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
2015-12-29 10:27:48 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从对这些国际和国内因素的详尽考量之中，可以辨析出其演进路径的走向。本文融汇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细微变化，将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分为八个阶段，从整体上展现了演进轨迹的走向，并提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需要从拓宽史料和细化行动者主体两方面进行突破。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图片来源：搜狐网。】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因素，从对这些国际和国内因素的详尽考量之中，可以辨析出其演进路径的走向。本文融汇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细微变化，将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分为八个阶段，从整体上展现了演进轨迹的走向，并提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需要从拓宽史料和细化行动者主体两方面进行突破。
中美两国是二战后世界安全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盟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历经长征的战略转移而从江西北上进入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与国民党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也开始重新审视其与美国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将远东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一部分，逐渐注意到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并考虑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同时，中共对美政策的考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从初期的视美国为敌人，一直到后期的积极争取与美国合作。对于这一演进过程的研究，相当多都注重抗战后期，而对前期的研究相对缺乏。近年来虽然对于演进过程的整体考察有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是一种单线型的考量;一些研究可能更强调某一种因素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在中美关系迈向新里程的当下，有必要对中共对美政策再做爬梳，以期从历史经验中得出有益于现实的教益。
一、 抗战前：从意识形态上将美国视为敌人
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对外问题上主要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中共的第一反应是将其与苏联相联系，认为“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要“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随后日本又侵占热河，进逼华北，在此一时期，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很少关注中国事务，漠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中共对此的解读是，“与日本进攻华北和反苏联战争准备同时并进的，是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英国扩大了对新疆青海康藏的进攻，占领滇边的班洪与澜沧等地，同时企图复活旧时的英日同盟，来共同进攻苏联，法帝国主义利用其在安南的优越地位操纵云贵、广西的统治，并时时准备占领这些地方;美帝国主义极力企图维持并加强其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疯狂的与日本进行着太平洋上的争霸，同时最近又与日本换文，企图进行反苏联阴谋”。 显然，此时中共出于追随苏联的国际形势，而将英美等国视为帝国主义入侵者。
1935年底，中共中央一路长征到达瓦窑堡，召开瓦窑堡会议，在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同时，也改变了对外政策，由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在这里，美国是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虽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不可调和，但只有“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可见美国仍然被视为敌人。
这一立场实际上持续到七七事变前夕。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并且也在社会主义苏联与日本之间，则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中国与苏联应该联合起来。”
二、 抗战初期：美国不是敌人，但远未成为朋友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强调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1937年8月25日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第五条规定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战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强调的还是国际的阶级路线，但同样明显的变化是要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同盟，并且明确提出要反对的是德日意，因此可以推断美国在此时已经不再被视为敌人。
美国虽然不再被视为敌人，但仍远未成为盟友。中共在转入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仍强调不能寄望于英美等国。1937年10月12日，毛泽东指出：“英美等国政府站在它们自己帝国主义利益上的援助中国，还限制在口头上的同情，还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依目前形势来看，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是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投降对于英美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准备援助中国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这一论断比较接近事实。英美等国此时的重点在欧洲，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愿有实质性帮助。虽然国际联盟第十八届常会通过《建议书》，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与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1937年11月3日至24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美、英、法、苏、中等19个国家参加了会议， 日、德则拒绝出席，虽经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了发表空洞的谴责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对此，1937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山西临汾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九国公约会议，虽表示了英美的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这一判断代表了当时中共的主流观点。
三、 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反对美援，反对与美结盟
抗战初期，由于中日经济和军事上存在着巨大差距，抗战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出于中国的战略地位考虑，英美等国并非甘心听任日军肆意侵略中国，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援华抑日的问题。出于对美国这一立场转向的回应，1938年3月11日王明作《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认为“世界三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法、美、英对我国抗战的友谊态度……虽然美国直到现在未能公开改变所谓‘孤立’政策，虽然美国直到现在对远东问题未能采取其应有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但是，从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立场来看，美国是不能放弃或漠视远东问题的。近年来罗斯福和赫尔再三发表反对侵略和捍卫和平及拥护民主的声明，美国民众和正义人士不断表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美国在太平洋上海空军力量的逐渐加强，都是表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适当办法保障其太平洋东岸安全和利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国对日抗战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1938年夏，美国迈出抑制日本第一步，公开谴责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平民，并对日实行“道义禁运”。当然禁运的影响有限，中共也并没有对其做出积极评价。1938年10月12日—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会总结报告《论新阶段》中仍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采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1938年12月，罗斯福总统批准了对华贷款计划。与此同时，在日本强行占领接管广州海关、对天津英租界实行严格的交通检查并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后，英国也开始决定援助中国。于是在美国宣布桐油借款后的第四天，英国也给中国提供贷款50万英镑，1939年3月之后又提供了500万英镑的贷款。国内各界对此欢呼雀跃。但是中共对英美的援助仍然持抵制态度，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中共此时对于英美的观感似乎仍然不佳，停留在过去依赖苏联的惯性之中。
