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官报、日记、口述史料对黄埔军校相关史事的订正
2024-06-12 15:50:55 来源：《浙江档案》2011年第9期P58-60 作者：邢照华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由于名人日记、口述史、官方史料在历史史事发生过程中存在角色差异，故在历史史事的考证复原中，可以利用三者之间存在的逻辑层次搭配关系，组合使用，彼此印证，辨别真伪，以提高史实考证的精确性。本文拟以此对黄埔军校相关史事进行辨析订正。
【关键词】名人日记、口述史 官方史料 逻辑层次 组合 考证
在过往历史事实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事实的考核订正中，一般来说，代表官方意志的或被官方认可的《公报》、《报告》、《日报》、呈文等信息媒体，往往能够提供相对权威性的、总括性的重要资料。其对于历史事实之被客观、准确地揭示，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惯常的历史考证方法。而近世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途径的变化，以及大众日常生活风格的转换，整个社会信息量呈现几何数字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以往并不十分突出的个人记事、谈访资料的积累，也呈现出快速增加的趋势。这些媒体信息，最终演化成为对于原始历史史实的不同证据，也逐渐构成了支撑历史事实考证辨伪工作的重要元素和印证渠道。
在诸多元素对历史事实的引证考订过程中，其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则显著有别。比如官方的正式报告、《公报》、档案以及代表官方意志的《日报》、《党报》等，由于受到组织力量的支持，在辨析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由于其优越的地位原因，受到大众舆论监督程度也更为严苛，所以，其公信度要高得多，辐射影响力也大得多。而个人日记的形成，属于带有隐私性的个人记录内容，其一般是不以向大众公开为目的，而以备忘和辅助于个人心绪的调试为特点，也因此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口述史以亲身经历和目睹事实为依据，以横亘岁月间断之后的追述为特色，也同样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可信性。
在三种史料之间，往往存在着逻辑层次上的搭配关系，彼此又具有自然融合的印证关系。特别是当以上诸多元素同时面对某一历史事件时，往往具有不同的侧面复原效用，不仅彼此可以参互印证，而且，如果结合相关的背景状况做交互考察，兼结合特殊的个人因素进行分析推演启发，往往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本文主要结合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广东革命政府期间与黄埔军校相关的史事做一探讨。
1925年6月底，中国国内爱国运动高涨，广州与上海、北京等城市一样，各界反对外来势力的斗争声势浩大，当时，众多的黄埔军校师生积极参加了著名的反帝“六·二三”大游行，并不幸遭遇了残酷的大屠杀。那么，黄埔师生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可以结合多方史料做一考察。
首先是官方史料的表述。当时的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至下午二时，各界巡至西基口”，“当我巡游群众经过沙基之时……沙面沿岸英兵即匍匐沙包内，突发机关枪扫射，一时途人被击毙者计数十余人……同时白鹅潭及沙基口之英法葡国兵舰纷纷放枪机关炮大炮助击，弹如雨下，当场击毙我巡行之工界学界商界农民军人共数百人，尸骸遍地，血流成渠，惨状目不忍睹。”[1]官方的报刊，大约描述了整个事件的概况。
而来自黄埔军校的正式呈文则为：“党军全体入伍生昨呈报蒋校长廖代表云，事由昨日广州农工学兵各界巡行援助沪汉同胞被杀案。至沙面附近沙基口，英日等帝国主义即用机关枪向我同胞扫射，如临大敌，射至一小时之久，杀死同胞百余人，伤者数百，我入伍同学死十二人，伤二十六人。”[2]
其次，黄埔军校蒋校长的私人日记则记录：“是日上午，广州市东校场开援助上海五卅惨案大会，参加者为军校总领队师长何应钦所带入伍生八百余人……午后一时半，举行示威巡行，二时，至西堤沙基口，英兵突从沙面租界发排枪及机关枪扫射;同时泊白鹅潭法舰开炮响应，历(久)数十分久，死工人民众60人，党军学生23人，伤者五百余人。”[3]
那么，有以上的资料组合使用，可知关于学生死亡数字的记载是有出入的。党报报道提供了笼统的“数十余人”的学生及群众的合计死亡数字，而日记与呈文提供的数字则分别是23人和12人。结合资料的权威性，以及时间因素，应依据黄埔军校的正式呈文12人为首选。而关于此次事件的屠杀制造者，各资料也有歧异。党报说明是英、法、葡国兵，呈文讲为英日等帝国主义，蒋的日记说是英兵和法舰。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应采用党报的说法为更可取，即英、法、葡国兵，而没有确认日本兵。
而关于事件的更详细细节，原黄埔军校的第三期学生宋瑞珂在《对黄埔军校的片段回忆》中写到，“我们上午八时列队到东校场集合，参加示威游行……经过沙基时，遭到沙面沙包工事内的英、法水兵和他们停泊在白鹅潭军舰上的炮击。……正对沙面，人一露头，英、法水兵即对着射击，我与张廷盂正在研究这样掩护工人先撤出去。”[4]在口述者的眼中，讲述了屠杀的发生背景，那么，对于大量死亡数字的产生，也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口述中认定的屠杀者英法帝国主义，则主要处于臆断或事后的听闻，对于真正凶手的判定，则难以提供准确支持，其主要描述了直观的屠杀方式和枪杀期间的紊乱情景。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合作和黄埔军校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但伴随着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最终解密，以及不少当事人口述史料的日益丰富，可以通过相互考证而得出相对清晰的结论。
