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问题再探
2016-01-03 09:34:1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2.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与新四军第5师的情报合作

　　美军第14航空队的代表到达新四军第5师总部以后，中共中央很快作出回应。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指示李先念：对方所提三项要求，均可合作办理；“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可供给敌军情报” (《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3—444页。)。

　　在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李先念于9月2日与欧高士达成初步协议。关于无线电电讯网问题，协议内容规定：同意美军第14航空队在第5师范围内设立无线电通讯网，包括在师部设立中文总台和英文联络台各1部，在九江等地设立6个支台，以后根据需要再行添加；全部侦察业务和各台工作人员由第5师自行办理和配备，唯有英文联络台由美方派人管理(参见《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1卷，第446页。)。关于情报供给问题，协议规定：第5师首先向美方提供关于汉口附近的敌军飞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等情报；两个月后，待第5师建立空军侦察组织后，再提供关于敌方空军、轮船行动的准确情报 (转引自朱虹：《新四军第五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友谊》，《地方革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在接到第5师的有关汇报后，中共中央很快复电表示同意。但是，直到12月22日，由美军第14航空队正式派出的6人情报组才抵达大悟山。(参见《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1卷，第461页。)12月29日，双方达成协议：第5师同意美方在汉口的西北近郊首先设立电台，另在师部附近选择地点准备设立临时飞机场，由美方负责测量( 参见《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1卷，第464页。)。1945年初，第5师司令部正式设立情报二处，然后利用美军的电台设备训练人员并迅速在汉口附近建立电台和情报网 (参见朱虹：《新四军第五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友谊》，《地方革命史研究》1985年第3期。)。同时，美军第14航空队驻新四军第5师的观察组也正式成立。

　　从1945年春起，双方的情报交换活动开始进行。中方主要是向美方提供关于武汉、平汉线及长江中游沿线的情报，以帮助美军实施轰炸任务。而美方也相应交换一些大范围内的日军调动情报。 (参见朱虹：《新四军第五师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斗友谊》，《地方革命史研究》1985年第3期。)双方的情报合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3.驻华美军司令部与东江纵队的情报合作

　　早在1944年8月，美军第14航空队代表就向新四军第5师提出了关于在广州附近建立情报网的问题。9月2日，第5师答复对方说：香港附近电报网的建立，非自身范围，请美方派人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别接洽。(参见《李先念年谱（1909—1992）》第1卷，第446页。)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和准备，1944年10月，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1个情报组携带电台，到达东江纵队司令部 该情报组规模很小，只有2人。不久，情报组另1人的工作由东江纵队人员接替，美方人员只剩下组长欧戴义（Merrill S.Ady）1人。到1945年8月，欧戴义的工作由戴维斯（B.G.Davis）接替。(参见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5页。)。

　　为了配合对方工作，东江纵队专门组建了1个特别情报工作部门，其成员逐渐扩展到200人，情报站扩展到整个东江沦陷区。从10月起，东江纵队向美军情报组开始提供大量重要的情报，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军在香港、广州一带的机场、港口等设施的情况，以及军政各方面情况和动向。( 参见《东江纵队史料》，第675—678页。)双方的合作一直保持到1945年9月。

　　除了与美军情报组合作外，东江纵队还对美方其他情报工作进行了配合。例如，1945年3月9日，美国海军的1个6人工作组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进行沿海测量工作，为盟军实施登陆作战作参考。东江纵队不仅向其提供安全保护，而且专门派人实地调查，帮助其搜集材料，使美方最后完成了测量任务。 (参见《东江纵队史料》，第698页。)

　　除了延安、大悟山和东江三地之外，美方还在浙东地区就情报合作问题向中共方面作了两次试探。一次是在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派人前往中共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要求建立联系并交换情报，条件是向后者提供武器弹药和经济援助。另一次是在1945年5月底或6月初，美军第14航空队派人找到浙东游击纵队领导人，要求建立军事情报联系，并以空投新式武器做交换。 (参见浙江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编：《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61—365页。)对于美方的两次试探，浙东游击纵队都进行了接待并向上级作了汇报和请示，随后也都无果而终。

