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纲领文件《田中奏折》的出笼、披露与争论
2015-08-26 09:22:4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米艾尼  点击：  复制链接

　　不被记录的6天

　　1864年，田中义一出生于一个日本下级武士家庭。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开始，田中义一便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义一步入军界后，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屡露奇才，并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入主政坛，成为日本第26任首相。

　　考察田中义一的履历可以看到两个主题，一是中国，一是日本陆军。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的结果不言自明。

　　这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日本政客，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也是他在日本内阁陆相、日军参谋次长任上策划提出的。

　　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的对中国的政治外交方略不可能是和平友好的，只会是不断膨胀起来的对华野心。

　　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邻国的领土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日本发生明治维新时，明治天皇就曾申明天皇政府将“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急速膨胀，几乎所有的日本政界精英都主张向中国扩张，首先是台湾和朝鲜，然后就是满洲及整个中国。

　　1890年12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公开阐述了“利益线论”，直接推动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在这场殊死较量中，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凭借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在20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经济强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自此也愈发膨胀。

　　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得到了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权。

　　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田中义一均亲自参与。而在他1927年4月被任命为首相时，恰逢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政治、经济两方面均陷入窘境。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北伐战争时期。2个月后，审时度势的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记录，“东方会议”一共进行11天，但有档案记录的却只有5天，另有6天时间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这6天的会议何以秘而不宣，当时的人们不得而知。

　　在会议召开之前，田中义一曾找到自己的心腹—外务次官森恪进行了秘密磋商，希望森恪能制定一个详细的“大陆政策”。

　　森恪很快找到当时的“中国通”、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以及常驻中国的职业外交官吉田茂共同商议。1940年，铃木贞一在《森恪》一书中透露了他们制定满蒙政策的内容：“这个方案，就是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势力进入这块土地。”

　　在“东方会议”上，对于侵华策略有两种主张，部分日本政坛元老提出“内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东北的权益。而日本政坛“少壮派”，特别是已经实际控制了日本政局的军国主义分子则主张用“外科方法”，即用军事手段对中国进行侵吞。最后，田中综合了两种侵略手段，汇总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按照当时的日本政治流程，东方会议结束后不久，田中义一把《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用奏折的形式呈送给日本裕仁天皇，亦即后来所谓的《田中奏折》。

　　这份“侵华计划”的重中之重是实施《满蒙铁路计划》。

　　从军事角度讲，铁路既是战略机动途径，也是支撑战争的战略动脉。田中内阁很快确定了5条铁路线：包括吉林—会林，长春—大赉，昂昂溪—齐齐哈尔、通辽—开鲁铁路和新丘运煤线。

　　为尽快获得铁路的运营权，田中内阁派人找到由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东北军阀首领张作霖，逼迫他签署新的铁路修筑权协议，以及其他权益要求，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要求遭到了张作霖的拒绝。

　　“东北王”张作霖于是被视为日本挺进东北的绊脚石，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

　　田中义一在皇姑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多有争议。

　　田中义一与张作霖关系甚深。日俄战争期间，还是马贼的张作霖被日军以俄国间谍罪名捕获。要被枪毙的关口，陆军参谋田中义一向福岛安正少将请求，将张作霖从枪口下救出。20多年后，张作霖成了中国的东北王，田中义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皇姑屯的夺命爆炸让田中义一极为震惊，他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写信称：“一切都完了。”并大骂皇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真是混蛋! 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也许田中义一确实是反对炸死张作霖，但这不会让他对侵略中国置身事外。他和河本大作的分歧仅在于侵略中国的具体方式和节奏把控。而皇姑屯事件也显示出，比田中义一还要狂热的日本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进一步掌控了日本的走向，甚至已经不受日本内阁的控制。

　　张作霖被炸死的这一天，正好是张学良27岁的生日。家仇国恨让他更明白日本的企图和野心，也更需要进一步认识父亲的“救命恩人”田中义一。

　　于是，张学良交给了王家桢一个重要的秘密任务：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奏折”的全部内容。

　　此时已进入1928年的夏天，众多国际间谍、媒体记者聚集在东京，他们的目的和张学良一样—为了传言中的“奏折”。

　　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了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控外国人在东京的一举一动，并在海军省内新设间谍组织，由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主持实事训练。

　　蔡智堪一时也一筹莫展，虽然在日本经商多年，累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并与日本政坛上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获取《田中奏折》这样最高机密的原件内容，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况且他已经加入日本国籍，万一事情败露，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6 09: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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