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别移送”档案透视日本侵华暴行
2015-12-16 11:33:42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温宏声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长达14年。其间，不同类别的档案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战争的情况。而日本侵略者遗留的“特别移送”档案，则从一个特殊角度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性，印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艰巨性。
一、“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过程
（一）“特别移送”问题简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七三一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在区域内专门建立了人体实验核心区域四方楼。根据细菌研究科目区分，在四方楼内部，采用了至少50余种细菌和病毒，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为加大人体实验规模，早在1938年1月26日，日军关东宪兵司令部警务部就下发第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移送”。“特别移送”档案原文为日文，写作“特移”，中文亦译为“特别输送”“特殊输送”，是日军关东宪兵队与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此“特别移送”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实行殖民统治而产生的。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关于“特别移送”的第120号文件，把“犯人”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并根据“犯人”的类别、“罪状”等，确定“特别移送”对象的标准。日军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对被捕人员秘密审讯，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给关东宪兵司令部，经过批准后将被捕者秘密押送给七三一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
（二）“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日本关东军及宪兵队在败退之际销毁了大量原始档案，部分来不及销毁的档案被缴获，其中就包括“特别移送”档案。1953年，吉林省有关部门发现一批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经公安机关初步整理于1982年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1969年11月，黑龙江省档案馆接收了原黑龙江省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的部分档案。
1997年10月，黑龙江电视台和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拍摄爱国主义教育片到黑龙江省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时，金成民发现了有“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66件。经深入挖掘和认真整理后，确认有52名爱国抗日志士被关东宪兵队实施了“特别移送”，其中经关东宪兵司令官签发指令的有42人。之后，吉林省档案馆也发掘出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80余卷，400多件。“特别移送”档案包括关东宪兵队及各地宪兵分队、分遣队将抓捕的抗日人士送往七三一部队的详细内容，真实记录了277名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被关东宪兵队移送七三一部队的史实。
二、“特别移送”案例分析
（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已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虽并非侦查审讯的全部卷宗，只有审讯情况报告、实施特殊输送的报告、防谍服务成果表和处置指令等文件，文件中只有要点、正文（拘留时间、地点和姓名、原籍住址等）、经历及事件概要、处置和对策意见等，但从这些简要文字中可清楚看到东北抗联战士英勇战斗和壮烈牺牲的情况。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保安连长王明生（王振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动，在“特别移送”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东安宪兵分队，东安宪高第164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振达情况的报告》中的经历与事件概要中写有：“……遂举家投匪。”而事实是王明生身份暴露后，密山县委及时通知他们转移到抗联驻地，全家参加了抗联队伍。还有“……率部下30人，在密、勃县境内活动近7个月左右。此间，袭击了密山县四人班村，绑架人质，掠夺财物等，极为残暴”。在该人的处置中写有：“从前干抗日匪时袭击村落、绑架人质等，极其残暴。”“该人的谍报活动是积极的，对我方实为大害，应该作特殊输送处理。”在这段文字中，日本侵略者把王明生称为“抗日匪”是对他抗联战士身份的最准确定性，而从“对我方实为大害”几个字，可以看出当时抗日武装抗击侵略者的行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日情报活动形成网络。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中涉及的被害人全部参与了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的情报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日本关东军的占领区，形成了覆盖面广泛的情报网络。虎林宪兵分队，虎林宪高第306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盛桂题情况的报告》中写有：“因谍报网已基本查清，且无逆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半截河宪兵分遣队，半截河宪高第125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赵成忠情况的报告》要点中写有“该谍报网设在国境地区附近，由三四人组成，将来没有逆用价值。”在对防谍上必要对策的意见中写道：“这种苏联谍报网，属于苏联一贯在国境地区设置的单式的谍报网。我们认为，可能已有相当多的潜伏者。”
