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再认识
2016-01-07 09:12:50  来源：曾成贵  点击：  复制链接

　　四、促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综合因素

　　共产国际听了任弼时的报告，作出相应决议以后，任弼时正式接替回国的王稼祥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王稼祥带回的指示，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有研究就认为共产国际根据任弼时报告作出的决议，沉重地打击了王明的错误主张，充分地肯定和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27)

　　应当说，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包括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所作报告在内。从对两个报告的排比式梳理、分析可知，任弼时并没有触及十二月会议的矛盾。他对十二月会议主要内容的陈述，现在的文章多指为王明的错误主张。其实，这部分内容倒与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的论述基本一致。他明白地写着：“‘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不是不要现有军队”；“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等”；“使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起来，仅靠游击战不能战胜日寇”；“群众运动中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合法’与‘统一’’。(28)比较王明的报告大纲，所讲的并未超出这些内容。(29)

　　问题可能出在如何在实践中处置这些议题上。总的方向一致，不一定路径完全一样；总的目标相同，着重点也可能会有差别。抗战以来，在统一战线方面，初期是“左”倾。(30)毛泽东后来如此评价。王明回国，急于立威，拿洛川会议开刀，尖锐批评统一战线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两个问题上坚守立场。据张闻天说，十二月会议检讨了前段工作中“左”的缺点和错误，但也肯定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张闻天强调目前主要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发展”，不放弃党的独立性，“领导权不在争，而在做”；统一战线中的某些缺点，责任不能都由共产党来负；有人说过去没有拿住“抗日第一”，“这是过于把我们的责任强调了”；对友党应当是互相让步，“不是让步政策”。(31)他承认检讨过去有必要，但不能取消批评友党的立场，不是要拿自己的屁股给人家打。可以想见，这是说给王明听的。

　　真正起影响的，或者说对毛泽东有触动的，当是组织人事的调整和王明在会后另搞一套。(32)季米特洛夫说“需要有对国际形势很有研究的新人来帮助中共中央”(33)，王明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新人”。这次会议调整了中央书记处，王明增补为书记。为筹备党的七大，决定成立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则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组成。会后，王明到武汉从事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工作。后来，他承认自己在这段工作中“强调斗争性不够”，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任弼时也认为王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34)

　　王明不便再打共产国际的旗号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季米特洛夫的谈话起了关键作用，与任弼时的报告并无直接关系。王明在共产国际担任多种职务，是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但共产国际也没有让他取代国内领导人的意思。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就对他说：“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35)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又特别叮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36)共产国际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从组织上提出以“毛泽东为首”，这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双重保障。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9页。《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则把任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定在“大约三月底”，见该书第61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③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609页；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学术界》2004年第6期。

　　④李亮：《抗战初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世纪》2006年第5期；吴精通：《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不辱使命》，《党史文苑》2004年第5期。

　　⑤⑦(17)(18)(19)(20)(21)(23)(24)(25)(26)(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41、4、10、13—14、90—91、94，97、156、160、160、169、3页。

　　⑥(2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5页。

　　⑧(27)徐则浩：《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的历史贡献》，《学术界》2004年第6期。

　　⑨(11)(13)(15)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1、61—66、71—79页。

　　⑩(12)(14)(1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176、176—188、188—199、199—207页。

　　(2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6页。

　　(29)参见《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0—545页。

　　(30)(34)(35)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410、410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761页。

　　(32)关于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矛盾的分析，可参见田子渝：《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郭国祥、丁俊萍：《论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的合作和分歧》，《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期。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主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页。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7 09: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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