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问题再探
2016-01-03 09:34:1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在军事方面曾有过重要的合作经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间，中共曾经向美国传递过军事合作的重要信号，同时少数美国在华人员也开始关注中共并进行了实质性接触。随着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双方的军事合作正式启动，其主要途径是：情报搜集和交换、气象观测和人员培训、救援美军失事飞行员、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等。随着抗战末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双方的军事合作热度逐渐降低，并在战争结束后最终停止。抗战时期的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形成和终结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且双方都从中有所收获。

　　　在抗战时期中外关系方面，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其中，关于中共与美国政治和外交关系以及美国对于国共关系的影响，国内学界早有研究，也出现过很多重要成果。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相关成果数量并不多，而且对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也明显不够。（关于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问题的相关论文可见邢建续、方卫渤：《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的开端》，《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陶文钊：《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赵红：《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对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影响》，《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于化民：《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东岳论丛》2006年第4期；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胡越英：《“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与美军观察组》，《百年潮》2008年第1期；方小强、余震：《试论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的军事情报合作》，《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专刊；吴宏亮、任中义：《抗战后期美国试图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前因后果》，《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等。相关学位论文可见杨丹：《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研究——以美军观察组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1年。另外，涉及该问题的专著可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马建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等。）为此，本文将以近些年来一些出版的重要史料为基础，并结合学界现有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梳理和探讨，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起源

　　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看，中共自成立起，与美国的关系就隐含着内在的紧张乃至敌对。美国一直被中共视为反动统治者的国际后台和革命对象之一。但是，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从1936年以后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其标志就是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和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一年内连续访问延安，而毛泽东借谈话形式向外界传递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联合西方国家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思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联合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际统战工作。而随着国际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逐渐壁垒分明，中共与美国也逐渐走向盟友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与美国正式结为盟邦，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性质上也成为盟友，而双方联合作战的可能性也浮出水面。应当说，在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上，中共是最先发出积极信号的一方。1941年12月9日（或1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致函美、英驻华大使，表示将与两国并肩作战(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22页。)。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随美国军事代表团一起来华的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记者前往延安参观。他还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和一封书信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1941年2月7日至27日，居里曾作为罗斯福的特使来华，并在2月14日在重庆与周恩来会面。)。在信中，周恩来表示：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中共现在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牵制日本在华总兵力的近半数；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中共希望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援助中的一部分(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2页。)。6月29日，周恩来又接受了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文职官员戴维斯（John P.Davis）的采访。谈话中，周恩来还试探性地向后者表示：如果蒋介石同意，他愿意率领他所指挥的中共军队参加缅甸战役，而且会服从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史迪威当时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参谋长。)将军的命令(参见〔美〕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5—196页。)。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在同戴维斯的会面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方提供便利的要求，表示：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情报站(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3页。)。7月和8月，周恩来又两次致函再次来华的居里，不仅向其提出“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国能采取措施，以确保租借法物资能按美国的目的专物专用”，而且表示欢迎美国派出一位或几位官员访问中共的抗日根据地，而且最合适的人选是美国陆军军官(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201页。)。11月20日，周恩来和林彪又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文职官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文森特（John C.Vincent），并向后者提出：外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可能是使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的唯一的力量；美国应该承认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参加者的中共军队，并可干预到底，直到国民党军队终止对中共根据地的封锁，并使中共军队在美国对华援助中得到恰当的份额(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42页；〔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赵仲强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76页。)。1943年3月，周恩来再次向戴维斯提出希望美方在山西和陕西建立观察站的建议，并强调这并不是以美国帮助延安为条件的(参见〔美〕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8页。)。

　　然而，对于中共方面一再发出的军事合作建议，美方高层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积极回应。对于在华人员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高层也不感兴趣。例如，1943年2月9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当戴维斯建议派人前往山西、陕西的共产党地区进行考察时，史迪威反应冷淡，并表示此举目前没有什么好处( 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212—213页。)。

　　美方高层之所以在长时间内不考虑与中共的军事合作，大致有几个原因。其一，中共与美国之间长期处于隔膜状况。美国和中共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天然的对立关系，但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直接干预较少，在华军事力量规模比较有限，双方很少发生实质性的冲突或接触，彼此都缺乏了解，也就很难谈得上属于密切关系性质的军事合作。其二，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的军事力量虽有很大发展，但总体还比较弱小。因此，美国在选择对华军事合作对象时主要考虑的是国民党。其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的总体战略是对日防御，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主要精力还在缅甸战场攻防和如何维系中国西南对外通道的问题上，对于华北及华中无暇顾及，也就谈不上与中共敌后抗日军队的合作问题。

