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往来函电中的上海银行家
2016-01-06 09:49:11 来源：东方早报 点击： 复制链接
许汉卿致钱新之函稿（1945年9月3日）
周作民致傅锐函稿（1937年9月7日）
胡笔江，1938年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
钱新之，1948年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
陈光甫，1937年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
周作民，1945年时任金城银行总经理
抗战时期，频年离乱，悲歌当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举国罹难，沦陷区尤甚，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经济通货膨胀，金融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厄运。本文拟从上海市档案馆藏抗战时期的银行档案入手，以银行家往来函电为视角，解析上海银行家群体在抗战时期的遭际与感触，以及如何应对战争危机的策略和在民族危亡中的表现及所发挥的作用。兹从以下三方面分述：
悲歌当泣 上海银行家的战乱遭际与感触
抗战期间，上海银行界精英损失惨重。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8月14日，金城银行吴延清、虞伯岩、余启阶三人在大世界爆炸中丧生。时隔八年之后的1945年同日，金城银行对三人祭奠以示纪念。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到行，亡友言钦及虞、余两君第八周年纪念，设祭，率同人行礼。国家今已胜利，而三君有灵，亦当含笑九泉。”可见此惨剧对周作民及金城银行同人造成的悲痛。1938年8月24日，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所乘“桂林号”飞机遭日机击落，机毁人亡。十年后的1948年8月，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撰《满江红——追悼为抗战而牺牲之银行家胡笔江君》，请严独鹤发表于《新闻报》副刊“新园林”，予以怀念，表示“君生平抱负至远大，不幸遭国多难，遂为金融界中率先为国牺牲者，可痛也”。1941年6月，盐业银行总稽核兼上海分行经理张伯驹在沪遭汪伪特务绑架，费尽周折才告脱险。还有1941年汪伪76号制造的中行别业血案等系列破坏活动，导致整个金融界人心惶惶。
淞沪抗战期间，周作民在回复远在成都的傅锐函中写道：“沪战累旬，牺牲殊烈，暴邻侵逼太甚，正不知抗战伊于胡底。国人罹此浩劫，可胜慨叹！”战争刚刚开始，结束遥遥无期。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一个银行家的感受，也是全体国人的同感。从银行家的职业角度出发，周作民在函中说：“祗以抗战以来，金融界首当后方经济之冲要，因此繁剧益甚，尚容干戈戢止，再请从长计议耳。”抗战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因此金融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敌当前，其他事宜一切从缓。
1945年9月3日，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在致钱新之函中写道：“比年以来，道塗阻修，末由承教，偶一通问，亦复如骨鲠在喉，倾吐不得，悒悒之怀良不可任。十一日捷音到沪，举市若狂，弟虽积病之躯，亦不禁为之跃然而起。惟念八载锋镝，转徙流离者多矣，疮痍满目，休养生息自非短时期所可恢复，金融问题亦其一端也。”八载悲辱，一扫而空。在抗战胜利之日，许汉卿分别表达了战时忧郁之态、战胜欣喜之情和战后恢复之思，体现出银行家心系天下的情怀与使命感。
未雨绸缪 上海银行家的战时金融应对之策
在抗战时期，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均采取种种应对策略与措施，保护银行资产运转和存户利益，维持国家经济命脉，全力支持抗战，挺起了金融抗战的坚强脊梁。以下仅举几例说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华北局势危急，金融业大受影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未雨绸缪，对“本行之存款如何应付，放款如何安全”等，均采取许多应对措施，并及时下达各地分行，还对各分支行撤退、业务发展和人事安置等方面作了充分考虑。这对保全该行实力，避免损失，并为保持该行战时及战后业务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如1936年10月13日，陈光甫致函该行人事处经理徐谢康，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及银行业态势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此长时期之谈判，足以造成一种继续紧张之局面，因谈判既随时可以决裂，示威亦随时可以举行，示威而无效力，其势易于演成战争。”“目下各行竞争日趋剧烈，万一事态严重，各自顾不暇，难有合作可言。至政府银行，为供应财政上之需要起见，与商业银行争利则有余，予商业银行辅助则不足。”“盖我国金融制度始终无健全组织可言，政府银行亦只能顾己，不能顾人，故至市面紧张之时，各行非完全凭藉本身之资金以应付事变不可。”有鉴于此，他指出应对之策：“总之，在此时期之内，本行业务方针，应以负责安全为第一要义，而不以利益为经营之重要目标，故一方面维持固有之充厚准备，一方面更望节省开支，以轻负担。”
