并无实际行动。后来有许多人怀疑蒋介石想借日军之手削藩，身在局中的张学良，对此恐怕也不无顾虑。张学良不愿意用部下的生命去换取政客争权夺势的资本。蒋下野之后，故意指示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导致孙科政府上台后无法征税，不得不于1932年1月28日再次请蒋上台。此时日寇兵锋愈盛，在锦州整戈待命的几十万东北军，是不是也成了蒋介石下野后的一张牌呢?

　　总的来说，从张学良个人的角度，其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其主要动机又有所不同。事变发生之初坚持不抵抗，是出于执行中央一贯的政策，以及维护中央统一的目的。事变之后依然按兵不动，是出于相信日本外务部及国联的调停。事变后期，则主要是出于保存自身实力的目的。但各阶段的动机有时相互参杂的，例如张学良之所以放弃锦州，除了保存实力外，也有军事外交方面的考虑。他认为日本因列强之牵制绝不敢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而过度的抵抗反而会引起中日全面的战争。在全国政权不统一的情况下，东北军以一隅之力与全日本抗战，不但是无意义地牺牲，还会导致中国的灭亡。张学良是爱国的，正因为太爱国，反而患得患失，不能像一般热血青年那样一拼了事。

　　注释：

　　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P262

　　2同上

　　3转引自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p51

　　4《张学良年谱》，P413

　　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p257

　　6同上书，p259

　　7新闻集锦. 郭维城广播谈话[N] . 东北报,1946208224

　　8《张学良年谱》，p403

　　9转引自《张学良世纪传奇》，p432

　　10《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p278

　　11转引自《张学良世纪传奇》，p431

　　12 1931年12月3日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二期，p11

　　13 1931年12月5日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二期，p11

　　1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p312

　　15 1931年12月9日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密电，见《民国档案》，1985年第二期，p10

　　1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p313-314

　　17 1932年1月5日，张学良致南京电，见《“九一八”事变史料》，p281)

　　18蒋介石：《告中央同志书》

　　19《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转引自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

　　20转引自俞辛焞：《近代日本外交研究》，p217，按：据此书作者查核，该电文虽无出处，但电报曾被日方窃取，可在日本外务省缩微档案中查见

　　21《张学良年谱》，p400

　　22《张学良年谱》，p405

　　2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23日，转引自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p201

　　24《币原喜重郎》，转引自 冯玮《日本通史》，p507

　　25《满洲事变》，p2

　　26《满洲事变》，p35

　　27林久治郎：《九一八事变与奉天总领事》，p118

　　28日本外务部编：《日本外交文书•九一八事变》第一卷，第一册，p6

　　29原田雄正口述：《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p62

　　30涛叶正夫等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p129

　　31同上书，p115

　　32转引自《张学良世纪传奇》，p434

　　33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

　　34《张学良年谱》，p405

　　35《张学良访谈录》，见《参考消息》1900年12月23日

　　36《张学良年谱》，p404

　　37张学良9月20日之谈话[N].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38转引自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p69

　　39张魁堂：《张学良传》，p81

　　40同上书，p86-87

　　主要参考书目：

　　【1】《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李学群 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王书君 著，山东友谊出版社

　　【3】《张学良史事笺证》，郭俊胜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4】《近代日本外交研究》俞辛焞 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绪编(一)》，秦孝仪 编

　　【6】《日本通史》，冯玮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7】《蒋介石传稿》严如平、郑则民 著，中华书局

　　【8】《满洲事变》关宽治岛、田俊彦 著， 上海译文

责任编辑：吕堃怡 最后更新：2023-07-25 1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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