　　尽管美国高层此时对中共不太关注，但仍然有少数在华人员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共，并开始了实质性接触。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美国海军情报观察员卡尔逊（Evans F.Carlson）在经过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Harry E.Yarnell）海军上将的批准和国共双方的同意后，两次访问了中共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其间，卡尔逊致信罗斯福说：固然共产党人无疑是社会革命家，却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渴望同美国合作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援助他们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 参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4页。)。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应派出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而共产党无疑会欢迎这样的行动；这种访问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共产党方面情况的全面、可靠的信息”；“可能使我们对下述某些有关的问题能够找到更好的答案……共产党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如何，他们对盟国事业可能有什么价值……游击区人民的动员和觉醒是否已经达到一场真正的游击战所需要的程度”？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176、177页。)6月24日，戴维斯也向高层建议：中国战后可能会爆发国共两党间的一场内战，而我们可能不仅会卷入中国内战，而且会被拖入与苏联的战争；因此，现在我们应该与共产党人建立直接的联系点，并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派驻观察员(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227—229页。)。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再次向史迪威提出向中共控制区派驻一个美国观察组的建议，还把建议的副本分别寄送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居里，希望他们能够提请罗斯福给予注意 (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263页；〔美〕伊?卡恩著，陈亮、隋丽君、林楚平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29—130页。)。上述建议虽然没有得到决策者们的及时回应，但无疑对美国了解中共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以后，美国在对中共的关系上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其一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情报处与中共南方局之间出现了一些情报交换。对于情报交换的内容和原则，中共内部也作了明确界定和说明。1943年8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南方局的董必武，指出：“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战战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队之民主建设与生产，彼方可告我以援华实况”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2页。)。1944年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董必武，指出：“对英美人员的交往应该注意区别，有的只做一般交流，有的可交换情报，但必须注意机密。”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70页。)这种情报交流不仅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也为可能发生的实质性接触确立了基础。其二是美国高层出现了利用中共军队实施对日作战的主张。1943年9月1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在华的飞行基地，可以考虑动用在华北侧翼的各支部队进攻日军；其中，“第18集团军（共产党）开进五台区域，袭击平汉路”；而且应当给予这些部队充分的供应。 (〔美〕约瑟夫?W.史迪威等著，瞿同组编译：《史迪威资料》（征求意见稿），中华书局，1978年，第56—57页。)史迪威的建议虽然被后者否决，但就此埋下了美国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伏笔。

　　二、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启动

　　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启动是由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引发的。从1943年起，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反攻。由于华北、华中在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美国高层逐渐开始关注中共及其抗日根据地，并开始研究向中共地区派遣观察组的问题。

　　1944年2月，罗斯福在看到戴维斯提出的向中共控制区派驻观察员的建议后，指示有关人员专门进行讨论并采取行动。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我们除了从海上和空中击溃日本外，还需要消灭日本陆军主力；日本陆军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满洲，而现在有关这些地区的情报异常缺乏；为了增加此类情报的流通以及制订今后作战计划，需要立即派遣一个美国观察团到陕北、山西以及华北的其他必要地区。(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63页。)2月22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表示：在搜集华北及满洲日军情报问题上，将给予积极配合，但观察组的活动范围不能超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控制的地区。虽然蒋介石持反对态度，但美方并没有让步。罗斯福此后又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向中共地区派出观察组。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访华期间又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同一要求，并强调美国需要得到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特别是与驻成都等地的B29战略轰炸机作战有关的情报。 (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273页。)迫于美方压力，蒋介石于6月23日最终表示同意，但提出了附加条件，即美国军事观察组要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监护下前往。至此，美国与中共高层直接沟通的大门已经打开。