　　（二）气象观测和人员培训

　　实施战略轰炸是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对日作战的重要手段。为了顺利执行轰炸任务，美军迫切需要获得中国各地区的日常气象资料。这样，气象工作便成为美方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的重要事项。据统计，为中缅印战区提供气象服务的美军第10气象中队曾先后向美军观察组派出过11名工作人员。 (参见《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116页。)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很快向中共要求在延安附近和华北各根据地，由美军派人员建立气象观测站，并以一批无线电器材作为交换条件。中方否定了美方的方案，提出了由美方提供器材，中方派人员建站的意见。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协定：中方主办气象训练班，美方协助教学；在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建立20个气象站；美方负责提供气象设备及通讯器材；各地气象资料由中方延安总部统一收集后转给美方。( 刘克东等：《我军最早的气象观测与气象通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401—402页。)

　　协定达成后，双方的气象合作正式开始。到1944年10月，中方已派出12名通讯员来接受观察组的短期培训。10月至12月，叶剑英先后签发了关于建立气象观察制度的一系列规定，包括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报告详细观察项目与方法、建立测候所等内容。12月8日，叶剑英又拟定了气象《观察员须知》，并下发给各地。(《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17、418页。)中方还抽调人员，专门成立了1个气象小组。 (参见《总参谋部?回忆史料》，第201页。)到1945年春，由中央军委作战部主办的气象训练班正式开班，而美军观察组专门派人员负责教学。 (参见《通信兵?回忆史料》（1），第402—403页。)四五月间，在气象训练班的毕业典礼上，叶剑英还发表讲话说：“现在美军很需要气象情报，大家要赶快下到各地去。希望大家刻苦工作，很好地完成任务。”(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2页。)之后，毕业学员被马上派往华北各根据地。

　　工作人员到位以后，日常气象测报工作进入正轨。华北各根据地的中方气象测报人员每日将观测结果汇报给延安通信总台，总台收齐后再转交美军观察组，由其发给驻华美军司令部，然后再转发美军各飞行基地。除了日常工作外，各地中方气象测报人员有时还负责一些与美军有关的临时性气象任务。 (参见《通信兵?回忆史料》（1），第404—405页。)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三）救援美军失事飞行员

　　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中共各根据地军民救援美军失事飞行员的行动就时有发生。因此，救护美军失事飞行员成为双方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美军观察组也为此设置了1个空地救援组。

　　美军观察组达到延安后，很快向叶剑英提出：要针对救护美军飞行员交换大量信息，并进行一些变革，包括建立1个中国空地救援委员会，由各根据地派代表组成。

　　对于美方的要求，中方尽量给予满足。首先，专门成立委员会，要求各地代表专门绘制出本区地图并标明安全和不安全地区 (参见《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105页。)。其次，同意美方在华北扩展空地救援组的要求。1944年10月起，观察组为此派出6名成员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共停留4个多月 (参见《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66—67，106页。)。再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作战部于1945年1月绘制完成《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并经美军观察组转交罗斯福。美军于2月将其复制成英文版，提供给B-29轰炸机飞行员使用，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争取降落到中共的控制区内(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1页。)。

　　自双方开展救援合作以后，中共协助救援美军失事飞行员的行动取得明显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至战争结束时，中共各根据地共救援盟军（美军为主）人员102人，牺牲军民110余人 (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1页。)。而且，尽管双方关系时有起伏，中共对这项合作一直给予认真配合。

　　（四）制订联合作战计划

　　在双方的军事合作事项上，最重要的是联合作战问题。应该说，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双方都有过关于联合作战的打算。但是，要么属于单方面的意向和设想，没有向对方正式提出；要么属于外交场合的试探，没有具体方案。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的最初阶段，双方对此都比较谨慎。其中，7月27日，谢伟思曾向周恩来探询：在中国设置盟军最高统帅是否可取或可行？后者马上表示：目前时机尚不成熟。(参见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14页。)

　　在这个问题上最先打破沉默的是美方。8月中旬，在与新四军第5师的谈判中，美军第14航空队代表欧高士在三个合作要求中第一次提到了新四军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

