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纪念活动与中共抗战动员
2016-01-03 10:08:08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协调各党派关系、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借助纪念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方式包括：呈现日军暴行，诠释抗战建国方针，升华历史经验，批判投降妥协倾向，弘扬民族精神，彰显中国抗战地位，展示抗战胜利前景等。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对于塑造中共形象、提升中共抗战动员影响力、整合各方力量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为纪念三八、五一、五四、七一等重要节日以及七七抗战、辛亥革命、十月革命等重大事件，举行了系列活动，既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和缅怀，强化了历史记忆；又表达了中共抗战主张，有效实施了抗战动员。纪念活动是中共抗战动员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本文拟就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目标、方式、效能作一初略探讨。

　　一、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抗战动员，其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协调各党派关系，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1938年后，每逢七七纪念，中共都要发表通电、宣言或者口号，以动员、集中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1938年7月6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致电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援助前线，一切服从抗战，为民族国家之最后解放奋斗到底”。[①]这是中共全面抗战主张的重申，也是中共抗战动员基本立场的表达。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将士“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②]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全民族抗战的总动员。除七七纪念外，中共借助其他纪念活动，也发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呼声。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强调：“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③]这一形象表达，说明了民众抗战与抗战胜利的内在关系，阐释了民众投身抗战的意义。

　　在抗战动员过程中，中共善于利用纪念活动与动员对象的契合，对军人、工人、青年、妇女分别进行动员。军人是抗日的中坚，抗战一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赞扬全国抗日将士“英勇奋战”，并希望其能“再接再厉，坚持抗战”。[④]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二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时，向前方数百万将士表达了崇高敬礼。1944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要求全国军队“积极作战，加强团结，粉碎敌人的新进攻”。[⑤]这是借助七七纪念对全国军人实施的抗战动员。工农是抗日的主力，中共注意利用五一纪念对工人进行抗战动员。1938年5月1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五一纪念专刊题词：“全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来纪念‘五一’，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中国工人阶级应努力于民族解放以谋自身的解放，另方面应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⑥]这里与其说阐释了五一纪念的意义，不如说阐明了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使命。1939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提出：“中国工人阶级过去现在都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地位”，抗战以来的事实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最觉悟的并且是抗战中重要力量之一”。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参加或组织五一的大会、纪念会、座谈会，解释五一的意义与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组织工人及领导工人参战的各种工作”。[⑦]肯定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阶级觉悟，其目的在于激发工人参加抗战。青年是抗日的先锋，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晚会并发表讲话，号召青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强调：“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⑧]他希望青年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妇女是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⑨]让妇女明了肩负抗战责任，其意在提升妇女的抗战热情。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他号召妇女“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以在民族自卫战争中“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⑩]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旨在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在抗战中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三八妇女节是国际性节日，中共力图利用这一特点，以唤起国际妇女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形成世界妇女的反帝反战联合。194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等口号之下，进行抗日动员，并主张通电苏联、日本、英、美、德、法、意、印度、朝鲜、台湾、南洋各地妇女，号召共同实行反帝反战的战斗。[11]

　　协调各党派关系共同抗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为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化解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中共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协调国共两党关系。1939年7月7日，乘抗战二周年纪念之时，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书，分析抗战局势，说明如何支持长期抗战的具体方针，强调“全民族的团结系于各党派的合作，各党派合作的中心，决定于国共两党的关系。”[12]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发表社论指出：“根据历史证实了的经验，我们认为，如能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中的一切困难即可迎刃而解。”[13]如此，中共借助纪念活动表达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合作抗战的愿望。

　　为维系国共两党的团结，中共一方面强调继承孙中山的遗产，另一方面表达对蒋介石的推崇。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认为这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14]毛泽东强调继承、光大孙中山的遗产，其意在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基本遵循，以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关系。1939年3月1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并讲话，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15]毛泽东试图通过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相通，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学理支撑。与此同时，中共尽力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抗战一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肯定蒋介石有“统筹全局”之功。[16]1938年9月18日出版的《解放》第52期发表时评，既表达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又表示不能动摇拥护蒋委员长与拥护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我们将以极端诚恳的态度，帮助蒋委员长与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17]经历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仍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推崇，要求“共产党人与全国人民均应该拥护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18]，并且提出：“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19]这一承诺，进一步提升了蒋介石的地位。应当说，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维持，与中共采取的上述策略不无关系。