　　对于美国派驻观察组的设想，中共很早就作出了积极回应。1944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了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要求，理由是：一是想了解中共军队在中国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二是美军的战略轰炸机在轰炸日本时要飞经华北、华中上空，如果出现危险状况，美军飞行员有可能会降落在中共控制区内，因此会请求中共予以援助并保护其人身安全 (参见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很快就开会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决定对其表示同意。中央军委还确定：接待美军观察组的任务，由总参谋部负责。而总参谋部又研究决定：如果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有关双方会谈、工作上的联络和处理，由其下设的一局负责；生活上则由军委办公厅负责；还另外成立一个接待处，专门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和外国记者团（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工作。 (参见《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第267页。)根据中央军委兼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指示，军委一局局长伍修权就接待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提出：一是要了解和研究美国轰炸日本的情况，以求在美方交谈时获得主动；二是要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日军情况，以求到时有依据地同美方交换情报；三是要准备向美军介绍我军在敌后抗战的全面情况 (参见《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第268页。)。五六月间，南方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详谈了两次。美方表示：最关心的问题是华北、华中日军的行动，中共是否经常有详细情报；中共各根据地哪些地方宜于飞机降落，并保证空军人员安全。南方局负责人则建议对方与蒋交涉派人常驻延安，如果蒋不允，可直接空投过去。(参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07—108页；《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3—204页。)当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一事最终确定后，6月29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要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美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6人出面接待和谈判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2页。)。至此，中共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受史迪威派遣，代号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人员分两批到达延安 (抗战期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具体人员，包括组长的人选前后都有相当大的变动。)。以此为标志，中共与美国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共非常重视，做了高规格接待工作。7月22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机场专门迎接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当日，周恩来、叶剑英同观察组组长包瑞德（David D.Barret）上校和政治情报组组长兼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会谈。7月26日，在欢迎晚宴上，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会谈。8月15日，《解放日报》还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高度评价了观察组前来延安的意义。

　　应该说，对于军事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双方的预期存在不小差距。从美方来说，最初赋予观察组的主要任务只是搜集情报，其下设的小组也以情报搜集为主，分为政治情报组、陆军情报组、海军情报组、气象情报组、空军地面援救组和行政事务组(参见丁甘如：《美国军事观察组在我延安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总参谋部?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在观察组出发前，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情报处还专门给包瑞德下达关于情报搜集范围的指令 其范围主要是：日伪军的战斗序列、空军力量、作战行动；日方被美军轰炸后的损失情况，气候状况，经济情况；中共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战斗序列、作战行动；中共全部官员名单及控制区的扩展状况；中共在敌军和敌占区内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中共对战争贡献和潜力的评估；援助中共军队的最有效方法等。(参见〔美〕D.包瑞德著，万高潮、卫大匡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1—32页。)。对于情报以外更进一步的合作，美方事先并没有太多设想。

　　与其相比，中共的预期比较高。六七月间，中共在接待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 中外记者西北观察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时，就多次向他们说明了与盟国军事合作的实际可能性和盟国给予中共军事援助的重要性，并表示中共军队在得到援助后愿意担任一个方面的反攻作战和接受盟军联合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67—116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09—412页。)。虽然在观察组到达前夕，南方局已经汇报说美方的合作目的比较有限， 1944年7月15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美军观察组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主要是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董必武年谱》，第207页。)但中共中央仍做了充分争取美方扩大合作的准备。

　　美军观察组到达后很快进入运转状态，而双方也围绕着军事合作问题开始接触。对于观察组的各项工作，中共方面进行了认真配合。

　　首先，从8月初开始，在总参谋部一局的组织下，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中共军事领导人连续同观察组成员会谈，并举行了一些专门问题的座谈会，以向他们全面介绍敌后战场、中共军队及重要根据地的相关情况。其中，8月3日和4日，叶剑英会见了观察组成员，并向其说明了敌我战场双方总势态，中共各抗日根据地范围、军区和军分区的划分、战场形势等情况。他指出：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是我军依托山地以支援平原作战；以广大乡村包围和孤立城市；而且随时可以根据作战需要，切断敌人在各根据地间走廊的交通运输。他还强调说：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战场，我方控制人口8600万、军队47万多、民兵200余万、控制港口17个，可降落飞机的着陆场18处。 (参见《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第288页。)8月6日、8日和9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连续会见观察组成员，并指出：我们在华北敌后已经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根据地和五个大军区，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的反攻；我们能在华北胜利地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顽强，士气旺盛；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更重要的是我们实行民主，“发动和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箝制在华北战场上”；“我们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 (《彭德怀同志对美军观察组的讲话——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结论部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1页。)。通过这些介绍，中共也间接表达了获取美方军事援助和实现共同作战的愿望。

　　除了安排会谈和介绍情况外，中共方面还应观察组要求安排实地观察，包括参观八路军第359旅的军事训练、战术演习和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军事技术表演。10月17日至21日，包瑞德还参观了设在绥德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另外，中共对观察组提出的考察华北各根据地的要求也予以满足。8月20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人，指出：美军观察组拟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参见《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37页。)9月以后，观察组成员科林（John C.Colling）和卡斯伯格（Malvin A.Casburg）等人还分两批前往晋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