　　对于美方的要求，中共非常重视。 8月21日，毛泽东复电第5师，要求对美方表示同意，并表示中共中央将与美军观察组进行协商和准备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37页。)。同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美军不久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线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之一是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时间据估计已不远，请认真布置京沪杭地区各大城市之间的工作 (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478页。)。8月23日，毛泽东对谢伟思表示：如果美军要登陆中国沿海，两军可以实施联合作战。

　　但是，中共关于实现联合作战的答复并未得到美国高层的再次回应，主要原因是此时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爆发了关于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的争执并导致严重危机。最后，罗斯福于10月19日向蒋介石妥协，下令召回史迪威，改派魏德迈；同时作出调整：一是将美军中缅印战区分拆为印缅战区和中国战区，分归索尔登（Daniel I.Sultan）和魏德迈管辖；二是魏德迈仅限于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且只负责指挥美国在华军队。史迪威离开中国之前，特意致信朱德并遗憾地表示：“我曾期待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 《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1173页。)

　　史迪威被调离后，中共与美方联合作战的可能性明显降低，但相关计划仍在继续推进。10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一起会见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戴维斯询问：如果美军在华北海岸登陆，中共军队将给予什么支援？毛泽东回答说：如果美军登陆是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且能够提供援助的话，中共将给予全面合作。 (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26页。)10月24日至26日，戴维斯、包瑞德又和朱德、叶剑英等中共军事领导人见面，并要求中共以美军在连云港登陆为假设，对军队作战能力进行具体说明。11月2日，应美方要求，中共专门邀请戴维斯和包瑞德参加了参谋人员大会。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美军需要投入5个师，而中共将出动5万部队支援登陆作战，同时在华北各地发起交通破袭战，以防止日军增援；而且不管美军是否选择在中共控制区登陆，都将提供全面合作；与之相应，登陆地点应成为中共的供应基地。 (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26—330，344—345页。)

　　与戴维斯等人的商谈再度提升了中共对于同美军联合作战的预期。10月2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局：“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560页。)。11月2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又指示华中局：“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请考虑设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585页。)。

　　但是，对于同中共的联合作战问题，美方内部这时出现两派意见。一派是以戴维斯等在华工作人员为代表，主张积极推进同中共的合作，促成联合作战。例如，戴维斯认为：“我们应该毫不迟延地扩大我们在延安的有限的代表人数及其活动”，中国一旦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就可获得与中共在华北实行大规模军事合作的基础。(参见《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57—358页。)另一派是以赫尔利等高层为代表，主张在对华政策上要优先考虑国民党，不能绕过国民党援助中共及联合作战。赫尔利还推翻了11月10日在延安与中共达成的包括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内容的《五项协定草案》，进而提出：中共必须先接受国民党关于国共谈判的条件，允许国民党改编军队并向其移交指挥权后，才能得到美方的军援。他的提议自然遭到中共的拒绝。

　　由于美方高层与中共的距离逐渐拉大，到1944年底，双方联合作战的前景已经非常暗淡。但出于各种原因，少数美方人员与中共仍在继续推进有关计划。12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会见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博德（Willis H.Bird）中校及包瑞德。双方就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中共能够提供的合作和支持等问题，专门作了商讨。(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18—419页。)12月27日，包瑞德还作为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麦克鲁（Robert B.McClure）的代表，与毛泽东等人进行了会谈。包瑞德表示：德国战败后，美军有可能从欧洲派遣1个空降师过来，会在山东沿海地区登陆，届时中共能否为美军提供军火以外的临时性补给。中方基本表示同意，但同时也询问是否可以参与协商美军的具体行动。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93页；《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第195页。)到12月底，就包瑞德提出的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问题，周恩来还召集朱德、叶剑英等人一起商谈，并拟出关于同美军合作方针、原则和条件的方案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94页。)。客观上说，上述的联合作战计划都有一定可行性，但后来都遭到赫尔利等人的阻挠和美国高层的否决，未能变成事实。

