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主要有三个,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三年赣南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其中最艰苦的还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对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冯仲云动情地说了这番话。
那些长眠于黑土地的抗联先烈们如果能活着听到这样的评价,应该备感自豪: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抵抗斗争,14年间在东北大地上点燃了抗日的燎原烈火;因为他们面对的是零下三四十度缺衣断粮的极端窘境以及数十倍于己、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疯狂“围剿”,始终殊死抗争;因为他们坚守的是共产党以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为己任的崇高信念,即便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依然不失其红色军魂。
逆流而上点燃抗日烽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16万东北军不战而退,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山河在恸哭,人民在呐喊,东北抗日之路将向何处?此时,中国共产党虽身陷“围剿”困境,却勇敢地吹起向东北挺进抗战的号角。
9月19~22日,中共中央和身处抗日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误国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驱逐日本侵略者。10月,周恩来发表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
逆流而上,向着敌人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不光在口头上,更在行动中实践着“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周恩来主持下,1932年初,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兆麟、赵一曼、魏拯民、张甲洲等党的优秀干部赴东北,和已在东北的杨靖宇等人一起,到东北义勇军中积极工作,同时在党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伍。
当时,由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和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义勇军发展迅猛,人数已达30余万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指导思想混乱、人员成分复杂,到1932年底,在日伪军的残酷镇压下,各地的义勇军纷纷被击溃。残酷的斗争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统一而坚强的领导力量,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面对强大的日寇攻势,一盘散沙式的抗日义勇军只能归于失败。
义勇军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杨林、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等共产党人先后在海龙、延吉、磐石、巴彦、饶河等县建立游击队,开辟了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四大抗日游击区,如钢钉一样扎进敌人的腹地,擎起了东北抗日的民族大旗,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抗日队伍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力量的中流砥柱。
在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指引下,1936年2~11月,中共满洲省委以抗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为基础,团结和吸收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先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到第11军,总数达4万余人。一时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活跃着抗联战士浴血奋战的身影,东北大地上的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慷慨赴难昭彰民族大义。在中国人民掀起全民族抗战的前夜,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洞察到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这一历史大势,毅然决然地将干部精英投入到了东北抗日最前线,其组建的抗日联军逐步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
艰苦卓绝谱写绝地战歌
“白雪铺满大地,山中深及尺,挂满茂密参天之林木,野兽绝迹,鸦雀无声,静寂寒冽,宛若资本主义世界垂亡追悼之序幕。游击战争,最恶此景,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
这是1936年11月11日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日记中的一段话。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想象当年的抗联将士是在怎样的严酷环境下生存作战的。
在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漫长雪夜里,抗联将士们常常隐蔽穿行在沟壑密林之间,为避免暴露目标引来敌人,经常不能生火。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天作纱帐、地当军毯,他们过着野人般的生活,有的人睡觉时还似常人,第二天却再没醒来。
折磨抗联战士的除了寒冷,还有饥饿。由于日军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隔断了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抗联几乎完全断绝了给养。据抗联老战士乔邦义回忆:“三天两天吃不上饭是常事……因冻饿而牺牲的战士甚至比作战牺牲的还要多。那时,牺牲容易,坚持下来难。培养的、提拔的,赶不上牺牲的。”
比寒冷与饥饿更加凶残的,是鬼魅随行般的日本侵略军。抗日联军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日军的疯狂“讨伐”和“围剿”。日军一旦发现抗联,就会“像壁虱一样盯住不放”,残酷绞杀。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无数抗联战士血洒白山黑水,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联仅师以上干部有100余人战死疆场,军以上干部就牺牲近40人。