　　在双方的最初接触中，中共在军事合作问题的表态比较谨慎。7月26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短暂谈话中，只是试探性地询问了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而没有提及军事问题。林彪也只是对谢伟思委婉表示：华北日军战斗素质在过去两三年内大大恶化，今年中共军队取得很大胜利，假如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武器，战绩会更大。(参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43、217页。)7月27日，周恩来还对谢伟思说：中共欢迎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但由于国民党必然反对，目前只能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而谢伟思也发现：“我们迄今会晤到的共产党军事领导人，都很小心谨慎地避开直接恳求给予武器装备。他们都好像有意识地不给人以‘乞求’的印象。他们都避而不谈‘坦克、飞机和大炮’这一点很明显。”(《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14、217—218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熟悉，中共在对美军事合作问题上逐渐打消了顾虑，态度也开始明朗起来。这一变化的发生主要有几个原因。

　　1.由于中共的热情接待和积极配合，美军观察组对中共的印象一开始就比较好，而且也在军事交流上作了积极回应。早在8月7日，观察组个别成员就开始与中共人员探讨双方军事合作和训练中共军队的可能性问题。 (参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6页。)另外，观察组也介绍和演示了一些美方的军事技术和信息，包括爆破器材、轻武器的用法和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 (参见《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53页；《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7页。)。对于中共来说，这显然是美方在扩大军事合作方面释放的积极信号。

　　2.除了在延安外，美军还在其他地区与中共发生了接触。8月14日，在经过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L.Chennault）和周恩来的协商，并经史迪威和中共中央同意后，美军第14航空队派出的欧高士（Eggers）等两名正式代表到达新四军第5师驻地湖北大悟山。美军代表提出三项合作方案：（1）商谈以汉口、上海、广州为中心，建立无线电讯网的问题；（2）要求供给有关日军情报，以使美军随时轰炸其后方补给线；（3）初步协商美军登陆菲律宾后，新四军能否与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共同作战的问题。 (转引自朱虹：《新四军第五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友谊》，《地方革命史研究》1985年第3期。)对中共来说，这一事件无疑也是美国方面有意扩大军事合作的重要信号。

　　3.中共内部出现了扩大对美合作的意见。8月16日，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美英“对华政策，对太平洋战略，乃至对战后整个世界和平计划”，必须考虑我方的动向和意见；美国“把中国战场看成是日本失败的主要基地”，要在中国登陆，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因此“必须联共，并强迫国民党联共”。南方局还建议中共中央在一切国际国内和战时战后重大问题上，明白表示态度；其中，在军事上，“要求盟邦援助中国，看重抗战民主的力量，公平合理的分配援华的物资”。(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0—117页。)在参考了该意见后，中共中央于8月18日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开展外交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就对美军事合作问题，指示明确提出：美军人员来我地区，“为有对敌侦察及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刻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合作方面的合作和援助”；而目前的实施原则，“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的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质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4—475页。)。

　　在确定了外交工作基本原则后，从8月底开始，中共决定全面争取美国的军事合作。

　　1.中共向美方正式提出扩大军事合作的要求。8月23日，毛泽东主动会见谢伟思。在长达6小时的会谈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美国应当“坚持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将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欢迎；“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如果实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和国共双方的部队合作；“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是内线，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美军如果要与国共双方的军队合作，就要允许两支军队分开作战，“美军可以看到差别，我们拥有人民支援，能够战斗”。他还强调：“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54—260页。)9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指出：“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表示和太平洋决战任务的加紧，我们有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 即Patrick J.Hurley，当时是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于1944年9月8日到达重庆。、纳尔逊 即Donald M.Nelson，当时是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于1944年9月和赫尔利一起来华。提出援助我们之必要，请你代表中共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欢迎赫尔利、纳尔逊两氏来延观察”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492—493页。)。9月2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争取美国援助的问题。会后，周恩来起草了给史迪威的说帖，文中指出：为更有效地牵制敌人和配合盟军反攻，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给和援助，“至少应获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一”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83页。)。

　　2.中共中央向党内传达了扩大对美军事合作的决定。9月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中，朱德发言说：美国希望早点打胜日本，又希望自己少死点人；但是，蒋介石无能又不出力；现在美国派了观察组来，如果他们要求我们配合，可以与他们合作，从小到大(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1170页。)。9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新四军领导人，指出：以后会有“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497页。)。