　　除协调国共两党关系外，中共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协调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抗战三周年纪念时，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表示：“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20]这一关于政权建设的构想，留下了民主党派生存的空间，赢得了民主党派的认同。抗战五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进一步申明：“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战后也应是团结的”，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21]从这里，各民主党派可感知中共的诚意与中共对待民主党派的基本态度，有助于强化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

　　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协调中苏关系，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共利用十月革命、苏联红军纪念，表达了对苏联及苏联红军的推崇，肯定了苏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1939年2月16日，为纪念苏联红军创立21周年，应苏联《真理报》之约，毛泽东撰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一文，称赞苏联红军“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22]这番溢美之词，有基本的事实支撑，也为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证实。同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撰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坚定站在苏联一边，澄清国际社会对苏联的误解，为苏联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毛泽东强调，苏联的利益与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一致，“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23]。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1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充分肯定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认为“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24]1944年11月7日，毛泽东同朱德设宴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席间，毛泽东举杯庆祝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红军的胜利。[25]

　　在七七纪念的过程中，中共为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支持，同样表达了对苏联的推崇和赞许。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认定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26]这是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作出的判断。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发表宣言指出：“苏联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保卫苏联的，而且是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之自由独立的。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即是一切民族之民主与自由、独立与解放、公理与正义、科学与光明的成败。”[27]这里既肯定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世界意义，也说明了苏联卫国战争成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刻影响。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对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28]这种评价，将苏联的作用提到了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于中苏关系协调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有积极意义。

　　除协调中苏关系外，中共还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协调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时，“按照毛主席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29]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宣言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中第一项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30]1944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年，毛泽东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庆祝晚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赞扬美国国内团结、民族团结的精神。[31]由此看来，中共借助纪念活动协调英、美等国关系的意图明确。

　　可见，中共将抗战动员融入了抗战时期的纪念活动之中，充实了纪念活动的内涵，赋予纪念活动新的价值。

　　二、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纪念活动呈现日军暴行、诠释抗战建国方针、升华历史经验、批判投降妥协倾向、弘扬民族精神、彰显中国抗战地位、展示抗战胜利前景，表达了抗战主张，实施了抗战动员。

　　通过呈现日军暴行实施动员。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烧杀淫掠等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将其呈现在国人、世人面前，可唤起民族觉醒，激发抗战热情。1938年6月30日，《新中华报》发表述评文章，系统描述了自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6月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文章开头写道：“日寇一年来在我国的种种暴行, 决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32]字里行间，流露了中华民族的愤怒。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毛泽东批判了日军“特殊的野蛮性”[33]，揭露了日军在中国所实施的物质掠夺和精神摧残。1939年9月，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搜集整理中外报刊、书籍、报告等方面的资料，编辑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集中反映了日军在沦陷区的战争暴行与侵略事实。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指出：“五年来日本强盗占领了我们很多的土地，烧掉了我们很美丽的村庄，杀掉了我们很多的同胞，强奸了我们很多的姊妹，抓走了我们很多的壮丁，我们的田园荒芜了，我们的亲戚朋友死掉了，万恶的日寇打破了中国人民原来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不能不忍受长期战争的苦痛。”[34]这种对于日军暴行所进行的概括式、全景式扫描，燃起了中华民族抗日的怒火，使抗日成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通过诠释抗战建国方针实施动员。抗战方针指引抗战方向、关系抗战成败，让民众认知和认同抗战方针，是抗战动员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共借助纪念活动，阐释了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团结抗战等系列抗战方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释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诠释。他指出：“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3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于团结抗战，是团结抗战方针的政策支持。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发表的宣言强调，“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36]团结抗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借助纪念活动，中共阐释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的系列政策。如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向全国公布了中共的“三三制”主张，并对根据地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政策等，作了规定和论述。[37]借助纪念活动，中共还阐释了战后国家建设的构想。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表的宣言，对战后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设计。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38]这里描绘了新中国的雏形，为抗战动员增添了新的元素。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针对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指出挽救目前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39]中共关于战后国家建设的构想，反映了民众诉求，体现了民众愿望，有利于调动民众参与抗战的积极性。