中共对英美的上述态度一直延续到1940年。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评估世界形势时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条件，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10月20日，中宣部政治情报甚至认为英美援华是要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自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以便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日趋积极，美在二千五百万对华借款之后，闻有续借之说，……英国亦有借款给中国之说。……英美政策的影响使国民党的态度有极速的转变，……对内通令说中共到开始叛变阶段，蒋介石重新下令，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压迫政策，加紧建筑堡垒线，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利用苏日谈判，实行反苏宣传”，“这是国民党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在此情况下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方针，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我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两者都是没有出路的”。这一时期，中共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独立性，其本质还在于对于英美的不信任，同时又担心国人热衷于与英美联合而丧失了抗战的独立性，“估计很多中间派及广大人民一时会被所谓‘英美援助中国抗日’‘联合英美抗日’等错误口号所迷惑，因此我们必须善于进行耐心说服解释工作”，“并不反对站在独立战争的立场上，利用英美的借款”。
四、皖南事变前后：为阻止亲日派占上风，不反对与美结盟
1940年7月，日本决定南进，两个月后，日德意三国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考虑到南进使战线拉长，且武力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不断变得渺茫，于是加速了其诱降策略，开始与重庆接触，举行秘密会谈。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开始注意到了日本诱降的风险。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对时局的指示中称：“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相反，“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他据此对局势作出判断，认为“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日意同盟的准备”。因此，他仍然强调苏联的作用，“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
不过，苏联此时自身正处于德国的严重威胁中，根本无暇顾及中国，同时由于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派在党内失势， 中共所特有的独立性导致了中苏两党之间的诸多分歧， 也使苏联不仅没有积极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缺乏信心。相形之下，1940年前后，英美显然比苏联更重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因此，中共也必须立足现实，抛弃意识形态上的成见，欢迎英美对中国的援助行动，乐意见到中国加入英美一方，以抗击日本。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电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提倡(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活动。”在这一意见之下，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希望借美国的力量阻止重庆制造反对中共的活动。在与美国的接触过程中，中共了解到美国希望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不希望国共两党发生冲突，因此对美国的亲近感有所增加。
日本南进之后，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大为减弱，而国共之间的冲突开始凸显。在此背景下于1941年1月初发生了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将事变与蒋向日妥协相联系，认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所采取的反革命步骤，完全是背叛民族利益，适合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的”，中共的对策是，“只有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中共认为当时时局的特点是，“日蒋尚未公开妥协，英美不愿中国内战，苏联不愿中国分裂。”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指日本——笔者注)进攻，我在反攻了，日本会坐山观虎斗罢，拖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会太平了”。但是，日本并不会寄望通过国共冲突改善其在华处境，“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
可见，中共把皖南事变理解为重庆向日本示好、试图亲近德意日同盟的一个行动。这一理解使中共改变了对美援和英美的策略，主张不反对美援，不反对与英美结盟。
五、 苏日中立条约之后：开始主张联合英美
1941年的苏联面对希特勒的严重威胁，希望避免两线与德日同时作战，同时，日本为了避免南进后受到苏联牵制，因此苏日两国在1941年4月12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一条约对于中共对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如果说此前中共一直冀望苏联能承担道义和实质性的援助，那么此时此刻这一希望事实上已经幻灭。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四天后，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虽然在辞令上极不情愿地称“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但显然难掩其对苏联的失望，“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援助在事实上已不可能的情况下，只能企盼 “苏联国策”这一意识形态上的“深信”了。
对苏联的幻想一直维系着中共对外寻求援助的精神依托，而今这一精神依托不复存在，中共基于现实选择了英美。但是，英美在欧洲战场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英国现正用全力保护其以苏彝士为中心之地中海利益……美国在援英名义下亦已进入实际的参战。英美之总方针为先对德后对日”，因此英美“仍在谋对日暂时妥协，对于所谓援华是始终不积极的，甚至只要日本答应不同英美开战，他们即牺牲中国与荷印，亦将在所不惜”。即便如此，英美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上有意愿并且能够援助中国抗战的唯一力量，因此，中共必须将曾经意识形态搁置一边，欢迎英美对中国的支援，并与英美结盟。194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德意日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因此，“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
与此同时，英美苏三国也开始走在一起，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并提议在莫斯科召开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共对此极表欢迎，并且高度评价，中共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认为三国会议 “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是“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并且“保证了苏联与英美的胜利，保证了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总之，英美苏三国会议“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英美苏三国的结盟，促使中共完全搁置意识形态隔阂，转而联合英美。
六、 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共与美国同属反法西斯阵线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乃至中国战场日渐成为美国重要的反法西斯战场，对于中国抗战的影响深远。中共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此前中共对英美的批评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主要也是因为英美从未真正重视中国战场的应有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彻底地改变了这一不利地位。1941年12月9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的明朗化了。”22因此，中共与英美已经一同处于反法西斯阵营之中，结成了统一战线，中共高度评价英美加入到抗战统一战线，认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基于上述认识，中共开始以积极的态度争取美国舆论的关注与同情，甚至向美方表达愿意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愿望，但美国此时的关切点在于如何协调与重庆的关系，以建立中国战区的作战效率，对于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权力核心知之甚少，且缺乏合作意愿，所以并未做出积极响应。
