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纪念的功能彰显
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功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借助各种纪念方式、利用各次纪念契机,彰显了抗战纪念的社会功能。
(一)借助抗战纪念实施抗战动员
抗战纪念的首要任务在于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赢得抗战胜利。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针对投降派“战则亡,不战则存”、“和则存,战则亡”的论调指出:“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14)呼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旨在消除投降、分裂论调的影响,以凝聚各方力量。皖南事变之后,为维护抗战大局,毛泽东在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15)1943年7月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大建议。宣言指出,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日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16)因此,利用抗战纪念之机,毛泽东和中共申明了团结抗战、合作抗战的主张。
(二)借助抗战纪念表达建国主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在筹划战后的国家建设。1938年抗战纪念前夕,毛泽东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提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17)对于这个国家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进行了总体勾勒。如这个国家有独立民主的政府与代表人民的国会,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各民族是平等的,经济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18)。1942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19)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对战后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设计。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20)这里涉及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政外交、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战后中国的轮廓清晰可见。如此,抗战纪念的表达功能得以充分显现。
(三)借助抗战纪念彰显中共地位
中国共产党担负了敌后抗战的任务,但由于自身传播能力有限,加上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报道,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形并不为国统区、海外民众所了解。正因为如此,借助抗战纪念彰显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成为必要。1941年5月,毛泽东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中明确表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21)毛泽东借助抗战纪念,阐释、彰显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毛泽东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在党外,“要表扬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并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是能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办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能够走向光明胜利的道路”;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22)力图通过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提升中共的地位,增进民众对中共的认同。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时指出:“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23)这里申明了敌后战场的作用,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制度创新。《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也指出:整个中国战场,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这是对两个战场关系的揭示。对于敌后战场的贡献,宣言指出:“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通过总结敌后战场的抗战,彰显了中共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宣言还指出:“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24)这就借助抗战纪念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脉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有助于提升中共的地位。
(四)借助抗战纪念协调党派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毛泽东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蕴含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用意。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呼吁“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25),包含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诉求。针对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强调:“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磨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抗战到底”。(26)这里表达了消解国共两党关系危机的愿望。1942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请他考虑利用“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请王向蒋转达。7月2日,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时提出:“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27)可见,毛泽东见蒋心情迫切。7月7日,中共在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28)如此推崇蒋介石,为的是协调国共两党关系。7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代表蒋介石对其父周懋臣去世表示吊唁的张治中,提出希望同蒋介石面谈。周恩来当日将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同蒋谈些“解决问题的意见”。(29)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提出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则认为,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提出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二人见面时机不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鉴于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蒋认为目前正是解决边区的好机会,甚至误以为我“七七”五周年宣言表明我已屈服。如同毛泽东会晤,蒋会利用会晤以“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境地。周恩来估计同蒋会晤的可能前途:一是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着万不能不防”。周恩来提议林彪出面,“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30)这次会谈后来并未举行,但从中可见毛泽东利用抗战纪念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思路。1943年抗战纪念之时,国民党正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在发表纪念“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仍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31)
协调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是抗战纪念的旨趣所在。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就表示:“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32)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政权的设想,赢得了民主党派的认同。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33)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了协调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愿望。
(五)借助抗战纪念塑造国家形象
毛泽东在主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过程中,注意彰显中国抗战对于争取世界和平、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以塑造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34)将中国抗战胜利与全世界永久和平联系起来,彰显了中国抗战的地位。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指出:“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35)通过比较,说明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和支撑中国持久抗战的原因,彰显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六)借助抗战纪念协调国际关系
为赢得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毛泽东利用抗战纪念之机,表达对苏联的推崇。他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时表示:“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36)这里表达的是对苏联的信任和期望,有利于中苏关系协调。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办公厅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时,对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37)这个评价将苏联的作用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对于中苏关系协调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不无积极意义。
除协调中苏关系外,毛泽东还注意利用抗战纪念协调与英美的关系。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按照毛主席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38)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宣言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中第一项就是“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39)如此,借助抗战纪念表达了联合英、美的愿望。
抗战纪念功能的彰显,体现了毛泽东的政治谋略与政治智慧,诠释了毛泽东倡导或参与抗战纪念的深层用意,说明了抗战纪念的必要性。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6-01-09 1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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