　　通过升华历史经验实施动员。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对现实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中共实施抗战动员时，注意结合历史经验、历史智慧来阐明抗战道理。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之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主要原因在于“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告诫青年：“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40]这就借助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经验，说明了实行全面抗战的必要性。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通过总结中共成立22年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民族的盛衰，系于国共两党的政策，及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两党的政策正确，“两党的关系就好，中华民族就强盛，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抬高”；反之，“中华民族立即衰弱下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就立即降低”。[41]社论通过勾勒国共两党关系与民族盛衰、国际地位变化的轨迹，说明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以历史诠释了现实。

　　通过批判投降妥协倾向实施动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亲日派一直主张投降妥协，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逃抵河内，公开投降日本；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也表现出妥协退让倾向。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二周年而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批判了“和则存，战则亡”的论调，认为投降是当前主要危险，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党派和同胞“反对投降和分裂”。[42]

　　与投降妥协倾向共生的是国民党的反共倾向，张闻天为纪念中共成立18周年而撰写的《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一文，在批判投降妥协倾向的同时，指出“防共反共”是投降妥协的实际准备。[43]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书，分析了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危险产生的根源，并指出“反共实为诱降、劝降、投降之实际准备”。[44]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被日本侵略者指定为全国性政权。随后，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面临“空前投降危险”，强调“任何投降阴谋必须反对，任何投降分子必须同他奋斗到底”。[45]投降妥协倾向的遏制，坚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

　　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实施抗战动员。抗日战争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民族精神是支撑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中共在进行抗战动员时，注意阐发纪念对象所蕴含的精神品格，诠释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以此激发全民族抗战的勇气。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学习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46]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与人类正义，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和平。这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牺牲精神的具体诠释。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时指出：“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47]这里实际上阐明了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意义。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表宣言时申明：“五年中我们中国人民表现了无限的英勇、坚忍、刻苦、耐劳、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48]这里既揭示了抗战精神的内涵，也说明了民族精神对于抗战的支撑作用。

　　通过彰显中国抗战地位实施动员。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有利于汇聚全民族抗战的力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49]将中国抗战胜利与全世界永久和平联系起来，彰显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有利于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抗战。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整个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50]这是对中国抗战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充分肯定。此后，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43年7月，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发表宣言提出：“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51]通过比较，说明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原因，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通过展示抗战胜利前景实施动员。抗战的前途如何，抗战的结局怎样，这是全民族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抗战动员过程中必须明示的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52]这是基于中日双方基本特点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抗战二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书强调，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中华民族必不会被人灭亡。不仅不会灭亡，且要雄立宇宙，为民族解放，为世界人类解放，高举着胜利之旗，向前迈进。”[53]这是民族自信的表达，也是国际主义情怀的彰显。抗战三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认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要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我三年英勇抗战中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已凝结于全民族的心目中，而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54]这种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为相持阶段的抗战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撑。1944年7月7日，《解放日报》刊发纪念抗战七周年社论指出：“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法西斯强盗的胜利已经迫近了，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快要来临了！”[55]历史已经证明，中共对于抗战胜利前景的预测是科学的，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可见，在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中共整合多种资源进行了抗战动员，彰显了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