　　四、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的终结

　　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的几个月，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势头是不错的，不仅情报合作、气象人员培训和空地救援等各项合作逐渐落实，而且向中共提供军援和实现联合作战也出现很大可能。但是，随着赫尔利来华和史迪威被撤换，双方的军事合作开始出现阴影。

　　赫尔利来华的最初时期，中共对其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而且，赫尔利当时对中共也持一种比较友好的姿态。1944年10月17日，赫尔利还在重庆对董必武和林伯渠表示：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为决定中国命运一个因素。10月23日，赫尔利又对董必武和林伯渠说：他曾问过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参见《董必武年谱》，第216—217页。)11月上旬，在造访延安期间，赫尔利也向中共说要尽一切力量使蒋介石接受他与中共达成的《五项协定草案》。对于赫尔利的这些表态，中共方面也比较认可，认为和他的商讨是融洽的。毛泽东还在11月8日对赫尔利说：“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可是，赫尔利返回重庆后，立场很快发生变化，不仅推翻了原先的协定草案，而且还转向支持蒋介石关于中共应交出军权的三点反建议。这就使得中共开始改变了对赫尔利的看法。但出于争取美方的目的，中共仍然与赫尔利保持着正常沟通，只是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步。12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包瑞德会谈。毛泽东虽然批评了赫尔利背弃协定草案并为蒋介石做说客的行为，但仍然表态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63—564页。)。他还强调：“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或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95—96页。)。同日，周恩来专门致函赫尔利说：为了击败共同敌人，始终愿同美方继续磋商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同美军观察组保持密切联系(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91页。)。但与先前不同的是，中共开始在内部强调要在对美军事合作上提高警惕。在12月底周恩来等人拟定的配合美军登陆的方案中，就提出：我们的配合必须是有条件的，即美军必须服从中共的政策法令，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入境建立政权，军队开出之前要拟订合作协定，要给中共20个旅的武器配备等(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94页。)。

　　进入1945年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扶持蒋介石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1月14日，赫尔利致电罗斯福，指责一些美国外交官和军官准备绕过国民党政府把美国和中共联合起来，造成了国共谈判的破裂。随后，马歇尔下令调查此事。1月17日，魏德迈向部下发出指示：“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现政府”。2月15日，魏德迈又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态说：“我们美国军官、美国军事人员，将不给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援助。” (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454、457页。)赫尔利还通过各种手段，将一些所谓的亲共人员从延安撤出，甚至调出中国。这样，美国实际已经关上了与中共单独进行军事合作的大门。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明显变化，中共虽然很不满意，但仍然作出了一些善意姿态，以使双方保留继续合作的可能。3月13日，毛泽东对最后一次访问延安的谢伟思指出：美国将是战后援助中国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27—329页。)。4月1日，毛泽东又对即将离开延安的谢伟思说：不管美国是否提供一门炮或一粒子弹，中共将继续寻求和实现合作；对于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等 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中共都会将其当成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打败日本；加入美军登陆或进入中共地区，他们将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的、渴望对敌作战的军队和人民 (参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37页。)。他还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采取不插手政策 (《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第589页。)。

　　但是，中共方面作出的善意姿态并未得到美国高层的理解和尊重，其对华政策中“扶蒋反共”的倾向性变得更加明显。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布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只能提供给国民党，并指责中共及其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

　　对于赫尔利的对华政策讲话，中共通过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于4月5日进行了严厉驳斥，指出其“有助于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但是，为了留有余地，中共中央暂时不作表态。4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还致电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就罗斯福逝世向美方表示深切吊唁，同时还派叶剑英、杨尚昆到美军观察组表示哀悼。

　　从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会议期间，中共对美国的认识和方针上出现重要变化。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指出：到战后，“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美国还可能实行对华武装干涉，要准备应付危险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7、389页。)。6月2日，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叶剑英先介绍了美国在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并提到“美国对我敌后战场布置似乎紧迫了”，不仅提出很多要求，而且动辄单方面行动，态度也比以前蛮横。听完介绍后，毛泽东对此表态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4页。)

