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日军“宣抚班”真相
2015-12-28 14:41:49 来源：看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攻陷中国大片国土，日本为了将占领区变成“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牢固基地，开始实施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齐头并进的策略，宣抚班大规模投入侵华战场，直接隶属日本各驻华派遣军总部。
日军的《宣抚工作指南》明确：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础；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日本人选择“宣抚”一词作为发动“思想战”的代称，本身就可谓机心颇深。这个词语起源于唐朝的“宣抚使”制度，它原指唐后期皇帝派大臣巡视战后地区及水旱灾区，称宣抚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军事长官。
日军使用“宣抚”一词，是把中国沦陷区视作“地方”进行笼络安抚，赤裸裸的殖民味道不言而喻。
宣抚班的“宣传战”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方式是“以华制化”。宣抚班有专门编制，正副班长均由日军官兵充任，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
“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则懂得医疗治病。日军还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描写的大赤包夫妇和蓝东阳等汉奸拼了老命也要钻进日军宣抚班控制下的“新民会”，从中可见这个组织能量之大，诱惑之巨。
宣抚班打着种种充满温情色彩的“宣抚”旗号，企图尽量使沦陷区百姓淡忘对入侵者的敌视和仇恨。
从1939年开始，日本国内逐渐增多的“宣抚文学”提供了许多有关宣抚班的报道。侵华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由宣抚班以演说、唱歌、演剧以至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
华北日军宣抚头目八木沼丈夫振振有辞地教导宣抚班人员说：“你们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心诚意。宣抚班必须经此来打破民众由于‘无知’或者‘错误思想’所造成的迷惘。”
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
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面对日军阴森森的刺刀，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从。而宣抚班就借此机会大做表面功夫，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他们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利用沦陷区物质极端困难的情况向他们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等等。
宣抚班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走村入寨巡回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
这些电影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日本宣抚官川夜濑不逢在《宣抚行》中就得意地记载：“我们拼命地费尽口舌，其效果也不及如此。”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1939 年初，华北日军开始 “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亲日的一代“新人”。
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作日语教师。
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教育。
各地宣抚班大力开办日本控制的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强力“洗脑”。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不但设立日语学校，还以每人每周发3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只得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
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则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达到30多人。
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宣抚班则伙同“临时政府”和新民会等汉奸机构，发放一些农耕种子、提供粮食救济、实施医疗巡诊等方式笼络人心。
但是，反抗无处不在。宣抚班经常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到各处刺探情报。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的大好机会。他们到处搜捕反满抗日志士，随随便便就能把无辜百姓送入宪兵队。
战后，据在山东担任过宣抚官的张成德回忆，日本人经常抓捕一些无辜百姓，以借口私通“八路”的罪名威逼其“进贡”，交不上来的格杀勿论。
“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抢劫，只是形式不同，其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奴役。
拉锯战
当时，八路军的四处游击，使得日军随时心惊肉跳。宣抚班最初的任务以攻击国民党为主，后来转成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宣抚班除了搜集情报、监控民众，便是推动所谓“铁路爱护村工作”。
凡是铁路两侧10华里以内的村庄，都被划为“爱护村”。他们对村民软硬兼施，扶植伪村长，划分责任区，在铁道边建造“监视小屋”，让村民监视、阻扰抗日武装对铁路的破坏。
每天早晨，“爱护村”村长要送一份情报，如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条子上写“平安无事”，并让他们每天都向“宣抚班”汇报铁路运行情况。如稍有松懈，宣抚班便传唤他们，严加惩戒。
宣抚班“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奴化措施曾经收效一时。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在《敌寇的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称：“在割裂我根据地方面，在封锁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敌人均有了相当的收获。”
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制日军的宣传封锁，鼓励全民族持久抗战，与日军宣抚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战”。八路军不断总结经验，采取灵活有效的针对性措施，逐渐占据了舆论主动。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一度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对此，朱德率先使用“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
针对日军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用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认为，既然敌人能 “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调整宣传策略后的八路军开始占据上风，而“水土不服”的日军为此头痛不已。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
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
但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粘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
此外，八路军的宣传标语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百姓接受。日军每到一处，中国百姓大都弃家出逃，宣抚班就把他们的出逃原因归结为八路军有效的抗日宣传。
日军宣抚班在与八路军的宣传战中败相毕露。同样的，八路军宣传部门也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发现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受了欺骗或是被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情绪，情感也极其脆弱。
八路军给他们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
艺术家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则刻画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望着家中的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这是当时日本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母亲牵挂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家中一片凄凉。
八路军把《日兵之家》制成许多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广泛散发。结果，日本士兵不仅暗中传看，而且有些人还将其偷偷邮寄回国。
油印宣传画也是八路军的一种宣传方式。其中的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这张宣传漫画令不少日本士兵喟然长叹。
随着八路军“心理战”的加强，日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1942年，日军向八路军自动投诚者占7%，到1943年已经上升到48%。
日军高层对此十分恐慌，他们禁止日军士兵接触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宣传画，但是收效甚微。在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一位高级将领也承认：“因为中国军队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在动摇，实在难以指挥。”
可以说，日军宣抚班在侵华战场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28 14: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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