为适应抗日情报活动需要，情报人员的潜伏方式多种多样。如被“特别移送”的刘恩“在东安经营伪装的商店，做固定谍报员。”情报员矫吉明“接受了调查日满军情及国内情况等指令，1939年3月30日人满，在虎头村干零活，或在驻虎日军部队挑水，或在砖厂做烧砖工等至今。”抗联战士王春明“于1940年9月下旬被抗联强行拉入苏联……经约30天的培训后接受其指令，以兴山煤矿工人身份掩护潜入，调查资源及军情，并领取经费30元。此次入满正是去兴山潜伏途中。”情报人员原美臻和李万春开展情报活动中“被密山特务机关发现，与李万春一起自首。后二人以作国内密探为条件而被释放。”后利用逆用谍报员的身份掩护，继续“收集虎林情报，向李提供情报十余次，获苏方酬金100元，李万春给报酬150元。”虎林宪高第368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田立顺情况的报告》中写有：“1934年，被浣子警察署录用为警士。1937年，调到通化警察队。1941年1月下旬，调到独木河警察队至今。”
东安宪高第72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朱云岫情况的报告》中写有：“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虎头宪兵分遣队，虎头宪高第258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国恩章情况的报告》写有：“该人常年从事谍报工作，对日满军的危害极大。因此，特殊输送最为妥当。”虎林宪高第423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原美臻情况的报告》写有：“要严密监视逆用谍报人员的动向，同时要严加检查与其交往密切者的关系。”虎林宪高第368号报告中，对防谍必要对策的意见写道：“要严加注视满系警察的动向，同时加强教育使之彻底树立建国精神的观念。”佳木斯宪兵队，佳宪高第413号报告称：“要严加注意这些以工人身份为掩护的谍报人员，潜入重要设施、资源、军事工程等地区，同时，鉴于时局的关系，更加有必要强化侦查工作。”“特别移送”档案中的这些内容，从反面印证了当年抗联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广泛开展的抗日情报活动，和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二）侵略者的残酷屠杀
“特别移送”自1938年1月26日起实行，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执行“特别移送”而遭杀害的达3000多人。这一数字是在“特别移送”档案发现之前，根据七三一前队员的证言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而根据1941年9月22日936号指令，可以推断出这一年“特别移送”的人数已达到936人。又根据“特别移送”有时一个指令两人甚至多人的情况推断，每年应在千人左右，这样在“特别移送”实行7年半的时间里，被七三一部队用于活体实验杀害的人数保守估计达到7000人，足见当年关东军对中国人民压迫之深重和中国人民牺牲之惨烈。
虎头宪高第228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董殿全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因年老且无逆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佳宪高第433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任殿曾情况的报告》写道：“在审讯时，虽然该人基本上直率地供述了事实，并有悔改之意，但鉴于这种谍报活动的危害及时局的关系，拟作特殊输送处理，请指示。”佳宪高第413号《关于扣留审讯苏联谍报员王春明情况的报告》写道：“王春明入满后即被扣留，虽没有实际的危害，但确有执行苏联指令的意图，鉴于时局发展的情况，拟给予特殊输送，请予批准。”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日军把“特别移送”作为残酷屠杀镇压中国人民的秘密手段，在“特别移送”执行中，连“年老”“有悔改之意”和“没有实际的危害”的人也呈报“特别移送”，这种随意性充分体现了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特点。
三、“特别移送”档案的价值和意义
七三一部队用活体实验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丑恶、野蛮的历史记录之一，是违背人类文明发展、泯灭人性和伦理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罪恶。“特别移送”档案就是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罪恶的铁证。它们是关东宪兵队保存和记录的原始文件，是说明其同七三一部队相互勾结、共同犯罪，准备和实施人体实验的直接证据。它们也真实反映出日本关东军、关东宪兵队和七三一部队在执行“特别移送”中，组织严密、戒备森严、程序严格、手段残酷的特点。
由于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为了在日本推行自己所希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获得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数据资料为条件，主导东京审判，使石井四郎等全体细菌战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些逍遥法外的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社会基础的组成部分，是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日本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拒不承认和反省错误、拒不向中国人民道歉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根源和文化基础之一。这些遗落许久的“特别移送”档案，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从根本上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历史观，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和战争责任，促使日本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承认历史错误具有特殊意义。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16 11: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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