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纲领文件《田中奏折》的出笼、披露与争论
2015-08-26 09:22:4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米艾尼  点击：  复制链接

　　田中的“反对派”

　　蔡智堪想到了自己在日本政界的两个“老朋友”：床次竹二郎和永井柳太郎。

　　床次是前内务大臣，反对田中的民政党人；永井则是田中内阁的外相。以这两个人的身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田中奏折》。

　　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的多年老友，蔡与二人在金钱上多有往来。他后来在《我获取田中奏章的经过》一文中说：“原来日本政党首领都是很穷的，对外又不能不讲排场，开销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牧野伸显伯爵等人，都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嗜好，这是中国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给，所以大家相处很好。”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历史学家沈予在《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中详细解释了当时日本政界的各种矛盾。

　　事实上，昭和初期，日本有主张“强硬外交”的政友党与实行“协调外交”的民政党之间的矛盾；有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皇权的元老及其同盟者与干预天皇统治的军部之间的矛盾。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有元老西园寺公爵同民政党站在一起反对田中对华实行武力外交政策的矛盾。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同军部携手大力推行对华侵略政策，使他们和民政党以及保守派的矛盾日益激烈。

　　于是，精明的蔡智堪决定，利用这些上层政客之间的矛盾。

　　永井是田中内阁的外相，也是距离《田中奏折》最近的人之一，蔡智堪首先想到了他。

　　根据蔡智堪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先找到永井，向永井提议，要永井拿出“奏折”，在蔡自己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借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

　　尽管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籍，而且是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日本两地长大，但《日华》毕竟还是华侨主持的杂志，永井不能确保这个杂志能为日本“一心向满蒙跃进”鼓与呼。很自然地，永井拒绝了蔡智堪的提议。

　　于是，蔡智堪转而找到了床次。

　　床次已经不在日本内阁之中任职，但他是田中义一的“反对派”，更有可利用的机会。

　　在一次宴请上，蔡智堪劝说床次：“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党，应该揭发《田中奏折》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该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

　　这番话成功地戳到了床次的软肋，他当即对蔡智堪说：“你如果必要其物，我当为你打听线索。”

　　过了没几日，床次回复蔡智堪说：“保皇党元老级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其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中现正在进退两难阶段。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谋取田中奏章，颇有成功的可能性。”

　　同时，他要求蔡智堪准备上等的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为他宴请元老之用。

　　蔡智堪立刻邀请了一位姓崔的厨师，此人曾长期给梅兰芳做饭，手艺非常好。蔡智堪给他5000日元，预备了最上等的中国菜，在床次的府邸内开席，宴请元老。

　　床次在席间致辞说，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终必引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

　　这个言论震动了全场，蔡智堪也在席上极力附和床次的说法。

　　床次的宅邸之宴过了六七天后，床次对蔡智堪说，“内务大臣牧野伸显伯爵表示，中国政府如果敢将田中奏折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

　　得到这个消息，蔡智堪十分兴奋，他立即把牧野提出的条件函告王家桢。

　　又过了四五日，他收到了以“王川”名义电汇给他的5000元，并有一张电文：“病床费5000元奉返（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

　　王家桢隐秘地表达了张学良的意思—答应牧野的条件。

　　蔡智堪马上叫上床次一起将电报带给牧野伯爵看，牧野见到电报非常高兴，拍着桌子说：“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

　　他问蔡智堪，敢不敢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抄奏折？

　　对于这个极其大胆又有生命危险的计划，蔡智堪几乎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在1928年6月的一个夏夜，打扮成补册工人的蔡智堪，秘密潜入了戒备森严的日本皇宫。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军攻打沈阳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日军胳膊上系着的白布条为夜间身份识别标志。

　　中国军队内部印制的《田中奏折》版本。

　　王家桢。

　　日本皇宫

　　潜入皇宫

　　日本皇宫有24个大门，36个偏门，警卫森严。

　　根据蔡智堪的描述：“皇宫有多名皇警，穿长衫，执大刀，日夜守望。各门前设有长桥，日本人称为‘断足桥’，如果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长刀，砍断其足，然后再处以不敬之罪（死刑）。”

　　想进入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内线”，完全是白白送死。

　　蔡智堪进入日本皇宫的“内线”，是牧野伸显一个小妾的弟弟，名为山下勇，是皇室书库官。

　　在精心的安排下，山下勇带着装扮成补册工人的蔡智堪，趁着深沉的夜色进入了日本皇宫。

　　蔡智堪后来回忆，进入皇宫的具体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是一个夜晚，大概深夜11时50分左右，他携带着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30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3支，大小针1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全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了皇城。

　　“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宫，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的‘断足桥’特别长，四面的树木不足以遮掩。从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后，距离皇室书库大约走了五六分钟。”

　　蔡智堪第一次进入皇室书库的时间，根据他的记忆，大约是当晚0时50分。

　　几分钟后，“奏折”原件，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后来在回忆里说，“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

　　原本蔡智堪准备用照相技术，但是他只有晚上才能进出日本皇室书库，普通灯光照明无法满足拍照所需，他又不能大张旗鼓地用闪光灯或者摄影灯补光，只得作罢。

　　于是，他将半透明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照着描出。所用的碳酸纸是日本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

　　第一次的抄写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天亮，“奏折”还没有抄完，蔡智堪却必须赶在天明前离开皇宫。

　　转天夜里，他再一次潜入皇宫，继续抄完了“奏折”的全文。

　　抄出“奏折”后，蔡智堪欢天喜地致电王家桢说：“我务即果，明去赔罪。”暗示“奏折”已到手。

　　至于“奏折”的手抄本从东京到沈阳的路径，根据蔡智堪的回忆，是他自己将冒死抄来的机密文件藏在皮箱夹层里，从东京亲自护送到沈阳。

　　在小西关外王公馆，蔡智堪亲手将“奏折”的抄件交到王家桢手上。

　　至此，《田中奏折》的真容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精通日文的王家桢粗略看了看，不禁大吃一惊。

　　王家桢手上的这份手抄“奏折”，其中主要内容有三部分。

　　其一是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日本要控制亚细亚大陆，掌握“满蒙”权力是“第一大关键”。

　　其二是实施“满蒙积极政策”要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前进”，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此外，为了责有专司，日本政府应设置“拓殖省”。

　　其三，以美国、苏联为假想敌国，准备决战：奏折估计“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日本“不得不与美国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按照这个估计，“奏折”提出，日本要“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筑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朝鲜与“满蒙”联成一气，以备对付假想敌国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王家桢在《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一文中回忆：从全部译稿的内容来看，《田中奏折》是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以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裕仁天皇的，所以我给它定名为《田中奏折》。

　　王家桢立刻命人将这份绝密文件译成中文，连夜呈送给张学良。

　　蔡智堪回忆，王家桢当日都没有时间招待他，等到把《田中奏折》亲自送给张学良将军后，回来才给他洗尘。

　　第二天，王家桢便去了南京，蔡智堪也返回了东京。

　　此时，蔡智堪还未能预料到，他冒死抄写和送回祖国的这份《田中奏折》将如一枚重磅炸弹一样在全世界轰然爆炸。

　　他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将因为这份《田中奏折》发生彻底的转折。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6 09: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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