七、《中国之命运》出版、共产国际取消前后：中共全力争取美国支持
太平洋战争使中美两国面对着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也使重庆谋求有年让英美等国卷入亚洲事务的行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由于中国战场在亚洲战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美两国很快就在军事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合作。1942年1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要求，美国派任史迪威中将来华担任了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全面展开。
为敦促蒋介石坚持抗战，并使中国战场发挥在亚洲战场上的更大作用，在1942年10月10日，美国宣布将通过谈判废除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罗斯福总统并说服英国也废除了除香港问题之外的全部在华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议。废约运动的成功令举国欢腾，中共同样对此极表欢迎并高度评价。1943年1月25日，中共发表《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特条约的决定》，认为“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议，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
太平洋战争改善了中国抗战形势，但国共两党的分歧与冲突又再一次显现。1943年3月，代表国民党主流观点的《中国之命运》出版，该书声称中国过去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矛头直指中共。此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从1942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43年6月，中共一方代表为林彪，国民党一方代表为张治中，谈判内容涉及中共的政党合法地位，中共军队规模与作战区域等。《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谈判进程。1943年5月22日，苏联为了消除英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顾虑，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受其影响，国共两党谈判的基础受到削弱，谈判于是终止。7月23日，刘少奇的电文称：“恩来，林彪诸同志已回延安，在重庆与蒋关于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结果，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这一态度，代表了中共对于《中国之命运》的反应。
重庆与美国之间在合作中也有冲突。史迪威于1942年到中国后，在如何看待共产党及其军队问题和争夺军事指挥上，与蒋介石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战略以及与其相关的是否装备中共军队、租界物资控制权的方面，并由此导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而这一时期，中共对美国的好感俱增，与国民党的矛盾则一直没有缓解，加上对苏联的失望，这一切都促使中共主动要早日与美国政府建立正式联系。为此，中共于1942年8月至1943年连续三次邀请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延安和解放区。到1944年2月，罗斯福最终采纳了美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的建议，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等解放区，搜集军事情报，讨论与中共的军事合作问题。
当时，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大陆交通线，破坏美军机场，国民党军队虽然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失利。这使美国驻华各机构的一些重要官员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增高。他们声称，美国如不放弃单独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那很可能要在战后“失掉”中国。在他们的影响下，罗斯福考虑到欧洲战场胜局已定，而亚洲战场的对日作战将成为美国日后的重心，因此决定不顾蒋介石的反对与中共正式接触。1944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驻华美军司令部组织了一个美军观察小组——迪克西使团——到达延安。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亲密合作时期。中共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来欢迎迪克西使团，并全力配合其工作。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毛泽东甚至曾向美方提出愿意访问华盛顿，讨论配合美军在中国华东沿海登陆，以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在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八、赫尔利使华：断崖式的跌落
1944年，美军曾有过在华东沿海登陆， 以此为战略基地向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的计划。美军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得到实际控制着华东沿海地区的中共军队与游击队的配合。但到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1945年初，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开始决定不与中共合作。对此一形势的转变，中共也有所觉察，1945年3月，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已经从扶蒋容共抗日转向“以扶蒋为主”，而“对我有顾虑”。1945年4月，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表示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
中共对美国政策转向的对策是，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另一方面不再允许美军观察组“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敌后我区建立通讯机关”，擅自降落在晋察冀的五名美军，则“解除武装，停止活动，并不许其通电”。不过，中共仍强调，虽然美国不断加强反苏和反中共，但“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采取合作政策，如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
当然，赫尔利使华以后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急转直下有其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中共与美国亲密关系的基础是共同反击日本，一旦战场形势好转，美国则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不再需要中共的配合，这一原本脆弱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共对美国政策的基本走向了。
九、余论：中共对美政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史料
上述梳理，基本上可以显示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进轨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一些缺陷，这是一个线型的轨迹，过于光滑，较少冲突，可能会造成对事实的扭曲，历史本身可能会更加复杂，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或者有一些变化的情况，而且可能有一些回旋反复的过程。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我们考虑可能与现有史料过于同质、单一有关。我们现在已出版、发掘的史料，主要是中共决策层的资料，且在时间上连续性不足，很多地方跳跃性比较大。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相关史料，通过丰富异质史料，从多角度来呈现中共对美政策演进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通过新的资料来丰富、补充，也许这是我们今后研究中共对美政策演进的可能的突破方向。
此外，对于中共对美战略和政策的演进，过去的研究一直比较强调中共上层怎么决策的过程。但是中共对美政策的实践也不是仅仅由中共上层就能涵括的，真实的历史图景应该是由中共的上层、中层、下层一起构成这一演进过程。因此，我们在档案中可以看到中共上层不断地向中、下层发出各种指示和指导性意见，试图使中、下层能与上层保持一致。同时，中共中、下层对于美国的观感，对美国期望也影响了上层的决策。对此，我们过去缺乏必要的关注，如果我们能关注这一问题，关注中共中、下层对于美国的态度的变化轨迹，将从另一个侧面丰富我们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理解。本文给出的只是中共上层的演进轨迹，而对于中共中、下层对美态度的演进轨迹，将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12-29 10: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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