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多方探悉平津情报，及时向总行汇报。自1936年起，资耀华与总经理陈光甫、副总经理杨介眉、上海总行经理赵汉生等函电交驰，以便研判时局，制定应对之策。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交通银行总行改为总管理处，总经理唐寿民驻港办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进攻香港，驻港英军抵抗18天后投降。其间，在重庆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想方设法与唐寿民联系，指示善后，但因战事紧张、交通断绝，双方联络不甚通畅。如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为应对危机，钱新之即致唐寿民加急密电：“四联今集议紧急应付办法：（一）沪四行停业，暂不必复业，候政府指示；（二）港分行与英美银行采共同态度，总处人员尽可能设法内迁；（三）四行内地存券集中调度，仰腊存券赶速内运，海外印券催印催交；（四）增高利率，吸收存款；（五）紧缩贴放农贷并暂停单独放款，已放者催收；（六）请政府紧缩预算，酌停一部份建设事业及收购物资。”关于驻港办事同人的人身安全，钱新之极为关切，尽可能作了较为妥善安排。12月9日致电唐寿民：“邮既不通，电恐受阻，总处在港机构将不能行使职权。中行宋、贝均来，兄独留港，弟颇感不安，即祈兄与尊眷及叔豪兄同来。今晚有专机飞渝，已与交部接洽。”11日电：“当局盼兄与作兄迅即同来。”15日电：“八日至十一日共发兄及子、叔、北诸兄十五电，未知能达一二否。……港事及同人如何安排，寝馈难安。”因通讯不畅，31日又通过桂行杨善钦及茅弼仲转致唐寿民：“此次突受惊悸，贵体如何，至为系念。大兄与各友朋切盼兄早日莅止，共扶危局。”并请秘书李北涛转告其子钱廷玉及婿王蓬处理香港寓所事宜：“港寓归并紧缩，书桌柜内要件寄存金城，书籍有碍者销毁。珽、蓬能离即来后方。”尽管钱新之心急如焚，作出种种努力，但后来唐寿民还是被日军逮捕，押回上海主持交通银行“复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有大量钞票和公债票寄存在菲律宾马尼拉中兴银行，情势危急，宋子文、贝祖诒不得不转请钱新之帮忙，派交通银行驻马尼拉职员会同中兴银行薛敏老，将这批钞票及公债票就地截角销毁，以免为敌所用。
留沪或赴渝 上海银行家的选择与命运
上海沦为孤岛后，跟随国民党政权赴陪都重庆，还是继续留在上海，成了银行家群体的分水岭。各人选择不同，路径不同，命运亦迥异。留在上海的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协理兼沪行经理吴蕴斋，中国银行吴震修，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由香港押回上海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都属于留沪者。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则属于先留沪后赴美，而钱新之、陈光甫等属于赴渝者。
周作民曾与唐寿民等同时在香港被日军拘留，1942年4月遣送回沪。1942年5月，钱新之致吴鼎昌函中曾提及两人被遣送回沪时间：“唐寿民暨周作民兄均于上月十四日由港抵沪，惟是否自由，不得其详。”周作民1943年1月被汪伪政府任命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3月被指派为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监事，但均未就。他虽刻意避嫌，但由于一方面日方不遗余力不断拉拢，另一方面他日友众多，并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要人往来甚密，这位“灰色银行家”就不可避免地被攻击有汉奸嫌疑。他在日记中述及：“据告又有电渝攻击余者，大致谓余数年来操纵金融，发国难财，与敌方要人往还，又与中央高级官吏通信等条。”好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承认周作民“在沦陷期间为中央秘密工作”，而免除了汉奸恶名。
但唐寿民、吴蕴斋就无可避免地背上了汉奸罪名。唐寿民担任了“复业”后的交通银行董事长，又兼汪伪全国商业统制会理事长。吴蕴斋则担任了日方控制后的《新闻报》董事长。抗战胜利后，两人被判入狱。还在抗战期间的1944年8月，钱新之就曾致电徐采丞，让徐力劝吴蕴斋辞去《新闻报》职务：“祈力劝蕴斋早日摆脱该馆任何名义，以免代人受过，将来各方恐难见谅。”抗战胜利后吴蕴斋的结局，证实了钱新之的预言。
相比留沪者而言，陈光甫、钱新之等银行家赴渝，李铭赴美，则是另一种选择。陈光甫以银行家充当外交家角色，先后赴美成功借款；李铭在美国纽约，则作为金融界使者，促成了抗战时期中美经济贸易的交流合作；钱新之则在重庆运筹帷幄，并利用丰富人脉，协调各方力量，为抗战出力。可以说，他们作为金融界中的精英人物，勠力同心，殊途同归，都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6 09: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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