　　三、纪念活动中的抗战动员效能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纪念活动所实施的抗战动员，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影响力，对于整合各方面力量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抗战动员的同时，申明了党的性质与使命。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56]这就借助谋划七一纪念之机，阐明了党的性质与党的使命，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赢得抗战胜利，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重要步骤。为此，中共借助纪念活动明确了共产党人应当承担的抗战责任。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57]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发表的宣言申明：“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58]这些表达，彰显了中共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为塑造中共形象，中共在进行抗战动员的同时，注意借助纪念活动澄清诋毁中共形象的各种谣言，还原事实和真相。辛亥革命30周年纪念时，重点澄清了共产党是“奸党”、八路军新四军是“奸军”等荒谬之论。1943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抗战六周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59]借助纪念活动澄清关于共产党、敌后战场抗战、抗日根据地等有损党的形象的谣言，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提升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影响力。纪念活动所确立的纪念时间、建构的纪念空间，能引起媒体和全社会的关注，通过纪念活动发出的抗战呼声，具有传播面广、传播时长的特点，由此使中共的抗战动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赢得了各阶层、各党派的认同和肯定。如《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发表后，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这个宣言。[60]《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发表后，刘少奇曾指出：“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61]经过讨论和宣传，晋察冀各界认为，它是“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62]。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各界在讨论宣言时，称其“鼓励了同志，指示了方向”[63]；靖边县召开绅士座谈会时认为，“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64]。因此，中共抗战动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指明了抗战方向。

　　促进了全民族力量的凝聚。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实施的抗战动员，感染了各党派、各阶级，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力量的凝聚。据1938年8月2日的塔斯社报道，在延安，“有五分之三的妇女参加各种团体。妇女还建立了自己的自卫队并同男人们一样进行军事训练。有各种专门的妇女小组为军队服务：她们给战士洗被子，补衣服；照顾伤病员；帮助军属。”[65]这是对延安妇女参加抗战情形的真实写照。1939年7月12日，H·利亚霍夫在述评中国战局时说：“这几天中国广大群众为抗战两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标志着巨大的民族感情的高涨，这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保证。”[66]从此可感知抗战二周年纪念的动员效能。1942年7月27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指出：“我党为纪念民族解放战争5周年发表了宣言，给国民党和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助于调解国共关系。双方代表已开始在重庆会晤。值抗战5周年之际，我们发表了《告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号召他们进行顽强的斗争和克服困难。”[67]应当说，中共借助纪念活动所实施的抗战动员，对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对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其作用不可低估。

　　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共产国际存在期间，逢五一纪念、十月革命纪念，往往发表宣言，并对纪念活动作出部署和安排。中共适时举行五一纪念、十月革命纪念，对于共产国际是一种配合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在部署纪念活动时，发出了援助中国抗战的倡议。1938年11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21周年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用武器和贷款支持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不给日本侵略者任何军事物资，不给他们任何贷款。”[68]1939年5月1日，共产国际发表五一宣言时，要求世界工人为中国争取军援和贷款。[69]共产国际力图借助纪念活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事实上，中国抗战的胜利，与国际社会的援助密不可分。苏联、美国、英国等盟国给中国抗战以人力、物力的援助，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曾言：“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70]纪念活动是中共实施抗战动员的有效途径，它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强化了抗战动员效果，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0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

　　[⑥]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21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第6页。

　　[⑧]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1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2页。

　　[1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

　　[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1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页。

　　[17] 《纪念“九一八”巩固国内团结》，《解放》第52期（1938年9月），第1页。

　　[1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

　　[1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2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357页。

　　[22] 毛泽东：《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3期（1939年3月），第1页。

　　[2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2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4页。

　　[2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479页。

　　[2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2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6-487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2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3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页。

　　[3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页。

　　[32] 述评：《日寇一年来的暴行》，《新中华报》1938年6月30日。

　　[3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

　　[3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2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3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3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3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39]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页。

　　[4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4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

　　[4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412页。

　　[4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4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页。

　　[4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4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3页。

　　[4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437页。

　　[4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5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5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页。

　　[5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页。

　　[5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

　　[5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5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475页。

　　[5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页。

　　[5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页。

　　[5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6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6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62] 《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晋察冀各界拥护中共“七七”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

　　[63] 《鼓励了同志，指示了方向》，《解放日报》1942年7月29日。

　　[64] 《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

　　[6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6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6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98页。

　　[6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6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7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3 10:09:4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金延锋：浙江抗战戏剧运动探析

下一篇：王宜田：东北沦陷时期日本酷刑犯罪初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