即使在这样极端惨烈的环境下,英勇不屈的抗联将士仍无惧生死,谱写了一首首撼天动地的悲壮战歌!著名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孤身一人在蒙江县城保安村的三道崴子与日伪军交战20多分钟,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日本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并对遗体进行解剖,发现因饥饿变形的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都是草根、树皮、棉絮。当年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都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抗日英雄赵尚志在战斗中遭到混入部队的日满特务暗算,重伤被俘。在血尽而死之前的8小时审讯中,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慨然道:“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赵尚志牺牲后,日寇将其头颅割下拍照,英雄仍怒目圆睁,日寇为之胆寒。家喻户晓的英雄事迹,还有赵一曼视死如归,八女投江义无反顾,陈翰章宁死不屈……
(由左到右分别是:女英雄赵一曼,在日寇酷刑折磨下坚贞不屈,于1936年慷慨就义;“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1940年陷入重围后壮烈殉国;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1942年血洒疆场;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战功卓著,1946年被暗害。)
14年的艰苦抗战,东北抗联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动摇了日寇的大后方。据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数字统计,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6年间,日本关东军累计死伤17.8万人,相当于近8个日军甲种师团的总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说:“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莽莽林海,皑皑雪原,东北抗联的将士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中国抗战史上“斗争之艰苦、血战之残酷、时间之长久、牺牲之壮烈”的绝地战歌。
信仰如炬熔铸黑土军魂
东北抗联第5军中有这样一个普通的战士,名叫张成地,1937年9月,在宝清县兴隆镇与日伪军遭遇战中壮烈牺牲。牺牲前,他曾专门找到政委赵永新说:“首长,你可得赶紧让俺入党啊,要不哪天俺就让敌人打死了呀!”翻开东北抗联的战斗史册,像他这样在残酷对敌斗争中,依然铁心跟党走,愿将生命托付给抗联党组织的比比皆是!在抗联将士的心中,党就是抗日救国的指路明灯,是领导他们坚持斗争14年的精神支柱。
(义勇军中有名的“红枪队”。)
中国共产党从其建军之日起,就将“党的绝对领导”作为生生不息的军魂,深深地熔铸在它所建立的军队肌体之中,这也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师”的一个制胜秘诀。
东北抗联从它的前身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时起,就坚持遵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党组织的建设作为建军的灵魂来抓。满洲省委指出建立抗联“主要的首先是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保证坚决的执行党的彻底反日的纲领”。抗联第1军至第7军从工农义勇军、反日游击队建立之初,就建立起党的组织。成立抗联时,党的各级组织更加健全。军、师、团都成立了党委,连队建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在团以上部队设立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作为党的代表,负责党的工作。
1936年底以后,党在抗联第8军到第11军的军、师、团中建立政治部,并派去干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成立党委。《抗联1军党部扩大会议决议案》写道:“队伍的健强与否,是专靠党工作如何而定,党是生命线。”正是由于东北抗联重视党的建设,有了坚强的党组织,才使抗联虽身处于艰难困苦而仍然具备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东北抗联1935年即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对东北抗联来说,犹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犹如双目失明的孩子,东碰西撞……
“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 抗联将领周保中这段剖心沥胆的感慨,真实地道出了东北抗联渴求党中央领导的急切心情。
1942年抗联被迫转入苏联境内,苏联远东军方面曾劝说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提出了一个东北抗日游击队组织与中共分开的方案,遭到抗联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周保中坚定地讲:“无论条件和环境多么艰苦和困难,我们绝不能取消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而应该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坚持抗联的旗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抗联领导人仍不断寻找机会给党中央写信联系,苦苦地期盼着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利用一切条件寻找中共中央和领导人指示,动荡中所收集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更成了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指引东北抗联坚持斗争的精神火炬。
铁心向党,将东北抗联逐步锤炼为一支白山黑水间的抗日劲旅;信仰如炬,指引着东北抗联披荆斩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正是14年磨难里心中那股对党无限忠诚的圣火,将东北抗联将士的军魂熔铸在了那片深情的黑土地上。
回望70余年前,那支在茫茫雪野下迤逦跋涉的队伍,其身影虽已模糊,但这支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身上所焕发出的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无悔的革命信仰精神、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等,将永远化作我们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擎天之火,始终照耀着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军兴军的征程!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1 09: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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