　　随着对美认识和方针的变化，中共对于军事合作问题的立场转向强硬。6月2日，叶剑英与观察组成员斯特尔等人谈话，并就美军的“延电四号”计划指出：“通讯服从战略方针和行动”，“我们有理由要求和魏德迈讨论整个计划”，需要美方公开表示合作，“谈论整个计划，然后才能谈各个部分问题，然后才能施行”。叶剑英还严肃地指出：“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请你们注意：我们有近百万军队，同你们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如果你们不合作，我们没有外国帮助，仍然要抗战下去。即使再打一千年也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打胜。”(《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4—425页。)叶剑英的谈话向美方说明了必须平等合作的立场，也表达了捍卫独立自主原则的决心。此后，中共先后拒绝了美方提出的一系列其他要求，包括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机场、空降人员、增加空地救援及气象工作人员等，并接管了美军已经在晋绥、太行设立的两座电台。6月18日。叶剑英还致电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人，针对之前的美军空投人员事件 1945年5月28日，美军在中共的晋察冀根据地空降8名人员，因事先未获允许，遂被扣留。指出：“因美军未与延安建立正式合作关系，降落在我区之美军，不应让他们在我区设立电台。”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26页。 )7月7日，中央军委就美国对华政策动向及己方对策又向各地发出指示，其中特别提到：“现留在晋绥、太行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这样，由于中共的坚决抵制，美国企图单方面推进实施的“延电四号”计划最终搁浅。

　　中共与美国在“延电四号”计划上的冲突和决裂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至此，除了各自履行一些基本的作为战时盟友的应尽义务外，双方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已经走向终结。

　　结论

　　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军事合作是比较短暂的，前后只有一年时间。但这段时光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也为战后中美关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长久的历史回响。

　　中共和美国在军事合作问题上形成合作，但最终又分道扬镳，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从美国方面来说，在华军政人员的个人观念和性格特点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基本前提。正如美国学者邹谠所指出的：追求速胜“构成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大多数重要的军事决策的最高指导思想” (〔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页。)。由此推论，为了取得速胜，美国在对日作战时，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包括充分利用中共的军事力量，也就会顺理成章地出现派遣观察组进驻延安、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等现象。但是，也正是由于同样原因，当美国不再把中国战场视为击败日本的必经途径后，对其而言，中共军事力量的价值也就迅速降低，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热度也就自然会下降，乃至结束。从中共方面来说，寻求同美国军事合作最重要的原因是获得外援，摆脱武器装备十分匮乏的困境，以加快战争进程并赢得胜利。但是，如果为了实现军事合作，就需要付出丧失独立性和成为外国势力附庸的代价，那就会严重地背离革命者的原则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初衷。那么，这种军事合作无论如何诱人，也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到战争结束时戛然而止，但双方最终都是有所收获的。从美国方面来说，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有效地改善了在华美军的情报工作、气象服务和救援行动。包瑞德曾就情报交流称赞说：这些共产党人“在全部情报专家中是最真诚的，对于有关日本军队的情况掌握得最迅速。我们希望的，他们都具有，甚至比我们希望的更多”；共产党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很高。这些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40、42页。)。通过军事合作的经历，许多美方人员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共的生机和活力，并预见到了中国政局未来发展的前景。戴维斯在报告中指出：中共政权“是一个人民的政权”，“延安为广大处于失望之中的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条走出绝望深渊的肯定的出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注定被共产党人击败”( 《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第357页。)。从中共方面来说，首先，通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现代军事技术并获得很多实际收益。以情报交流为例，由于双方相互弥补，在给美方提供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日军情报的同时，中共也从对方获得很多关于南洋、印度支那、马来半岛、日本本土以及东北地区日军动态的重要情报。( 参见《总参谋部?回忆史料》，第175页。) 这些对于中共军队对日作战和全面发展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也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工作渠道，对于中共了解外部世界，拓宽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胡乔木所说，通过这个过程，“我们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国际影响也扩大了”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2页。)。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3 09:38:1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八路军为何不留日军活口？日军经常装死伏击

下一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基层人民武装研究——以胶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