缘起于1926年3月18日，在广东虎门海域，发生了一艘商轮被劫事，此事不幸成为“中山舰事件”的诱发原委。目前，国内所保存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是一份当时人的呈报。即王学臣关于调舰经过的呈报。3月18日劫难发生时，商船例行请求黄埔军校派舰救护。可以当日适逢黄埔军校无船可派，于是，军校管理科股员黎时雍，便奉命致电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派船应急救护，而驻省办事处的股员王学臣，在电话中并没有听清楚和问明白事情的详细情况，就转请上司交涉，终于酿成大的失误。接话员王学臣的报告，如今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原文为：“3月18日午后6时30分，接驻校交通股黎股员时雍的电话云：因本晚由上海开来安定号商轮已被土匪抢劫。现泊黄埔鱼珠上游。奉孔主任谕，派兵十六名，巡洋舰一只，前往该轮附近保护，以免再被土匪抢劫。职因此时接电话听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谕，但有饬赵科长限本夜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职当即报告欧阳股长……想情系教育长之谕，故此请欧阳股长向海军局交涉。”[5]王的报告，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其对事件的起因做了清晰的定位。显然，在“中山舰事件”起因方面，开始既与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也与李之龙没有关系。只是由于中间办事人的行为，才使蒋介石和李之龙二者发生了联系，而且是极为危险的联系。
之后，李之龙在依照程序、但并没有来得及向黄埔军校的高层领导核准的情况下，就同意派出了中山舰，前往黄埔执行任务。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高度敏感，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之间正处于猜忌斗争的关键时期，遂造成了蒋介石派兵包围汪精卫、苏联顾问，正式排斥共产党人的严重后果。
蒋介石的解密日记显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蒋介石日记》3月19日至20日记载：“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之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报党国也。否则国魂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害我也。”[6]
而当时奉命执行军事行动的关键人物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80岁口述史料记述到：“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号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驶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7]
事后听述蒋介石训话的黄埔军校在校学生晚年的口述史料，亦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做了验证。“事后黄埔军校要求蒋介石做报告，说明三月廿号事变真相。记得那天夜晚讲了半天也没有讲到本题上，只是说：‘中山舰事件现在不能说，等我死了之后，你们看我的日记好了。’”[8]
之后，蒋介石在一次集会上则说：‘“中山舰事件”，是我最痛心的，舰长李之龙是我的学生，一切都该由我校长负责。’接着，他又胡说：‘关于事件的真相，我现在不能宣布，只有等待我死了以后，你们阅读我的日记就明白了!’……”[9]两个在场学生的回忆，其实相互对证了蒋介石讲话的真实心态，可以证明蒋介石当时的确如日记所言，是严峻的政治斗争的一种结果。
虽然，这些史料可以搭配使用，借助彼此所具有的自然融合的印证关系，有机辨析史实。但不同逻辑层次的史料，其历史价值也是有差别的。从以上诸史料对黄埔军校历史事件的考证来看，一般代表官方或显示官方意志的史料，总是具有更加重要的权威性和定位价值。因为其来源的渠道较为正式，且往往受到种种环境的压力，使得形成信息内容的随意性被相对遏制。而口述史料，其内容往往关涉到诸多事件亲历者的个性化的参与体会。由于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较多，而每个人在事件中角色又不尽相同，故其优点即在于能够提供多视角、多侧面的观察，并且便于进行对比、印证或进行逻辑推演判断等。每个参与者从各自眼中所进行的观察和感受，能够更加有利地组成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既是当时可以用作判定是非的一种证言，也是在一定岁月沉淀之后用于考证史实的辅助论据，价值不可低估。个人日记不以向社会公开为目的，能够更真实地涉及个人的隐私秘密，反映个性心灵的真实声音，故日记内容在历史事件的考证中，常能够揭示最隐秘的情节，在某些情况下，日记在历史史实的订正中能够发挥关键性的意义。例如上述事件中如果没有蒋介石日记的记载，则陈肇英的口述就难以为大众确信。在通常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名人日记、口述史、官方史料三者的互证使用，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场景推断，具有良好的印证、互补作用。我们需要努力做好其自身材料的科学性的甄辨工作，确保其正确性和可信性，然后再组合使用，以严谨的逻辑推断做依据，精审推演，以有效地服务于历史研究。
注释：
[1]《沙面英兵枪杀巡行民众之大惨剧》，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5日
[2]《陆军军官学校檄全国民党军人》，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7日
[3]张秀章：《蒋介石日记》，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4]宋瑞珂《对黄埔军校的片段回忆》，《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133页，1982年11月
[5]《交通股王学臣报告》，1926年3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张秀章：《蒋介石日记》，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7]《中国民国史事纪要》，1926年3月20日
[8]王世英，《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第153页，1982年11月
[9]贺钺芳，《我在黄埔军校的经历》，《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第188页，1982年11月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注：本文为广州市黄埔军校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来源：《浙江档案》2011年第9期P58-60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12 15: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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