　　差不多在同时，美方也在扩大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上表现出更积极的动向。

　　1.由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美国高层更倾向于使用中共军队来缓解中国战场的危机。7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决定将他的职责由指挥缅甸战场改为统率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一切在华盟国军事力量。7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向其通知了这一决定。8月13日和9月4日，美国陆军部表示：准备将租借法案的援华物资给予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中国陆军。(参见《史迪威资料》（征求意见稿），第119页。)9月23日，史迪威又向赫尔利提出，应向蒋介石提出下列事项：（1）派史迪威本人去延安向中共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中共通过史迪威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黄河以北使用中共部队，且不与国民党军接触；给中共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等内容。（2）租借法案物资运到中国后，由蒋介石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分配，但其中应包括给予中共军队一定的份额。(参见《史迪威资料》（征求意见稿），第128—129页。)

　　2.在了解了中共的一些基本情况后，美军观察组部分成员认为应给予中共军事援助，并向上级提交了政策建议。8月29日，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共产党部队，在长江以北所有的日军交通线沿线及紧靠交通线的地区都扼守着战略阵地据点”，“共产党部队很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并且有进行这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他们在有关地区内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大规模和持久地进行这种战斗所必须的”，他们可以长途行军。报告还认为：向中共军队提供适量的供应不仅会提高其作战效能，而且可以使其夺取大量日军装备来补充自己，另外还会比同等数量的给予空军的供应有效得多。报告结论是：考虑到一切政治、军事因素，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78—279页。)

　　这样，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一个月后，随着中共与美国之间取得一定的了解和认可，双方都作出了加强军事合作的决策，而实践层面的军事合作也全面启动。

　　三、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具体实践和设想

　　从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至1945年8月战争结束，虽然其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时有起伏，但双方的军事合作一直在进行。这些合作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情报搜集和交换、气象观测和人员培训、救援美军失事飞行员、制订两军联合作战计划等。

　　（一）情报交换与搜集

　　太平洋战争前期，美国对华北、华中地区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在美方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中，情报工作处于优先位置。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情报合作主要以下几个渠道。

　　1．美军观察组与中共在延安的情报合作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很快就向中共方面提交了所需情报的清单。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中央军委一局情报处专门安排人员负责与观察组的陆军情报组联系，并交换有关日军的情报。 (参见《总参谋部?回忆史料》，第174页。)此后，双方正式展开情报合作。

　　双方合作的流程是：每次交换情报前，根据前方各地区的军情报告，中方人员定期整理出关于日军的动态和静态情况，包括作战行动、部队调动、战斗序列和部署等，重要情况还附加工作草图；然后，中方人员再把整理好的情报通报给观察组的有关负责人；同时，按照对等原则，美方也将一些情报通报给中方。情报交换周期开始时为每周1次，后来按照美方要求，又改为每周两次。( 参见《总参谋部?回忆史料》，第174页。)

　　对于同美军的情报合作，中共方面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以配合美军需要。8月20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要求尽快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港口的舰船信息，以便供给盟军。(参见《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37页。)9月5日，中央军委作战部向各战略区发出指示信，要求将敌、伪、友、我各方面的材料，更系统、更详尽地提供给延安总部 (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16页。)。另外，中央军委还决定在各战略区司令部设置联络处，专门负责向美军提供战略情报的工作(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另一方面，对于美方在情报方面提出的特殊要求，中共尽量给予满足。例如，应美方要求，中方还特地安排观察组成员会见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人员，其中包括日共领导人冈野进（Okano Susumu）。会见中，观察组成员克劳姆尼（Raymond Cromley）还向对方提到了美方关于训练日共党员做特工，并将其送到中国东北和日本的计划。 (参见〔美〕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89页。)对美方来说，同这些日方人员的会见尤其具有情报价值。为了加强同这些日方人员的联系，美方还特意从重庆抽调人手加入观察组，其中包括1名美籍日本人和1名日裔美国人。 (参见《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47、90页。)

　　对于同中方的情报合作，美方是比较满意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在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从11月起，包瑞德和观察组成员斯特尔（Charles G.Stelle）开始制订一个扩大美军在华北的无线电电台网的计划，代号为“延电四号”。该计划的内容是在延安建立一个可以为20个至25个战区电台服务的中心电台，并在华北地区建立与其配合的情报搜集电台。到1945年1月，在延安建立中心电台的培训已经完成。随后，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批准了这一计划，观察组也开始向延安转运无线电设备。( 参见《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136—137页。)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3 09: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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